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小儿子阿光，上学后读书十分开窍，门门功课得五分。这也真应验了王松甫的命相论。
彩玉牢记丈夫的临终嘱咐，对阿光的教育和培养自然比对可行、乐宾来得重视。而客观上，家庭条件也有所转变，因为那时大儿子和二儿子毕竟已经在帮母亲承担了。所以，阿光之所以能比两个哥哥读书读得高，也真有运气的因素。按他爹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命了。
王泽光数学特别好，这使与他一起读书的邻居孩子的家长觉得不可思议，看阿光也不怎么用功的，小朋友们放学路上贪玩时他也照样玩，但他每次考试总是得满分。而自己家的孩子力道花煞，算术还是拎不清，做来做去错误百出。
回过头来想想，王泽光擅长数学，与他日后从事建筑行业有着紧密的联系。
数学与建筑都需要逻辑推理，都具有很严谨的推导过程，而且它们都需要想象。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石，从远古时代开始，造房子就离不开计算和几何。再说建筑中人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这些经济问题，都可以转换成数学模型。从建筑结构上来说，结构力学的计算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可以找一些梁高宽比，柱子直径与跨度的关系等等。所以，学数学特别好使的脑子，使王泽光在搞建筑时，有了格外的敏感度与超强的计算能力。
1981年，他带领的公司初进甬城创业，承接了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造价为20万元的宁波无线电一厂金工车间。这是当时他们承接的最大工程了。为了把这项大工程做好，王泽光对工程施工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十分认真，甚至对设计图纸中的有关数据都进行了仔细的核对计算。果然，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他发现车间门楼大梁的设计荷载与基础荷载均少算了三分之一，六楼大梁的设计也存在问题。于是，王泽光当即会同设计单位重新核对计算，并作出精确修改，从而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该工程完工后，厂方十分感动，不但郑重其事地向公司写了一封感谢信，还奖励给王泽光2000元现金。这件事在业界影响不小，使人们对初出茅庐的王泽光刮目相看，为他日后打开局面赢得了好声誉。
其实，王泽光在珠溪小学读书时，不仅仅数学好，在体育、文艺等各方面他都崭露了头角。跑步、游泳、打乒乓、踢足球，他样样出挑。可惜这些“武艺”只能下课后在自己学校的场地发挥一下，在全县小学生各项体育比赛中，是轮不到他出场的，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
对于这些不公平的遭遇，阿光从来不向母亲诉说。
但彩玉对于儿子因头戴地主儿子这顶帽子而入不了少先队的事，是知道的。因为邻居一些成绩不太好的孩子都加入了少先队，而阿光却没希望。但母亲不会明里安慰儿子，她觉得男孩应该自尊自强。有时，当孩子晚上做功课时，彩玉的目光偶尔掠过作业本，看到老师用红笔打着的一个个勾时，会适时地鼓励道：“要紧的是把书读好，有文化的人将来才能够有出息呢！”
当时，班主任很爱护王泽光，她觉得这样品学兼优的孩子，不让他加入少先队，太不应该了。有一次，班主任悄悄地把他的名字报上去了，上面没留意也就批了下来。
这事虽小，对孩子心灵的影响却很大。阿光表面上看似不在乎，但哪个学生会不向往童年时代这样一项神圣的荣誉呢？当老师告诉他已被批准成为少先队员时，阿光腼腆地笑了。
那天，他放学的步伐是轻快而欢跃的。晚上母亲从田头回来，埋头做作业的阿光报喜道：“我加入了少先队。”见母亲表情一愣，他就补充说是班主任帮他把名字填上去的。
彩玉一听就明白过来了，不由说道：“这老师真是好心人呢！”对于母亲来说，也许少先队员并不意味着什么，但事关孩子心理健康发展，那就变得要紧了。平等，不受歧视，这对出身地主家庭的孩子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样的老师确实令人尊敬，以至很多年后，王泽光还常常惦念此事。事业繁忙的他想起了从前关爱过自己的老师，仍会趁过年过节的休息日子，买上礼物前去探望问候。
王泽光小学毕业，接到珠溪中学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因为按以前的情况，地主子女是没有资格上中学的。但他就是有读书运，那时自然灾害结束，中央的决策层处于反思中，他们也在左右摇摆，一下“唯成分论”盛行，一下又觉得“唯成分论”过了头就不好。而王泽光小学毕业时刚好遇上刘少奇、邓小平提出要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于是，那封中学录取通知书就幸运地落到了他手中。
可对此，黄彩玉却犯愁了，因为这个时期大儿子可行要结婚，家里正缩衣节食地为他准备家什，而阿光读中学要付书学费，势必又将增加家庭负担。那阵子黄彩玉真是脚筯抖直，但她思前顾后，犹豫再三，最后拼拼凑凑还是让小儿子去读书了。为此，王泽光比同学迟上学一星期。落下的功课，后来他都赶紧追上去了，尤其是补俄语真是下了一番功夫。
