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人生半载年华，似沙漏一般。转眼，在时光的烟尘里，黄彩玉两鬓的青丝不觉已悄然隐现白发。在苦涩的日子中，让她倍感欣慰，也看到希望的，是儿子们都已渐渐长大成人。
大儿子可行，身材架势和长相最像他父亲了。从他的举手投足间，彩玉偶尔会想起从前丈夫在世时的光景。可惜白面书生似的大儿子，因家庭成分关系，早早就辍学，帮母亲做家务劳动及田头农活。他16岁正式入社，开始自己挣工分，从4.5分起，后来5分、6分加上去，直到被评为县里的种粮大户。儿子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使黄彩玉很放心，且为之骄傲。
王可行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在村里也算有文化的人了，而且颇有经济头脑。那时，农村过年过节杀鸡鸭鹅时，常有人挑着担子，拿着蛇皮袋来收鹅毛鸭毛、鸡肫皮鸭肫皮。王可行看到了其中的差价。于是，每到十二月廿七、廿八，他就到各乡各村去收购这些东西，然后再卖出去，赚些小钱。
碍于脸面，可行不会像有的小贩那样，摇着个拨浪鼓扯着嗓门大声吆喝。他性格温和、不急不躁，挨家挨户推门进去，叫声阿叔阿婶，或大伯大妈，问他们鹅毛鸭毛有否。通常过年节头去收购，正在杀鸡宰鹅的人家随手就会卖给他。况且可行面相和善，一路去总是满载而归。
附近村民认得王可行，他去收购时大家都会拿出好货色来兑换。
一天，可行在邻居阿婆家收鸭毛时，刚好遇上母亲。阿婆对彩玉说：“昨天外地人到门口来兑换，我没卖给他们，知道可行过几天会来拿的。”
可行人缘好，可以走四方，这点很像他父亲。彩玉看着高高大大的儿子低着身子在拿零乱的鸭毛往编织袋里装，不禁心里叹息其生不逢时，他本该像他爹那样，是当乡官的料呀！
王可行女儿美君回忆说：“当时，相对于别人家来说，我家经济条件相对要好些，因为爸会动脑筋。所以，我读书时总能穿新衣服，这令同学们眼红。”
王可行还是村里第一辆手拉车的拥有者。那时他和老婆出门做手工生意，每人两角钱一天，每天四角。他们把赚来的钱积攒起来买了辆手拉车，使得村里的人非常羡慕。那时拉手拉车搞地下运输，是要偷偷摸摸进行的。为此，黄彩玉免不了有些提心吊胆。
被运动整怕了的黄彩玉，怕儿子惹出什么麻烦，常常关照他：“在人前别太显眼。”话是这么说，但为娘的谁不想儿子能过上好日子啊。每当小夫妻俩出去做小生意时，彩玉总兼顾着他们的家务及农田里的庄稼。
王可行不仅自己搞活了经济，还常帮助大家出点子，带领村里的人一起发家致富。20世纪70年代中期，可行老婆贺旦明的表哥在鄞县包了山，可行就去那里掏柴根。那时，工厂里烧窑，就湖取土，烧制青砖、青瓦。但因为煤少，就拿柴根作燃料。所以，农民上山砍柴除各家各户自用外，还有就是用它来作烧窑的燃料。
后来，可行通过表兄也包了山。一天可掏12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呢！一传十，十传百，乡里很多人知道了这发财消息后，纷纷上门来打听。
怕富是运动的后遗症，尽管黄彩玉心里矛盾，但她还是如实相告，并对儿子说：“乡里乡亲的，能帮助的地方尽量帮助。有钱大家赚，何况都是靠出卖劳力的活。”
而可行本来就是憨厚之人，于是乡村里一帮人跟着他去掏柴根。
干这活儿是十分辛苦的，掏啊掏，有时直掏地五尺多深才把根头挖出来！这些人年龄多数和可行差不多，都是三十多岁的壮劳力，平时上山砍柴，挑着200斤上下的重担走山路也是常事。但是同样付出，掏柴根卖掉的收获实在让人感觉这是值得的。
可惜好景不长。有人发现：人心不向农了，劳力归不了田。于是，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在十年动乱极“左”的年代，农村提倡的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切私有观念或行动都是非社会主义的，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便成为了“文革”时期农村经常性的革命任务。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江山颜色是否改变、红旗是否落地的大事。
可是，尽管如此，这资本主义尾巴年年割，却怎么也割不完。因生产生活的需求，社员们甘愿冒着东西被没收和自己被批斗的风险，让一些“资本主义尾巴”得以在夹缝中生存。
