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社会革命就是指实现土地国有。核心内容是“土地”与“资本”。针对土地问题，孙中山提出“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之主张。其具体做法是实行“土地国有”，地主自己呈报地价，如地主报价高，则政府可照价抽税，如报价低，则政府可照价收买。如此地价高涨时，政府税收增加，可以为人民谋福利，改善人民生活，而地主不增其利，从而达到均贫富。“平均地权”为限制地主财富之不断增长。“节制资本”是为限制资本家财富之不断积累，以避免社会发生财富分配不均，出现当时欧美出现两极分化之社会问题。孙中山进行社会革命的内容亦包括文化内容。提倡西方“博爱”思想，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教育救国”亦是孙中山社会革命中重要组成部分。
（二）孙中山社会革命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社会革命对近代中国人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第一，农民阶级思想初步觉悟。以“耕者有其田”为鲜明标志的“平均地权”主张具有积极意义，原先微弱而朦胧的反封建意识较为强烈和鲜明起来。农民阶级摆脱封建桎梏和要求土地的愿望得到进一步的反映。但是由于“土地平均”并没有真正实施，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没有实现，因此思想觉悟仅仅处于萌蘖状态。第二，工人阶级思想的进步。“节制资本”有利于社会财富分配均匀，有利于财富向工人阶级流动。因此必然引起工人阶级思想发生积极变化，使得其开始担当起实现民族富强的责任来。第三，教育重视程度提高。封建统治下的人民，对教育鲜有重视。人们上学堂目的在于中举为官光宗耀祖。人民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逐步形成，兴学育才观和教育救国强国观得以树立。第四，知识分子放眼世界的意识增强。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对西方先进文明知之甚少，在孙中山等前人的影响下，知识分子放眼世界意识增强，留洋出国，以实际行动报效国家，渐渐融入世界潮流中。第五，主观主义的形成。民生主义存在消极内容，“中国的落后”有利于“防止资本主义”的思想，“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些思想致使人民怀有超现实的主观思想，导致缺少对光明之未来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进而使振救中国、恢复中华的事业受挫。
从总体上看，孙中山革命思想即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亦是对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沿袭与借鉴，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新的向上的政府以及自身得到解放的实际需要，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民族问题上，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影响了当时处于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激励起了人民的民族责任意识，让他们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其“自由”、“民有”等思想，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这莫过于一次思想大洗礼，致使其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毅然接受外来“自由”、“民有”等思想。在民权问题上，其“平等”、“民治”等思想，对当时没有平等地位以及没有权利治理国家的人民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平等”、“民治”等思想表达了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人们的真实愿望，使其要求自由、平等以及自身合法权利的欲望愈加强烈，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政治上的权利提高到了新的高度。新政权的诞生以及在这个新政权里他们拥有了过去没有的“平等”以及治理国家的权利，其思想被民主共和意识所同化。在民生问题上，其“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思想对当时普遍无其田的广大农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农民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把土地放在了生活的中心位置。“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在当时的农民中掀起了新的思想高潮。
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那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对近代中国人思想的启蒙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它也存在历史与阶级的局限。对于存在的弱点与不足，我们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思考而不能苛求于前人。同时我们也应该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指导现实问题。今天，我们亦在大量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应该学会合理取舍，全盘西化只能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消失，故步自封只能让我们在狭隘的空间里艰难生存。大胆接受西方的一切文明，坚持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文化精神，对其进行鉴别、选择、消化、吸收，使其在新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不断创新以及发展进而超越。与此同时更应该对他那种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精神进行继承和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蒋明成
【摘要】政治现代化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是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以武昌起义为开端的辛亥革命则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无疑向前推动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现在的我们正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作贡献。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政治
从现代化理论的视野来看，辛亥革命是近现代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促进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权威的理性化，即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第二，政治现代化包含着政治功能专门化；第三，政治现代化包含着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
一、辛亥革命推进了中国政治权威的理性化
政治权威的理性化，亦即由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或种族的政治权威。理性化的权威对外坚持民族国家的主权，以抵制外国的影响；对内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以控制地方性和区域性权力。因此，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的整合，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
（一）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对外态度
在清政府后期，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外来侵略，清政府消极抗战，一度以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等来对待外来侵略。辛亥革命后，中国对外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改变。以湖北军政府在辛亥革命后对外政策为例。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革命党人建立了湖北军政府，他们强拉原清军协统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湖北军政府采取了避免同外国人发生冲突的对外政策。即：“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造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偿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将一律保护；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之物品者，搜获者一概没收。”
