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四川省一家银行调查，农民养一头85公斤的肥猪，每公斤按收购价3元计算，可收入255元，除去猪本60元左右；混合饲料150元，杂粮50公斤，折人民币45元；防疫费、医药费5元。养猪户收支相抵，所剩无几，还要赔进燃料、青干饲料、人工等。相比之下，屠宰一头85公斤肥猪，可得肉60公斤，每公斤按5元计算（市场上可卖近6元）可收入300元。猪头、蹄、杂碎肉可卖40元，除去各种税收，每头猪少则获利50元，多则70元。一天宰猪三头计，便赚150—210元。这便是“养猪一年不如卖肉一天”。
社会对其成员，有时往往有点“分配不公”。诸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做原子弹的不如卖山药蛋的”足可为证。就说“养猪”和“卖肉”吧，两者同时都在焕发出自己的最大能力和智慧为社会服务，可偏偏在报酬收入上差距如此之大。“养猪的”天生傻笨，天生素质低乎？非也，实在是因行业上的差异。卖肉成本低，周期短，而养猪成本高，周期长，怎能如人家呢？如果让诸葛亮养猪阿斗卖肉，那么我敢拍胸脯保证阿斗先住上小洋楼，而诸葛亮先生瞠乎其后矣！
今日的肉价为何上涨？恐怕是“养猪的”太少，而“卖肉的”太多吧。都去卖肉赚大钱，谁来养猪？“养猪的”一少，肉类的供给不就成了空话？肉价不也就“直线上升”了？如何使“养猪的”能够“如”（或接近）“卖肉的”，给“养猪的”更多点实惠，以刺激更多的人来养猪，恐怕要早日提到农村工作专家和“父母官”们的议事日程上来，其道理再也明白不过：人总是要吃肉的。
（原载于1991年3月10日《河北农村工作》）
闲聊“做东道”
每回乡里，必与儿时伙伴张八李六喝酒叙故，不亦乐乎。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做东道”。“做东道”是家乡早年“夜生活”的内容之一，就是几个至交在一起杀鸡做饭团，将熟鸡平均分解成若干份，每人取一份聚在一块吃。当然，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时代之产物。在逢晚便看电视、上舞厅玩卡拉OK的现代人看来，总觉得有点好笑。
说起“做东道”，总要忆起那桩引为饭宿茶余谈助的“凡人逸事”来。记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年，白天干活累得没命，可夜间“做东道”便显得津津有趣。几个好友，你宰鸡，我拔毛，他配料，倒是一大乐事呢。然而后来便不那么乐了，甚至渐渐“做”不下去了。原来，“东道友”中有两位叫大狗和牛四的，他们“发起”“做东道”最积极，可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来锅前灶后鼓吹了一番便脚底抹油，溜得无影无踪；只是当“东道”做得差不多时，他们便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端上他们所该得的那一份。他们坐享其成也罢了，竟也“鸡太咸”，“汤太淡”，“姜太辣”什么的怨艾开来。一次，两次也罢，时日一久，未免要受众人指责。谁料他俩反唇相讥，每每以“散伙”要挟，闹得不欢而散。打此，“做东道”就有点难了，虽屡屡有“发起”者，却无人响应，因为人们惧且厌大狗和牛四那号人。
本来，“做东道”是件大乐事，只要人心同，齐动手，拔鸡毛捏饭团，何难之有？“难”就“难”在大狗牛四式的人物混于其中，光吃不做，坐享其成，还要摆开架子，指手划脚，当评判员，打击他人的积极性。
“做东道”如此之难倒没什么，顶多是夜里吃不到肥鸡；可做事业，搞改革出现这样的现象那就有点不妙了。《三国演义》第五回中写曹操袁绍发起成立讨伐董卓联合大军，推袁绍为盟主，檄文与盟誓写得慷慨激昂气吞山河，但此“联盟”不几天就分崩离析了。何也？还不是联军中“各怀异心”按兵不动，坐享其成，从中渔利的“大狗牛四”式的诸侯太多？如今干事业和改革中有否“大狗牛四”式的人物呢？回答是肯定的。否则，干事业和改革就顺当、容易多了。对这号人，总得有方法防之治之才是。
（原载于1987年2月10日《珠海特区报》）
思过
星期天逛大街，目睹“奇观”一桩：一位后生哥单车载女友，在街心冲来撞去，险象环生，被民警截栏，按章罚了款，并予以开导、教育。临走，民警对这后生说：“别委屈了，回去好好思过吧。”谁料这后生刚走出二三十步，便回头向民警啐了一口唾味：“呸！罚我的钱，你们又富了多少？”骂罢跳上单车急驰而去。行人皆为之侧目。要让这号人“释然悟，翻然悔”而改过，除非日头自西天出。
后生哥有“过”而不“思”，“迷”而不知“返”，“过上复过也”！“不知戒，必有后”，到头来势必无可救药而悔之已晚。不过，这后生哥不“知过”不“思过“和“改过”其害尚小，倘若那些负有社稷重任的治国理政者持之此道，恐怕是“害莫大焉”了。某航运公司有客轮相撞而沉没，溺死累累，而该公司领导只把精力放在宣传表彰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上，自己则无“过”可“思”；某厂车间出了人命事故，车间主任被免了职，这本是正常的，谁料这主任硬是不服，一直找到厂长门口，象骆驼祥子为其车子喊冤那样喊道：“撤我的职，凭什么？”……
