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包含着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亦即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的扩大及其多样化。在现代国家中，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公民已直接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或团体在超于村镇层次上参与政府，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政治社团），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传统社会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政治参与的主体主要是君主、士绅和地主，而一般的民众很少有组成团体来参政的。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制定前的国家根本大法，确立了主权在民和中华民国国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这一较为具体、完备、系统的根本大法的产生，确定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平等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及应尽义务，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原则。关于国家的权力主体，《临时约法》在《总纲》中开宗明义地规定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在《人民》章中它又规定了，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举等权利。
于是，更多的人对国事政事发生了兴趣，开始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过去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民众现在参与了这个体系，这都充分说明了民初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有利于政治稳定。在政治参与主体扩大化的过程中，最显著的莫过于民国初年的妇女参政问题，孙中山在给一些妇女团体的复函中提出：“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据此，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女子有参政权的议案，破天荒地宣布赋予几千年来备受歧视的妇女以参加各级政权的权利。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女子北伐队、女子参政团、女子自由党等女性社会组织。女子参政风潮的出现，正是参政扩大化的最有力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进步。
四、辛亥革命在政治现代化上的不足及带给我们的启示
亨廷顿认为，要达到政治现代化的上述三个标准，即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功能的专职化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必须首先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国家适应能力增强，不断地推动社会的经济改革；二是国家有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其制度之内。
然而作为近现代中国新生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由于当时国内反动顽固势力的抵抗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阻挠，以及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缺陷，还未能在实质上完成统一，在国家的适应能力上更是经不起挫折，也就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江河日下。再者，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重视的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严重依赖民族资本主义等，而忽略了在当时人口众多的最需重视的新生力量——农民，没能及时将其纳入制度考虑范围之内，使得中国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根基不牢。
辛亥革命在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带给我们的启示：后发展国家要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关键所在就是现代化领导阶层的巩固，即是说国家政权要掌握在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和决心的强势政府手中，时时刻刻站在时代的前头，敏锐地把握世界的发展方向，并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带领全体国民走向现代化。只有建立起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民主的、有效率的政府，足以动员全国的物力人力资源，才能实现这一艰难的转变。
虽然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未能完全实现政治现代化，甚至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辛亥革命为后来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铺平了道路，为后来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为后来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以启示。总之，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辛亥革命的前奏——四川保路运动
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黄书龙
【摘要】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最直接的导火线，最先给腐朽没落、苟延残喘的满清王朝敲响了丧钟。它是旧民族主义革命的一个缩影，集中体现了20世纪初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本质及矛盾冲突，它是辛亥革命的前传，其历史意义和价值不容忽视，值得我们铭记和思考。
【关键词】辛亥革命；铁路国有；保路运动；反清起义
对于清末四川的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一般的历史文献是这样叙述的，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收回已允许四川商办的“川汉铁路”的筑路权，激起四川人民的反对，引发了保路运动。清政府派当时驻守于武汉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带兵入川镇压，端方走后，武汉的防务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由此爆发。四川保路运动也算是辛亥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在革命中，四川人民杀死了镇压保路运动的四川总督赵尓丰，建立了“大汉军政府”，四川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辛亥革命始于保路运动，而四川的保路运动才是辛亥革命的首义，而非之后的武昌起义。但是一般的文献史料中对于辛亥革命前四川保路运动这段流逝的反清反帝的英勇事迹的记载却是差强人意，下面笔者就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的背景、保路运动的经过，以及对保路运动的反思三个方面进行叙述。
一、四川保路运动爆发的背景
