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字,无片刻可弛。(见《日记》)曾国藩的个性,大致如上所述。其个性的形成及发展究竟如何?
曾国藩个性的形成及其发展,就其家世与其生平事实看,已可知其大概。其智力的钝拙,意志的坚强,大抵受遗传的影响,我们但观前述曾国藩的家世一章,当知其然。至于仁爱、忠诚、严肃等个性,则大抵受环境影响,曾国藩才质钝拙,梁启超先生亦曾言之。其言说: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见《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曾国藩品行精神是盖由立志以植其本,博学以扩其知,而又能持之以恒,自强不息。曾国藩曾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以变化气质。
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丰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致贊纪泽)
这是说气质可以变化,而变化则由于读书,读者又须以立志为其先决条件。曾国藩既能立志,又好读书,则其气质变化,自可想已。
曾国藩气质之变化,固受立志的影响,亦受师友的熏陶。即以才质而论,曾国藩固尝自云:“少时天分不甚低,”唯“日与庸鄭者处,全无所闻,”(《家书》卷一)故学识无长足进步。自入翰林以后,时从唐鉴、倭仁等论学,讲究义理,不遗余力,才识既因此而扩充,制行亦因此而谨严,故仁爱、忠诚、严肃……诸美德,大抵奠基于此时;而明强二字,亦复远胜于昔日。至于相时制宜,虽权变亦无伤于忠诚;若一张一弛,虽幽默亦无损于严肃>大本既立,其余自可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运用其方法,以适应复杂环境。
但就曾国藩个性而言,其治军以后与治军以前,固已有异。
曾国藩个性,就其发展而言,与年龄亦至有关系。
早年时期,举动活泼,态度乐观,唯不免于轻浮。
人京以后,服膺宋学,一言一动,均有规律,感情虽无甚变化,理智则异常丰富。
治军以后,意志坚强,态度沉着,虽屡经败北,仍能本其“屡败屡战”之精神,贯彻始终。
我们学过王安石的《伤仲永》,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的先天智力条件固然重要,但如果后天不加以学习和积累,也终会一事无成。现在科学界都在提倡“情商’’要比“智商”重要,当然这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但从这方面也验证了上述论点,现实社会中有很多人都“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蠡鲁洛蕾
“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行军皆以勤字为本。
【原典】
沉弟左右:
昨信书就未发,初五夜玉六等归,又接弟信,报抚州之复,他郡易而吉州难,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经焦跺,则心绪少佳,办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
余前言弟之职以能战为第一义,爱民第二,联络各营将士、各省官绅为第三。今此天署困人,弟体素弱,如不能兼顾,则将联络一层少为放松,即第二层亦可不必认真,惟能战一层,则刻不可懈。目下埭沟究有几道?其不甚可靠者尚有几段?下次详细见告。九江修濠六道,宽深各二丈,吉安可仿为之否?
弟保同知花翎,甚好甚好。将来克复府城,自可保升太守。吾不以弟得升阶为喜,喜弟之吏才更优于将才,将来或可勉作循吏,切实做几件施泽于民之事,门户之光也。阿兄之幸也。
龙翰臣方伯与弟信,内批胡中丞奏折,言有副本,勿与他人看。是何奏也?并问。余续具。
兄国藩五月初六日
【点击】
宦海风波,仕途通塞,不可能全由个人自主。其间坎坷遭际在所难免。如若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仅无益于事,反易致祸伤身。为人处事,居之以裕,守之以贞,則无难不解,无往不利。
【综述】
曾国藩修身养性之智,首在内心,意在:反省、好评、名号、乐天。他认为变乱之际,更应有一付“清明内心”的面具,使其身心之间充溢一种清纯之气,来冲淡、缓和变乱中的浮躁与不安。
曾国藩注重品行,以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辈子辛苦磨练的功夫,这是因其戴面具的想法所致,至少不能让人坏面子?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降]的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嬸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曾国藩生成一对三角眼,似闭非闭,个性内向,有什么事,常在心里打圈圈,因此,人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闭眼蛇”。
(1)反省
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曾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賦》,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賦有《君子慎独论》和《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猓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播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得阅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方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大的不孝矣。”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胜少败多,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淸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酉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敗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下下者软熟和同之气,善已稔知之。而愼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慊慨激烈,轩爽航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饥取戾”。
(2)好评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曾国藩自通箱后服官侍从,请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淸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一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旰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副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做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能有父亲那种实际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淸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淸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秉义,功德在民。”在御賜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賦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如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人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曾纪鸿附贡生,孙子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3)乐天
曾国藩以抱残守缺的态度看待人世,故能乐天知命,才能无忧。
年有四季,岁有轮回。人生在世,有顺境,也有逆境,有飞黄腾达日,也有潦倒落魄时。这就要求你宁静、平和,淡然处之。所谓“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周易》)
曾国藩说,君子处顒境,兢兢业业,常觉天之过厚予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处困境,也兢兢业业,常觉天之厚于我,其实并非真厚也,而是与更困难的人相比,才觉得优厚的。古人说,处困境看不如我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曾国藩曾认真研究过《易经》,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懂得人不可能没有缺陷。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阙(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垧》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福祸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悔改、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悔改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有了过错才需要悔改,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悔改。这件事我明明没有过错,从何悔改?也许这件事你确实没有过错,然而别的事情就没有过错了吗?难道我从来就没有过错吗?
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行为,就必须从自身做起,不要总奢想外力,把自己的心管好了,让它不再迷茫,面对纷扰多变的社会场景,你也就能看个淸淸楚楚,明明白白了。
宦海之风波,仕途之通塞,非意计所预期,亦非人谋所可自主。气之说,贤者所不屑道,而鄙人则笃信不移。故常劝人委心任运,静以換之。
治心有术
【原典】
沅弟左右:
鄂署五福堂有回禄之灾,幸人口无恙,上房无恙,受惊已不小矣。其屋系板壁纸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说打杂人役失火,固不可疑会匪之毒谋,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细。若大惊小怪,胡思乱猜,生出多少枝叶,仇家转得传播以为快。惟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琉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
立达二字,吾于己未年曾写于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强,但于能达处尚欠体验,于不怨尤处尚难强制。吾信中言皆随时指点,劝弟强制也。赵广汉本汉之贤臣,因星变而劾魏相,后乃身当其灾,可为殷鉴。默存一悔字,无事不可挽回也。
正月初二日
【点击】
胸怀在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是意者繁,因此往往人身疲惫。只有心胸宽广,把生死里于脑后,名利里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杨。
【绾述】
俗话说“心病须心药医”。曾国藩对自己的心病也有办法根治,他所开的药方证明了他还是一个“好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