而这些对外政策实际上是取之于同盟会1906年所制定的《革命方略》中的对外宣言。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尽管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有其严重缺陷，但它在不给帝国主义列强以干涉口实方面具有策略性的意义，有助于革命的展开，这不可以不说是中国政治权威理性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举措。
（二）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对内主张
在中国传统社会，君主被视为天子，是神圣的权威。皇帝高居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地方听命于中央，中央听命于皇帝。可见，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积习相传的神圣传统为基础，属于传统型的政治权威。而“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则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代表选举，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可见，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而代之以中华民国，已不再是改朝换代，沿袭封建传统的政治权威，而是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了第一面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辛亥革命打破了旧中国传统的、宗教的、家族的、种族的封建权威，摧毁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模式，确立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新的政治价值准则和新的观念。
此后，帝王、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和时代意识。主权在民的权力合法性原则被肯定，人民大众在社会中的神圣地位予以凸显。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法理型的政治权威。而法理型权威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法律在社会中的神圣地位，统治者完全按照法律所授权的范围来治理社会，亦即坚持中央政府的主权，以控制地方性和区域性权力。所以，法理型权威统治所依靠的主要就是非人格化的权威，即理性化的法律制度。在法理型统治社会中，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领袖、官员，抑或普通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约。
二、辛亥革命引起了中国政治功能的专门化
政治功能的专门化，即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和科学都应由专门化的机关去执行，应从政治王国中分离出来。组织变得更精密、更复杂、更有纪律性。职位和权力的分配越来越以个人成就为标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出的五权宪法正好体现了政治功能的专门化这一特点。五权宪法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对于宪法的创见，是孙中山的重要思想。五权宪法的核心就是把政权和治权分开，由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治权相对于政权称能，故称权能分治。人民的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权。政府实施治权，采用五权分立体制，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与此相应，中央政府实行五院制：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权，所以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国民大会可以选举并罢免总统，对监察与考试两院院长行使同意权，另有修宪权。
政府只能行使治权，设置总统，作为元首，由国民大会选出。总统提名行政院长，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行政院长之提名需要立法院投票，由总席次超过二分之一的多数可决为同意，总统才能正式任命。总统发布政令必须经由行政院长副署。立法院近似西方国会，行使立法权与预算权。另外将西方国会的调查权分出，由新设的监察院行使，并赋予监察院中国古代的弹劾权，以及现代国会的审计权。监察委员类似古代的御史，由各省与各直辖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另外把政府公务员考试与人事考核权由行政权分出，另设考试院，主管全国公职考试命题典试等业务。司法院则仍行使司法权，内设大法官会议，专司解释宪法。司法院下另有最高法院，为三级三审的终审机关；以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监察院通过弹劾之公务员的惩处，由此委员会主管。司法院也负责管理各级法院。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政治参与的扩大化
政治参与在普遍意义上讲，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以及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并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和实现自我价值为目标的政治行为。因此，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就主要表现在公民参政意识的增强及参政主体范围的多样化。在现代国家中，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公民已直接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或团体在超于村镇层次上参与政府，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政治社团），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一）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政治参与扩大化的思想核心是公民参与意识，即公民意识到了自己作为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以及所拥有的公民权利，进而具有积极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公共权力运行的主人翁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它推动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多元化、大众化、民主化发展，拓宽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面。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各种社会形态中。无论是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都没有发言和打听的权利！而那些身为官吏的，操有审判的所有权力，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至于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民都因惧死刑不敢从事，所以中国人民无一不被困于黑暗之中。其政治系统呈现着高度的封闭性，政治成了统治阶级专有的事，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在做什么，封建统治者明令禁止人们上书陈言，人们的参政意识完全被扼杀在摇篮。因而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也就只能是帝王政治而非民主政治。
辛亥革命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制度的创设，《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再加上共和政治赋予公民的选举权，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感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懂得行使民主权利，民众的政治意识觉醒了，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他们在各级政治组织的选举过程中，对国家政治生活表现出了普遍的关注，出现了“任官举职，权柄恒不自上。往往司长所辟除者，地方人民辄投函或径谒司长，要求更易，甚至已易数人不能决”的情况。民众“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政治气氛活跃，政党意识十分浓厚。各阶级、阶层均积极创建政党，并通过政党实现执政或参政的目的。
诚如孙中山所言：“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
（二）政治参与主体范围的多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