农民们总是在表面上应承，暗地里一有机会就去搞他们的自留地，在无人管辖的空地上悄悄种上几棵南瓜秧，或者在自留地旁边修修铲铲，不知不觉地扩大了自家农田的范围。有路道的人还常常伺机去搞些家庭副业，不敢明目张胆，就以请假走亲戚为名，外出跑一趟小生意。
为了割掉这些“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公社组织人员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鸡、鸭、鹅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只）数；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做小买卖，是否有投机倒把行为；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凡有违反规定的，一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采取措施，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财产。
王可行这样颇能做小生意的人，自然逃不过检查。况且他那辆显眼的手拉车，早就遭人嫉妒了。
一日早晨，天刚蒙蒙亮。黄彩玉去田头，看见可行拉着手拉车远去的身影，她知道儿子又拉货做生意去了。
也许是担心的缘故，彩玉下意识地朝后看了一下，身后倒是没人。但冷不丁旁边河埠头传来说话声：“什么年头，都开始变了！你看，地主儿子居然这么猖狂了。”彩玉闻声看去，见两个村里人在挑河水。另一个叹了声，应答：“唉，也别说地主儿子，人家就是富贵命啊！你说同样这地方过日子，我们为什么就做不了生意？！”那个发牢骚者不服气地道：“什么生意？这叫剥削！地主总改不了本性。运动一来，我看他们逃到哪里去，等着吃生活吧。”
彩玉加快脚步走向田间，闲话渐渐远去。但她听到了自己咚咚的心跳声，也许是惊心动魄的运动造成的后遗症吧。这些年，她每逢听到什么风声，预知运动要来，就会不自禁地心跳加快。
运动果然来了，村里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了。王可行不仅私自搞运输，还大张旗鼓组织人马去掏柴根，这“资本主义尾巴”也太显摆了吧。
王可行接受检查，结果退赔了113元，而那辆招人耳目的手拉车也以一百多元的折价上交。
为儿子的事，黄彩玉自然又担忧了好多日子。因为那时，不仅仅可行吃着风头，乐宾也被关了整整三天三夜。
不允许自由经营，不允许走村串乡，就只能在家种地。
但即便务农，读过书的可行与村里人相比，也出色得多。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自己家里有四亩田，后来两个弟弟外出做工去了，他们的田也由可行耕种，那总共就有十三亩了。他有文化，爱看报。当时，家里订了《科技报》，他从中了解并掌握了如何科学施肥、杀虫等知识。
可行还善于引进新品种，利用科学技术，培养优良作物。黄彩玉见人家种出来的洋芋艿小小的，而她的儿子种出来的个儿却很大，她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每当拉杂闲话农事时，听到乡邻夸可行脑筋好又能干时，彩玉就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通常人家一年种两季，早稻晚稻，而可行在晚稻收割后，还见缝插针种油菜、小麦等，那就相当于种三季了。
儿子家粮食产量高，质量也好。1983年，王可行被评上了县里的种粮大户。有一次，他还受到奖励，得到了一张凤凰自行车的车票。
儿子有出息，母亲是最欣慰的了。那回，黄彩玉在村头看张贴的红榜，在人堆中站了很长时间，她听周围乡人的议论，听大家对可行的赞扬，作为母亲，她的内心无疑是骄傲的。
可行女儿美君回忆：“奶奶在人前一般不会喜形于色，但在自己人前会说些真心话。记得那天傍晚看红榜回来，她边走边对我说，‘大家都讲我们家好起来了，是你二叔、小叔脑筋活络跟师父学泥工的结果。这下，对你爸爸总没话说了吧，他和大家一样扛锄头’。奶奶言下之意是，她的两个儿子外出闯世界不说，就连在家种田的儿子也搞出名堂来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