20世纪初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深入腹地，满清政府风雨飘摇，深深陷在“庚子赔款”的泥潭之中，为了扩大税源，应付赔款，借以稳定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清政府不得不应立宪派的主张宣布“新政”、“预备立宪”放宽对发展资本主义性质工商业的限制，间接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的近代化进程，并且提出“自设国内铁路，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政策，然而逾93%的铁路权益都被帝国主义攫取。四川，这个自古以来物产丰盈的天府之国也不能幸免，列强一直企图揽办四川的铁路。早在1903年7月新任的四川总督锡良到任之后，法、英、德、美各国使臣便“均以借款造路为请”，面临列强争夺川路的漩涡，锡良害怕“因此稍起争端，转多饶舌”，不利于自己的前程，且锡良认为四川这个地方“民情骚动，士习浮嚣”，义和团运动刚刚过去，“伏莽滋多，动辄借端思逞”，使他深怀戒心，如果路权让外人抢去，可能激起人民反对，导致外事争端，因此他加速自办铁路公司。1904年1月锡良依照商部《章程》集股设立川汉铁路公司，委任布政使冯煦为督办。川汉铁路公司原由官方承办，但是考虑到川汉铁路修造资金巨大，锡良与川省在京、在籍诸绅熟商集股办法，最后决定仿照历届办理积谷办法，“按租抽谷，百分取三，凡实收租谷在十石以上者，约按所收谷数提出三成，照市价折银，名曰“租股”，又拟定了“认购之股”（私人投资）、“官本之股”（国库拨款）和“公利之股”（用公司股款开办事业的盈余）。”此方案于1905年1月上奏并被通过，之后又增加茶盐股的规定，公司很大一部分筹款是强制从广大农民集股而来，因此，自公司成立以来，四川各绅商便与清政府围绕着公司领导权进行争夺。1907年《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的出炉标志着川汉铁路公司在名义上由官办改为商办，虽为商办，实则由官府官员和少数的大股东继续把持。“《续订章程》既体现了四川绅商自川汉铁路公司开办三年以来斗争的成果，又反映了四川绅商对封建势力的依赖。”此外，帝国主义列强一直对川汉铁路虎视眈眈，公司运行对他们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帝国主义对川汉铁路并不死心，一直在旁伺机而动；但改变了“体制”的川汉铁路公司不仅没有消除官办公司的弊病，反而新增了商办公司的弊病，种种原因致使各界怨声载道，也给之后清政府收归国有留下依据。四川绅民自保铁路主权的事业，既受着帝国主义的威逼，又遭到封建势力的压制。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攻的斗争就必然贯串在筹办这条铁路的全过程之中。
二、保路运动爆发经过
1911年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旋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公开出卖川汉、粤汉铁路修筑权。消息传到四川，川民极为愤恺。同期爆发的保路风潮的还有粤、湘、鄂三省，但是在清廷对广东、湖南、湖北股东的股资基本按全值退还，余款或择期还清，或转成国家保利股票，风潮停息了；但是却拒绝归还在川汉铁路中占很大比例的农民的股金，因此四川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川民请愿力保铁路。即6月1日清政府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时任川督王人文发“歌电”，规定川汉铁路处理办法，“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久此电被公开，便立即激起铁路公司、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在川立宪派人士当即决定和平保路。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发布《保路同志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举代表赴京请愿。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会和各州、县、乡、镇、街、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众至数十万。在此期间，清政府的掌权者载沣，对四川官员的反映置之不理，盲目的督促落实铁路国有政策，忽视四川地区的保路运动情况。且没有认识到“在中国所谓皇权无所不至的集权体制中，皇帝的政策也要有各级官员的理解和配合才能真正落实下去”。统治者的无视及外围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加剧了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使之逐渐冲破了立宪派和平保路的方针。
9月5日，一份《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中“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此近乎武装起义的传单直接加剧四川保路运动的升级，各方势力也陆续加入，保路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民情激愤，矛盾加剧。此时四川当局也认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总督赵尓丰认为这件事的幕后主谋是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颜楷、张澜等人，只要把这些人控制起来，就能控制事态的发展。9月7日，他假借清廷已同意保路同志会的要求，将这些人骗到总督府，扣押了起来。被激怒的保路同志会自发聚集起来，想冲入总督府将人抢出来，赵尓丰下令卫队开枪，有32人被杀，“成都血案”由此而发。当天，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经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保路运动已演变为全川各族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至此，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到第三阶段——反清大起义。同志军起义使清廷震恐，急调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是时，全国革命党人加紧活动，各地形势紧张。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四川的革命。11月21日，广安州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宣布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川东南五十七州县响应独立。27日，入川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端方，同一天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至此胜利结束，四川人民率先扛起了反清独立的大旗。正如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四川保路运动是全省各阶层人民团结努力的结果，三阶段相互呼应，少了其中任何一环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体现了全川人民反对压迫，争取主权，求新变革的坚定信念。
三、保路运动反思
四川保路运动，初始目标只是四川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压榨，继而引发的一系列反清斗争，最后促成了辛亥革命在武昌的爆发，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看似简单的铁路风潮，实则折射出了自1840年至20世纪初半个多世纪中所有中国人民希望摆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榨的愿望，四川保路运动则是其间的一个缩影，集中体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国内外各阶层的矛盾及该时期内广大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英勇事迹。围绕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的矛盾，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两大矛盾的矛头则直指已沦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满清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