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黄金海岸”之称的西非加纳共和国，有许多专门称量金子的动物砝码，其中尤有兴味的是那种叫“连体鳄鱼”的用金子铸成的砝码。这种砝码较为奇特，由两条以“十”字交叉结连而共有一个肚子的鳄鱼组成，每条都在拼命地吞噬着各自的食物，其食物又送到那个共同的肚子中去。
“连体鳄鱼”的砝码显然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这样一个“共同体”里，“你吃的”，也就是“我吃的”，“我吃的”也就是“你吃的”，彼此血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倘若这两条鳄鱼都在说：”哼，我决不为它（另一条鳄鱼）而吃”，离心离德相互掣肘，那么不出多久，连体鳄鱼必不日而亡！
不由想起咱们中国关于“九头鸟”的古老寓言。从前有座孽摇山，山中栖息着一只九头鸟。这鸟的九个头虽同出一身，却彼此互不相让，“得食则八头相争，呀然而相衡，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有海凫见状讥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归于一腹乎”？（刘基：《郁离子》）
“连体鳄鱼”砝码也好，“九头鸟”寓言也罢，无不深藏着这么一条深刻而隽永的真理：团结就是力量，内讧就是悲剧。一个同舟共济，团结奋斗的团体、民族或国家，必然兴旺鼎盛长治久安，而一个各自为政，你争我斗，我行我素，以邻为壑的团体，民族或国家必然式微、衰败、分裂乃至灭亡！这条真理早已为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所反复证明。
如今，谁也懂得“连体鳄煎”意识的重要性和“九头鸟哲学”的危害性，然而真正做起来往往是“连体鳄鱼”变成了“九头鸟”。
此等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同在一幢大楼里办公，可办起事来是你“卡”我，我“掐”你；你“卡”我的电，我“断”你的水。不少国营大中型企业效益上不去，个中原因很多，但厂子里书记、厂长搞“两个中心”，恐怕也是一大原因。你书记衬你书记称雄蛇“一帮子”，我厂长也有我厂长一伙得力的“哥儿们”，这一帮对那一伙，于是乎这厂子鸡飞狗跳，天昏地暗！“两败俱伤”没什么，而痛心的是厂子要“忽喇喇似大厦倾”，社稷和人民的事业要倒大霉。
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列举了历代事例，论证了兴亡治乱与朋党的关系，指出小人结朋党祸国殃民之事实，然而又提出普天下君子只要“以同道为朋”，精诚奋斗，“则天下治矣”之论点，论述极为精当。而咱们有些人士却还要用九百多年前的欧阳修的良言来教育，岂不令人脸红乎？
多一点“连体鳄鱼意识”，少一点“九头鸟哲学”，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原载于1992年第2期《粤海同心》）
中国人的懒
中国人的勤劳自远古始。神农、伏羲、有巢、燧人……勤劳得呱呱叫。“惟日孜孜，无敢逸豫”，“昼理政事，夜即读书”，这是古时某些有作为的当政者如秦王政，吕思等的勤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七月流火，八月□苇，九月授衣，十月纳千稼”，这是子民百姓们的勤劳。近的则有“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的阿Q先生，也不失为勤劳之士。
虽说中国人勤劳，但也不敢保证没有懒的。先是那些整日价抱着小老婆寻欢作乐的帝王们，正经事儿一件也不做，整天在于着“烽火戏诸侯”之类的事，可谓懒得盖了顶。懒君之下往往是一群懒臣，脑满肠肥，只知求田问舍，搜刮脂膏，国事管他娘。平民百姓中也有懒的，如《水浒》中的破落户高俅和牛二，《东坡笑林》中的那两个穷措大，那个饿死于大饼边的懒妇和常到咸亨酒店买醉的孔乙己，还有旧上海滩上那些吃“白相饭”的穷闲人便是其佼佼者。