我们的祖先是很讲究“思过”的。孔夫子就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并提出君子要“见不贤而内自省”，这都是严格的“思过”。当年诸葛亮北伐中原，在祁山、箕谷受挫于司马氏，失了街亭，便上疏刘禅“引咎责躬”，“自贬三等”，以“明罚思过”，还要求部下“勤攻吾阙”，早成为千古佳活。可以肯定，诸葛亮若再犯“街亭之失”的“过”，难矣！征今天看米，“思过”更应是领导者必具的懿德之一。咱们那些做领导的，在诸如火灾、水涝、沉船、撞车之类的事故后，理当抚膺思忖，“思”一“思”自己懒惰情绪之过”，官僚主义之“过”，玩忽职守之“过”……那天读报，得一铁路局长因一趟特别列车颠覆事故而引咎辞职之消息，感触良深。出了事故，不正是“非异人任，己之过也”吗？辞职，想来这也是一种深刻的反省和“思过”。这种“思过”，对四化大业有利，人民也是欢迎的。
其实，出了事故才“思过”，“引咎辞职”，毕竟还只是对人民公仆的“低要求”，更重要的还要在工作中“吾日数省吾身”；“为社稷谋而不忠乎？治国而懒惰乎？理政而玩忽职守乎？居庙堂而脱离群众搞不正之风乎？……”“思过”于深处，防“过”于未然，那才是真正的“高标准”呢！时代在如此呼唤，人民是如此愿望，我们的领导者们理当笃心力行才是。
（原载于1988年4月18日《海南日报》）
将何易于请回来
今时机关最怕的是什么？答案恐怕是：“有客自远方来。”可不，每当“客自远方来”，总得“热情，大方，周到”地招待之宴请之（是上级的还得准备好材料汇报），按今之说法，“不招待不行，招待不好也不行”！
招待，宴请，说说容易，可做起来须花时间、精力，这还没什么，更要紧的还是要耗费去大宗的银两。机关“清水衙门”，一不办公司二不搞歪门邪道，哪来的“大宗银两”？于是疲于奔命，债台高筑，寅吃卯粮，机关首长为之“头痛”非一日矣！
一目，机关首长与几位部下聊天，话题宽广，未免要论及接待的“头痛”。有人说要向上级提请增加拨款，有人说这制度非改革不可。忽然有人大声说道：“何不将何易于先生请回来担任接待处长？”一语未了，哄堂大笑！
原来此人指的是唐代蜀地益昌县令何易于。这何公在“接待工作”中曾有一段佳话。一次，他的上司刺史崔朴与众多宾客歌女自上游泛舟而东下，“至则索民挽舟”。时何易于前往迎接，单人匹马，将笏板插于腰带上以引舟上下奔走。崔刺史惊而问状，何答曰：“方春，百姓不耕而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县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崔刺史与宾客闻罢大有愧色，立即离舟，偕骑而回。（见《孙憔集》）
对，将何易于请回来主持“接待工作”！这何公实在不错。一是爱惜本埠人力物力财力，不轻扰百姓，更不设专门接待机构，一切从简；二是不动用公款设宴为首长“洗尘”，不动用车船载首长四出看花观光游玩，不采撷本地特产献上等等，作风正派廉洁。倘若真的请到何易于先生来负责机关的“接待工作”，他必会将过去那种“爱民”，“节约”，“从简”，“廉正”传统发扬光大，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百姓叫好的。
可惜这何易于已经“作古”一千多年了，就是西天如来佛祖也难遂其愿！然而，他那种关心民瘼，不铺张浪费，一切从简办“接待”的精神还是值得咱们好好“请”回来的，君不见眼下咱们的“接待处”、“接待科”或别的接待机构人员还处在一片繁忙，奔命和“忍痛耗资”之中乎？
（原载于1989年8月31日《海南日报》）
开源节流
夜里与同事们聊天，自然少不了有“天南地北”的内容扮。当谈及当今借大的世界免不了多灾多难时，兴致更为盎然。有的谈起A国B林区的火灾，有的说及C国D地罕见的洪涝。感慨之中，一泣同事打趣说：“A国B林区的火猛，C国D地的水凶，若用C国D地的水去冲A国B林区的火，那该多好！”一席话，说得大伙捧腹！
那同事的话虽属浪漫式的荒唐，但仔细想来，也有一点发人思索的地方：即如何利用水来为人类造福？事实上，人类早就谙熟此道了。如战国时的西门豹兴修水利，“凿十二渠”；李冰发动民众筑都江堰，灌溉农田。这些都是历史上被传为佳话的。至于现代，水，无疑更变成了宝。大大小小的水库，水电站，给人们以灌溉，发电，淡水养鱼等巨大便利。水既然是宝，就不能浪费。于是人们懂得了“开源节流”的道理。下雨时把水集存起来，多增加贮水量；平时节制放水，不旱不开闸，大概也可谓之是“开源节流”吧！倘若有雨时不关闸蓄水，平时又长年开闸任水流去，还能有什么灌溉、发电之利可言！
