孟子说：“这就难以说得明白了。浩然之气的特点是：至大至刚，用正道去培养它，一点不加伤害，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无处不在。浩然之气，必须与正义、真理配合，没有正义与真理，它就空虚无力了。浩然之气是由正义的积累所产生的，不是突然的一次正义行为所能取得的。自己的行为有愧于心，那气就空虚无力了。所以我说，告子不曾了解义，因为他把义看成心外之物。一定要通过道德实践去培养它，而不要停止。心里要时时记着它，但也不能违背规律帮助它生长。不要像一个宋国人那样。宋国有一个担心禾苗长不起来而往高拔的人，累得筋疲力尽才回家。他对家人说：‘今天我累坏了！我帮助禾苗长高了。’他儿子赶忙跑到地里一看，禾苗都枯萎了。天下之大，不帮禾苗生长的人是很少的。以为培养没有好处而放弃不干的人，就是种庄稼不去除草的人；帮助禾苗生长的人，就是把苗往高拔的人——这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害了它。”
解读
孟子说完了自己和告子的“不动心”的不同，公孙丑又问孟子：与告子相比，您长于哪一方面？孟子告诉他有两点：一是知言，一是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正是告子所缺乏的。
所谓知言，就是尽心知性，凡天下之言，都能穷究其理，而认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下面有解释）。气是充贯人体、本来是“浩然”的，但失于培养，所以萎缩而空虚无力。孟子就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使其恢复原有的样子。正因为孟子“善乔吾浩然之气”，所以身当大任而不动心。
公孙丑问孟子：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说很难说明白。因为浩然之气，无形无声，全得靠个人的体验。孟子解释“浩然之气”说：浩然之气“至大”，无可限量；“至刚”，不可屈挠。它本是天地间的正气充贯吾身者，成为人的正气。但是，这股浩然之气常常因为私欲而受到伤害，变得空虚无力。想培养它，必须与正义与真理配合，而且不断积累才行。培养浩然正气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要不停地坚持培养。为了说明这一道理，孟子讲了宋人揠苗助长的故事。自古至今，人们都急功近利，结果常常是反受其害。这个故事对我们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原文
“何谓知言？”
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译文
公孙丑问道：“怎样才算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呢？”
孟子说：“偏颇的言辞，我知道它片面性之所在；放荡的言辞，我知道它失足之所在；邪僻的言辞，我知道它叛离正道之所在；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之所在。这四种错误言辞，从思想中产生出来，必然要危害政治；在政治上去推行，必然要危害各项事业。如果圣人再出现，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公孙丑说：“宰我、子贡善于言辞，冉牛、闵子、颜渊善于讲德行，孔子兼有两者之长，但是他还说：‘我对于辞令是不擅长的。’您的品德高尚又知言，那么您已经是圣人了吧？”
孟子说：“哎！这是什么话？从前子贡问孔子道：‘老师您已经是圣人了吧？’孔子说：‘圣人，我做不到；我是学习不知道厌倦，教人不知道疲劳罢了。’子贡说：‘学习不知道厌倦，是智；教人不知道疲劳，是仁。既仁且智，老师您已经是圣人了。’圣人，连孔子都不敢自居，何况我呢。你说的不对。”
公孙丑说：“从前我曾听说过，子夏、子游、子张都各有孔子的一部分长处；冉牛、闵子、颜渊大体近于孔子，却不如孔子那样博大精深。请问老师，您自居于哪一种人？”
孟子说：“暂且不谈这个问题。”
公孙丑又问：“伯夷和伊尹这两个人怎么样？”
孟子说：“不是一条道上的人。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他不去服事，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国家政治上轨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混乱就退而隐居，伯夷是这种人。什么样国君都可以服事，什么样百姓都可以使唤，国家政治上轨道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混乱也出来做官，伊尹是这种人。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辞职就辞职，应该继续干就继续干，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孔子是这种人。他们都是古代圣贤，我还没能做到他们那样。若问我的心愿，我要学习孔子。”