社会主义新社会，使懒人们失去了相当的市场。劳动人民安居乐业，建设美好的新生活。“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就是中国人勤劳的写照。然而，有那么一阵子，中国的懒人却出奇地猛增。大伙把粮食集中到“公社”的大食堂去吃，吃饱后便开会而不做工，吃光了则饿肚子。到后来，跟着生产队长去“促生产”，“出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中间休息二小时，大眼看小眼，有说且有笑，何其乐哉。恕我直言，那时的懒人，恐怕也是个天文数字。不难设想，国久再如此懒下去，中国将是个什么样？
幸好，四害除，国门开，迎来改革盛世。那懒者们又曰见减少了。首先是八亿农民不懒了，求温饱生计求致富门路，又“授衣”，“□苇”，“割麦”，“舂米”，“撑船”什么的干得欢；其次是工人阶级也勤起来了，开始有了“责任制”、“满负荷工作法”和奖金；机关呢？也开始精“官”简政清除冗员，不再是“一人活三人做”了……
然而，懒症还没有泯灭。在一些“责任制”没有落到实处的单位，还得出产和养活那些“阿混”和懒汉。在素以纺织出名的一家毛纺厂，除了少数的挡车工外，有半数以上的工人在聚堆聊天或钻入角落睡大觉。香港《文汇报》记者因此大为震惊，意欲报道，而工厂的负责人却再三的解释道：这是“全国性”现象，勿光针对我们……泱泱中华，据说有数千家大中型国营企业亏损。这数千家企业，究竟“养活”了多少“懒人”呢？
中国人并不懒，懒的是“环境”和管理不善造成的。《笑林》中那个懒妇之死，盖因她有个勤快的丈夫，一日三餐娇养着她，使之懒成病而不可救也。“习闲成懒，习懒成病”，《颜氏家训》说到点子上了。今时中国之懒人恐怕亦然，也有个懒的“环境”。那就是“铁饭碗”和“冗员”多。干好干坏“一个样”，一人活三人干，岂有不“闲聊”不睡觉之理？不象那些个体户，干则饱不干则饿，一人干两人活，“懒”不起来。
夷除当代中国人的懒，当然需要改革，需要“对症下药”：一要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完善，健全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做到人人有活干，干好则奖，于不好则罚；二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勤政”，“敬业”上来。在一个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健全，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活跃的单位里，是决不会出有懒汉的。
（原载于1989年2月3日《海南开发报》）
“糖瓜祭灶”新说
“糖瓜祭灶”是中国老百姓畏敬“灶神”的一个古老传说，言百姓对天帝派到千家万户的监督官“灶神”自有其这么一套精明的对付方法：用大把“糖瓜”（即麦芽糖）来“供奉”“灶神”（实为粘住其嘴巴），使“灶神”不再上天“言坏事”，搬弄是非。
“糖瓜祭灶”虽说是迷信的说法，但我总觉得这是劳动人民对付上帝的一种聪明才智；同时，也从另一角度揭示了这样一种古而有之的“社会规律”；“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口软。”你给他吃黄连或生柿子，他可要怒眉瞪目拂袖而去，“上天言坏事”；你给他“蜂蜜”、“糖瓜”什么的，他可要眉开眼笑为你“上天言好事”。生活中不正有些爱吃“糖瓜”的“灶神”吗？
有“灶神”生存的地方，就必有善拿“糖瓜”祭“灶神”的人。做了一串儿坏事丑事，为了不让其“走漏”“出门”，便以又“甜”又“香”的“糖瓜”“祭”将起来，封官呀，许愿呀，进贡呀，“解决后顾之忧”呀，将人家的“口”“粘”住。某单位有位“大管家”，出售公家汽车，略施小技瞒天过海刮了一笔“五位数”的回扣，惹得背后“骂娘”声聚起，然此公“糖瓜”在手，从容不迫，又是请客又是送礼又是许愿：是部下的“力争年内各提一级”；是同事的可“优先照顾住房”；有子女调动的则“全包在我身上”；是领导的则鞍前马后摧眉折腰搞好“优质服务”。此招果“粘嘴”有奇效：“啄木鸟”不叫了，“骂娘”声不响了，“调查组”不来了，“汽车案子”也就一度寝而不行了。