从水的“开源节流”，使我想起我们的四化建设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非要艰苦创业，“开源节流”不可。人们常提倡的“增产节约”和“增收节支”，正是“开源节流”的生动体现。有些同志明白用水的“开源节流”之理，可对经济建设上的“开源节流”，却不那么重视。且不说在生产上改进技术，减少原料损耗，挖掘生产潜力还大有文章可做，够一些生产单位的同志多动脑筋，单说“节流”也有许多令人头痛的现象：对公家的开支不俭不省而大手大脚；办事爱摆阔气，讲排场，慷公家之慨而不脸红；开会爱发思古之幽情，常要借题发挥，一住就是“黄山”、“西樵”等风景胜地；至今尝一尝“龙虎羹”、“螃蟹宴”拿去报销之事，更是不少见……这些人士，尽管花银子象流水一般，也毫不痛心。有的人还兴起一股“追逐新潮热”：凡住的、坐的、用的，旧了便腻烦，美其名曰“更新”。殊不知，闸门一开，此“流”不“节”，府库渐虚，家业日亏，到头来难于收拾。“成由勤俭败由奢”，“俭以得之，奢以失之”这类古训，这些“排场派”人士是压根儿不懂得（实为不愿接受）的。
现实中的许多事例证明，个人和小家庭强调“开源节流”易，而对公款公物要做到“开源节流”难。在一些人的眼里，并不是“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的用起来心疼，公家的出手容易。不少企业垮台倒闭，不就是“垮”，“倒”在这号人之手么？
（原载于1987年8月4日《南方日报》）
听的修养
人长着两个耳朵，大概总是要听声音的。所谓“耳之官□听”。可以这么说，人假如没有耳朵或两耳塞听，与“一等残废”无异。
“听”给人们带来信息带米生活。“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恋人们倾听着对方的脚步声，心里多甜蜜。“昕”还参与调节人们的精神生活。“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渐明”，琵琶歌女一番弹唱，顿使江州司马白居易泪湿青衫；垓下四面楚歌，竟使西楚霸王大军土崩瓦解于一旦！’
人离不开“听”。然而“听”什么，怎么“听”，往往因人而异。譬如有的人听人家说话，能听得入耳，能坐着让人家说完而又不躁不烦不怒；也有的人，人家刚说了几句就烦之躁之急打断之，这些情状无不与听的修养有关。前者算是有“修养”，后者呢，显然是缺乏“听的修养”了。
我们的古人是很讲究“听的修养”的。唐代的“英主”李世民就做得不错，“多舌宰相”魏征先后向他进“逆言”两百多次，除了几次要拔御剑将之“立诛”外，大都能脸不变气不粗不拍案而洗耳恭听，“择善而从之”；还有二千多年前的齐威王，专爱当面倾听对自己说长道短“捅壁脚”之音，还对勇于批评自己的人设奖三等以重赏哩。这两位“为人君者”均可获“听的修养”最佳奖。不过，在几千年“长夜难明”的王道社会中，有较好的“听的修养”者毕竟还是凤毛麟角，而更多的还是“修养”奇缺，还不待你说完就烦就躁就“打断”的。在历史上与“听的修养”绝缘的有夏桀、殷纣、周幽王等人，人家刚说上两句便霹雳火起，砍人家的头挖人家的心。
在民主和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具备“听的修养”已成为治国理政者们的基本要求。在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会上，父母官们得老老实实地向代表委员们呈上“政府工作报告”，然后又老老实实的坐着听代表们委员们对自己评头品足说长道短，还得逐条逐项去改正和落实；平时呢，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益，以利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毫不奇怪，这是社会的进步，时代的要求使然。
当然，并不是说咱们祖先们那种“听的修养缺乏症”在现代已经绝迹。“庐山会议”那一阵，就听不进我们彭大将军的热血诤言，给共和国的事业带来莫大损失。这算是“宏观”的；而“微观”的当然就更多了。某局长听某干部汇报工作，人家话未过半，只见局长摆手：“得了得了，我都晓得了。”那干部说：“禀报局长，下面还有重大成绩呢。”局长无奈，只好捺着性子听，谁知不出三两分钟，那桌又拍得喊嘣作响：“够了够了，再讲也是这么回事了！”幸好这还算是“顺耳”的汇报呢。倘若是在“捅壁脚”，“进逆言”什么的，局长大人不知要怎么的“唾其面”呢！
其实，“长着耳朵听人说”，并不见得误什么大事，让人家把话说完说透，天也不会塌将下来。相反，你耐心虚心的“听”，往往从中获得真实之信息和治国理政做学问之真谛呢！倒是你如此这般厌“听”，塞“听”，拒“听”，才会两眼漆黑，做葫芦事，那才是真正的“天塌”呢。
因此，为了事业之兴旺，人民之幸福和自己之长进，还是请咱们的领导者下些功夫培养点“听的修养”。
（原载于1991年第2期《民主》）
连体鳄鱼、“九头鸟”的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