在珠溪中学读书时，王泽光的文化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那时，初中毕业可考中专，他很想报建筑学校。那时候考中专比考普通高中要好，中专毕业就可以包分配。阿光很想早工作早赚钱，以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但这等好事哪轮得上地主儿子，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有资格报考。尽管一段时期的政策主张不搞“唯成分论”，但在一些重要事情上，政治倾向与阶级界线还是很分明的。
老师自然明白形势，婉转地对王泽光说：“你还是报考普通高中吧。”
可还没来得及读高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全国一片读书无用论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宣传中，初中毕业的王泽光结束了青少年时代的课堂学习。
但他很怀念母校珠溪中学，怀念这寸金寸光阴的美好读书时光，正是在那里，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后来，功成名就的王泽光不忘反哺母校对他的教育，出资给母校建造了一幢“泽光楼”，并先后投资几十万元钱，用于村里修路、安装自来水，以及大会堂的建造等。
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做人总要脚踏实地靠本事吃饭的。这是黄彩玉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们最朴素的熏陶。当小儿子阿光初中毕业时，二儿子乐宾做泥工已经很有名气了。最早在农村承接的大都是些零活，但对乡人来说也都是要紧的，事关眼下生计或身后的大事情，“打灶头、做坟头、砌墙头”，人们称为三件头。王泽光回忆时，对乐宾的手艺大加赞赏，说：“二哥活儿做得确实地道，打出来的墙括括直。”一传十，十传百，周围乡人听说后都来找他，活儿应接不暇。当时，他一天可赚1元8角，小酒喝喝，日子过得小安耽。所以，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他就首当其冲。
但不管如何，老百姓的日子总归要过的，这打灶头、做坟头、砌墙头的活儿哪省得了。风头过后，大家还得纷纷请乐宾上门去做。
老二这种被大家需要的价值感，也影响了老三。而王泽光从小耳濡目染母亲脚踏实地的生活方式，既然读书受阻，那就转向社会实践。当时形势下，跟自己兄弟学本领当然最保险了。于是，他就跟二哥学做泥工了。
王泽光文质彬彬的，骨子里带着王家血脉里那种儒雅气。他好读书，会吹箫、吹笛子、拉二胡，而命运竟如此诡谲，让其做起了风马牛不相及的行当——泥工。
历尽无常人世的黄彩玉，对于一切变故已习以为常。只要儿子们靠本领靠手艺能安身立命，便觉得妥当。当然，她心底也有隐隐的不舍。也许受丈夫命相学的影响，她私下认为小儿子吃泥匠这碗饭是与他不相配的。但在这年头，这境遇里，还能希望他做什么呢？
好在阿光从母亲那里学到了随遇而安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他跟着乐宾到处帮人家打灶头、砌墙头，吃苦耐劳，积极学习谋生的手艺。但他斯文气依然，忙碌之余仍会吹吹笛子，拉拉二胡。
不仅这些吹吹拉拉的技艺是他自己学会的，就连乐器也是他自制的。王泽光笑说：“其实最先做这些玩意儿的是二哥，他手工活儿都很在行。我是‘摸着石头过河’，依葫芦画瓢。做二胡时，用零碎木料拼成琴筒，再找蟒皮蒙上，然后买来琴弦，装上琴杆，轻轻一拉，嘿，还真像那么回事。”
他说来轻巧，其实做好一把琴也是要有钻研精神的。所谓“木不离分”，如果要琴音量音色好，外观手感都要美好，还真得涉及材料学、力学、声学方面的原理，这分寸要把握得非常准确。所以制作一把二胡也蛮费时间，而王泽光就有这般耐心，当空闲下来时，他就不紧不慢地凿凿铲铲，或用砂纸打磨琴筒，直捣鼓得自己满意为止。
琴声悠扬。当时乡里组织了一个青年俱乐部，每逢节庆或宣传需要时，一些文艺活跃分子就聚在一起排练节目。而多才多艺的王泽光，自然被青年俱乐部吸收进去了。因为那时农村会乐器的人毕竟少，他的吹吹拉拉很受欢迎。
但地主儿子这么风光，也招人妒忌和非议。有时，演出前夕忽然通知他二胡独奏节目被取消了。这些日子好不容易准备好的曲子突然不能上台表演了，王泽光虽有点失落，但很快就不当一回事了。
不让公演，我就自娱自乐。那种宠辱不惊的姿态，也真是成事业者所需要的品性与气质。每临大事有静气，后来王泽光在大展建筑宏图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那种从容豁达的修养，从他年轻时就已能看出几分端倪。
话说王泽光跟二哥学了几年泥工后，就有向外发展的打算了。听说到宁波做这一行的挣钱多，他就毅然前往打拼。读过书有文化的泥瓦匠毕竟少，相对来说，彬彬有礼的王泽光与城市人在沟通打交道上就显得较有优势。
初次创业带来的财富尤为足道。1978年改革开放，大地回春，到宁波的王泽光，接了江北一家两层楼办公房的活儿，竟赚了几千元钱。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家人都高兴煞了。
1980年公司成立，王泽光带领的团队首次承建第一项建筑面积为200多平方米的宁波解放路煤气站工程。被称为“李向阳进城”的王泽光从此真正踏上了由农村向城市发展的征程。
黄彩玉终于看到了曙光。到宁波发展没几年，王泽光就用积攒下来的钱回乡造了房子，盖了幢三上三下的楼房给母亲住。而他们自己已在宁波城里安了家，逢年过节回象山老家住上几天。那时政治形势也开始好转，母亲住儿子盖的新房子，迎送着前来串门参观的乡里乡亲，心里说不出有多欣慰。
当然，这些已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