今入之“糖瓜祭灶”不失为一种小聪明，盖因它符合“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软”之“社会规律”。然凡事总有其“两重性”，长远说来此招数只能算是一种“糊涂的聪明”。盖因“灶神”多了，往往难祭，“一碗水”难“端平”矣，祭得这个祭不了那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灶神”们常会因“祭”之不“均”而忿忿不平，“物不平则鸣”，故那坏事丑事也就难“隐”了。君不见上面所说的那位“管家大人”，只因有一位吃不到“糖瓜”的“灶神”的告发而革职罢官身败名裂乎？况且爱“糖瓜”的“灶神”大多是百“吃”而不厌的，很可能象饿鬼似的敲你的“竹杠”，揩你的油水，你不给吗？好，“看我上天言坏事！”看来某些人这般“粘”法，实无异于“掩耳盗铃”，其结局是可知的。“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这至理他“糖瓜祭灶”者流恐怕忘得差不多了。
今人常骂“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软”之“灶神”，我说光骂“灶神”还不够，还得骂一骂为掩丑而巧用美滋滋的“糖瓜”去“祭”的人。岂止是“骂”，还要捅其壁脚揭其老底，让“天帝”发怒，将之狠狠“制裁”呢！
（原载于1990年10月7日《兴安日报》）
醉翁、酒、山水的题外话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庐陵太守欧阳修有《醉翁亭记》传世，个中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早已成为脍灸人口的名言。在那篇名文中，“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实乃醉翁之怡乐。然而，醉翁真正的欢慰在于秀山丽水美景良辰之中，在于“与民同乐”，酒呀醉呀只不过是一种寓寄和衬托罢了。
生活中不乏“山水客”，也不乏做“醉翁”的“山水客”。做这种“山水客”或“醉翁”当然乃人之爱好，无可厚非，问题是你怎样去“做”怎样去“醉”。如那位做庐陵太守的欧醉翁，喝的是自家花钱买的酒，品的是自家花钱买的肴。这样的“山水客”兼醉翁，群众没意见，而倘若是喝的是别人忍痛支出才拿出来的酒，那就必为群众所骂娘。可今时偏偏出有后一种醉法。有家小报载一大标题为“贾客精明一路兜风，主人虔敬千金耗尽”，小标题为“有些客商，名为考察实为游览”的报道，说的是某一由数十商贾组成的庞大的“经济考察团”到广东珠海、佛山、中山、广州、汕头等地参观考察，所至之处是有酒必“喝”，（未知有没有“必醉”）花了这些地方10多万元后又往深圳住一天半，二万多元又由东道主支出。该团口口声声说要在某保税工业区投资几个亿美元，结果压根没到该区考察云云。
乖乖，喝着人家飘香美酒去住“快活林”，去做“醉翁”，耳热颜酡怡乐舒心神飘然！“投资”呀，“考察”呀，只不过也是一种“借口”和“衬托”罢了。当年的欧醉翁是“意不在于酒”，在于“山水之间”。今之这群“特殊醉翁”则是“意不在于考察”而“在乎美酒佳肴兼山水之间”也！
在为这些“当代醉翁”之精明不胜感慨系之时，不觉又得为咱们那些拼命满足“醉翁”们之“酒瘾”者之傻劲而遗憾。他要来考察尽管陪他们考察，凭什么非要掏腰包为他供“酒”，买“醉”，包宾馆外加免费游览不可？皱眉饮苦酒，咎由自取。倘若让他醉翁自掏腰包，他醉翁那“山水瘾”“酒瘾”或别的什么“瘾”必会骤减，“考察”也会无影无踪的。只因为你盼“资”心切，“资”迷心窍而成全了人家。
因此很有必要擂鼓疾呼以提醒国人：请警惕“意不在考察，在乎美酒佳肴兼山水之间”的“当代醉翁”！同时也须治一治咱们某些人士那种一闻“考察”便油然而发的“盲目兴奋症”。要知道，某些心术不正的“醉翁”往往要利用你那“盲目兴奋症”来大过“山水瘾”、“酒瘾”或别的什么“瘾”的，信不信由你。
（原载于1991年2月23日《粤港企业家报》）
“法官”与“寡妇”
《圣经》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耶酥设一个比喻，是要人笃持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有个法官，不怕上帝且专横跋扈。城里有个寡妇向他申诉冤情，专横惯了的法官当然是不准。后来经不住寡妇一而再，再而三烦扰纠缠，法官无奈只好成全了她。