公孙丑问道：“伯夷、伊尹与孔子不都一样是圣贤吗？”
孟子说：“不！自有生民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问道：“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没有相同之处吗？”
孟子说：“有。如果得着纵横各一百里的土地，而以他们为君王，他们都能使诸侯来朝觐，统一天下。如果干一件不正义的事情，杀一个无辜的人而能得到天下，他们也都不会干。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公孙丑又问：“请问他们不同之处在哪里？”
孟子说：“宰我、子贡、有若三人，他们的智慧足以了解圣人。他们即使有缺点，也不致偏袒他们所敬爱的人——孔子。且让我们看看他们三人是怎样称赞孔子的。宰我说：‘依我看，我的老师比尧、舜强多了。’子贡说：‘考察一国的礼制，就能了解它的政治情况；听听一国的音乐，就能了解它的道德水平。即使从百代以后去评价百代以来的君王，任何一个君王都不能违离孔子之道。自有生民以来，没有人能和老师相比。’有若说：‘难道仅仅是人有高下的区别吗？麒麟和走兽，凤凰和飞禽，泰山和土丘，河海和水沟，都是同类；圣人和百姓，也是同类，但却远远地超出了那一类，大大超出了他那一群。自有生民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
解读
“知言”不是目的，知言是为了知人。朱熹说：“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孟子平时所接触的，主要是社会上层人士，所以他的“知言”，主要是知诸侯、卿大夫之言。他们的言语之失，表明其心之不正，这必然要影响到政治。政治上的措施失当，国家将要受损，百姓就要遭殃。孟子的“知言”，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为了国家和百姓。所以他说：“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接着，孟子就由言语、德行谈到圣人孔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孔子逝世后也不过一百五十年，以其言语、德行、事功把尧、舜之道继承发展，传于后世，被人们推崇并奉为圣人。有子说的好：“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在本章中，孟子由不动心谈到知言、养浩然之气，以及对孔子的称赞。只有“心通乎道的人，才能发此宏论”。宋程颐对此章的评语是：“孟子此章，扩前圣所未发，学者所宜潜心而玩索也。”（《孟子章句集注》）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凭着武力又假借仁义之名为立国方针的，可以称霸，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力的强大；依靠道德来实行仁义为立国方针的，可以使天下归服，这样做开始不需要国家有多么大——商汤王凭着纵横七十里，周文王凭着纵横百里，就使天下归服了。凭武力使人服从的，并不是从心里归服你，只是因为他的力量不大才服了你；凭德行使人服从的，是从心里诚心归服你，就像七十多位弟子归服孔子一样。《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不心悦诚服。’正是这个意思。”
解读
战国时代各国都想以力称霸，而不采用孟子的以仁义立国的学说。孟子在这里就把以力称霸和以德服人的两种为政之道作了比较。以力称霸者有时还披着仁义的外衣，其目的就是叫人服他，而老百姓也不敢不服。而以德服人的，本无意于叫人服从自己，只想行仁义，使人民摆脱苦难，但老百姓却从心里归服。以力服人，必须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而以德服人，开始并不需要有强大的国力，由于老百姓都来归服，所以国力自然会强大起来。商汤王开始不过有纵横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开始不过有纵横一百里的土地，但后来都统一了全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
宋朝的邹浩说：“从古以来，论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孟子章句集注》）
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译文
孟子说：“诸侯卿相实行仁政就荣耀，不实行仁政就会遭受屈辱。今天的人们厌恶屈辱，却干不仁的勾当，这就像厌恶潮湿，却自处于低洼之地一样。假如真的厌恶屈辱，最好以德为贵而尊敬士人，使贤德之士居于上位，才能之士有职有责；这样，国家就可以无内忧外患，如能趁这个时机，再修政治法典，即使是大国也一定怕你了，你再也不会受屈辱了。《诗经》上说：‘趁着老天没阴雨，桑树根上剥些皮，门儿窗儿都修理。看看你们树下人，有谁敢来把我欺！’孔子说：‘写这首诗的，是懂得大道之人吧！能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谁又敢欺侮他！’如今国家没有内忧外患，人们就趁这个时候，去追求享乐，懒散闲逛，这等于自己招祸。是祸是福，都是自己找来的。《诗经》上说：‘永远配合天命，自然求得多福。’《尚书·太甲》说：‘天降灾祸还可以躲避，自作的罪孽，逃也逃不脱。’正是这个意思。”