在这里，寡妇好生精明，法官好生糊涂。寡妇精明之处，在于她那透明的“磨缠术”，法官的糊涂在于颟顸草率，“缠磨”之下，丧失了原则。
生活中会“缠”会“磨”的“寡妇”当然大多是正义的在理的，然而不乏这么的一种：心术不正，为实现私欲为第一要义而厚着脸皮胡搅蛮缠的，你“法官”往往拿他没有办法！“成全”了他吧，那是“开后门”，“给偏饭”，“拿原则做交易”，百姓可要骂娘；不依他吧，他“死乞白赖将你缠”，中午叫你睡不着，晚上你也休想看电视！难怪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要做一回、二回《圣经》上的法官。
“法官”怕“寡妇”毕竟还是少数，天下法官还是秉持正义，执法必严的多。家乡那位“七品芝麻官”李县长，对本埠一些姓“胡”的寡妇（胡搅蛮缠的“胡”）就“不怕”得很，耐“磨”得很。凡时“磨”上门来者他必“反磨”开去——严肃“批”之，诚心教之，真情导之。一次，老丈人又来“磨缠”，他竟动了如此之气：“不认侬（我）这女婿可以，但让侬（我）批这张条子，没门！“这样的“法官”，还有什么姓“胡”（或姓“蛮”）的“寡妇”不能对付？
据说今时有些“寡妇”比《圣经》上的那寡妇还要厉害得多，盖因在缠磨中使用了新式的秘密武器如“红包”、“绿包”、“大机”、“小机”之类的，咱们的“法官”们就有点难对付了，有的“法官”果真在这“秘密武器”面前动摇，退却和屈服。这就呼唤咱们的“法官”们为了人民事业，恪守“官德”，咬牙顶住，耐得住各种“磨”。你越“耐磨”，“寡妇”们就越会碰一鼻子灰没趣而去不复来。切莫效《圣经》上的那一位，那可是“法官”的悲剧。
（原载于1991年2月24日《宜昌市报》）
今日“周瑜打黄盖”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中“周瑜打黄盖”这一幕何其精采：一个怒目圆睁高声叫打，一个咬紧牙根甘心挨打。结果打者“恨声不绝，拂手入帐”；被打者“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扶归本寨，昏绝几次”。
周瑜打黄盖“打”得相当成功。达“成功”之处，在于“打的”与“被打的”配合默契。“心有灵犀一点通”，“打的”要下得铁心动真格的“打”，“被打的”要熬得住剥皮抽筋般的痛。不难设想，倘若周瑜还没喊“打”便忍不住发笑或黄盖刚被打了三二板便大叫“我不干啦”，那么“周瑜打黄盖”这出“苦肉计”必定“流产”，“火烧赤壁”的故事也就得改写。
“周瑜打黄盖”毕竟乃罗贯中先生之杜撰，有无其事尚待考证。然身边类似的“打”却是明摆的真。你想进他校门吗？他在那里把着门口“高收费”，要“赞助”，“捐献”，价码吓死人，尽管如此，问津者还是“日众”。一个存心“卖文凭”以“致富”，一个心甘情愿解囊买“高价文凭”——“周瑜”“黄盖”配合默契也（不过，这可不是“苦肉计”）。审批出国出港定居，他一开口就是“几个指头”（一个指头1000元），而咱们的申请者却乐意解囊如数给齐，此也“周瑜打黄盖”——“一个叫打，一个愿挨打”也。至于诸如“批点汽油，研究研究（烟酒烟酒）”，“办个手续，意思意思”式的双方配合得非常默契的“打戏”，那就是“虱多不觉痒”了。
黄盖被打“五十大杖”是相当难熬之事，而国人挨“世风”“棒打”之苦又何尝不是在挨“五十大杖”？然而为何明知“打”之“痛”而心偏“甘”？缘由固是很多，但最要紧的莫过于挨打者的“苦尽甜来”意识在作祟。“如今办事哪有不‘忍痛挨打’的”？“痛”熬了过去，“甜头”也就来了。难怪“黄盖”们要默默伸出屁股，“挨百杖而不怨”，而“周瑜”们也越“打”越来劲了。某人为了找一份称心的工作遇上虎狼般的“周瑜”，也便甘心情愿做起“黄盖”来。不幸的是“阵痛”过后竟无“结果”，“周瑜”仍要“打”！有什么办法呀，继续默默忍痛挨“打”就是了，人家都能“熬”得，咱为何又不能？
阿弥陀佛，这么凶狠的“周瑜”和这么窝囊的“黄盖”，咱们怎么办才好呢？
（原载于1989年11月8日《汕头特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