解读
“好荣恶辱”是人之常情，身为诸侯卿相者也不例外。但现实情况是，人们憎恶屈辱却干着不仁的勾当。那怎么能免于受辱呢？要想脱离不受屈辱的境地，最好的办法是“责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是国家振兴的最好时机，趁这个时候，如能进一步修明政治法典，即使是大国，看到你朝廷里充满正气，政治上了轨道，国势一天比一天强，也一定会怕你，你就再也不会受屈辱了。可是，当时诸侯没有这种精神，孟子就举出《鸱鸮》诗来鼓励他们。
《诗经·豳风·鸱鸮》是一首别具一格的禽言诗，它是以小鸟的口吻诉说她受鸱鸮（猫头鹰）和人的迫害以及自己的辛勤。第一段是控诉猫头鹰吃了她的孩子，要求它不要再毁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巢。孟子引用的是第二段，是说小鸟不灰心，趁着天气晴朗，辛辛苦苦把巢修补好，她相信树下的人不敢来欺侮她。《鸱鸮》本是一个受迫害者借小鸟之口的个人抒情之作，而孔子却把它提高到治国的大事上，予以很高的评价，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
最后，针对在上者只图享乐不图进取的现状，用《诗经·大雅·文王》和《尚书·太甲》的话，告诫那些人，是福是祸，都是自取。特别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句话，等于是给时人以至于后人敲起了警钟。
原文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译文
孟子说：“尊重贤德的人，使用有能力的人，才华出众的人都有官位，这样，天下的士子都会高兴，愿意到你的朝廷上来做官。在市场上，供给储存货物的房舍而不征税；如果货物滞销，国家将依法征购，以免积压，这样，天下的商人都会高兴，愿意到你的市场来做买卖。关卡，稽查而不征税，这样，天下的旅客都会高兴，愿意经过你的道路去旅行了。农民，助耕公田而不征税，这样，天下的农民都会高兴，愿意在你的田野上耕种了。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额外的雇役钱和地税，这样，天下的百姓都会高兴，愿意做你的百姓。果真能实行上述五项，那邻国的百姓就把你看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邻国的国君如果来攻打你，那正像率领孩子们去攻打他们的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没有能够成功的。像这样，就会天下无敌。天下无敌的人就叫做‘天吏’。如此而不能统一天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解读
从《孟子》一书的开始，孟子谈政治，就要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本章在孟子提出的五项措施中，有四项是经济问题。人民过不上安定的生活，政治怎么能搞好呢？这就是儒家的“养而后教”的精神，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孟子五项措施的提出，正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弊端的。我们通过本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在朝廷上，贤人不受尊重，能人得不到重用；市场上，商人受限制、盘剥，关卡林立，乱收关税；农民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负担更重，“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章句上》）；一般百姓也要缴纳雇役钱和地税。如果孟子的主张得以施行，本国百姓不用说，邻国百姓也要“仰之如父母”。
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国家实行呢？原因就在于，统治者为了扩充国力和满足自己享乐的需要，要想方设法聚敛钱财。有一次，鲁哀公问有若：“国家的收入不够开销怎么办？”有若说：“那就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吧。”哀公说：“十分抽二我还不够用，怎么能实行十分抽一呢？”（《论语·颜渊》第九章）哀公的话说出了各国诸侯的心声，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时百姓负担之重。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