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署，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守约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汉初功臣唯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淮阴侯所羞与为伍者也。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刘邦）初人咸阳，见秦宫室、椎帐、狗马、重宝、妇女千数，意欲留居之，哙辄谏止，谓“此奢丽之物，乃秦之所以亡，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一也。髙祖即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人群臣，哙独排闼直人，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髙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有大人格者之所为。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他为“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忿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说：
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这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則舛而釓；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人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他的早期日记称为《过隙影》，这方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
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
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他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善有什么两样呢！
率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忿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的多，也就倔钱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掉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还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有雅量”，终成一代名臣。
愤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忿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番时，清廷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本来，父亲刚逝去，曾国藩应守孝道安心服丧，但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人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至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守制期间，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长，曾国瀋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的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鲷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則全不《，言則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嫉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淸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遇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t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鬭，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賊，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敗十分厌恶，不思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慊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置，是无淦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及旷达了。
有些人对于自己的“心病”常采取漠然视之或者逃避不敢正视甚至恐慌不已，以至于真的得了病。其实治疗心病最好的方法也只有自己知道，有些人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又何谈去根治它呢？所以大家最好去学学曾国藩试着给自己开点“药”，一剂不成我们再来一剂，我想一定会好起来的。
感懵心得
立者，发奋自弭，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廉洁自挎
【原典】
字谕纪鸿儿：
前闻尔县试幸列首选，为之欣慰。所寄各场文章，亦皆清润大方。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逐。兹余函商郭意诚先生，在东征局兑银四百两，交尔在省为进学之用。如郭不在省，尔将此信至易芝生先生处借银亦可。印卷之费，向例两学及学书共三分，尔每分宜送钱百千。邓寅师处谢礼百两，邓十世兄处送银十两，助渠买书之资。余银数十两，为尔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借福之道也。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宜过啬（谢廪保二十千，赏号亦略丰）。谒圣后，拜客数家，即行归里。今年不必乡试，一则尔工夫尚早，二则恐体弱难耐劳也。此谕。
涤生手示
再，尔县考诗有错平仄者。头场（末句移），二场（三句禁，仄声用者禁止禁戒也，平声用者犹云受不住也，诸云禁不起），三场（四句“节俭仁惠崇”系倒写否？十句逸仄声），五场（九、十句失粘）。过院考时，务将平仄——检点，如有记不真者，则另换一个字。抬头处亦宜细心。再谕。
五月二十七日
【点击】
永世不堕：为官俭，則以俭养廉，居高不敗。乱世之中，持身俭，則自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隆，节俭更能藏富惜福，保身避祸。
【综述】
在过去科举时代，一般士子的欲望，便是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将读书做官发财，并成一件事，殊少例外。可是曾囯藩自人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曾说：
自三十几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遣后人。神明鉴临，
予不食言。
又说：
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国藩置一栽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里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目前不取，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分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入，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盈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一生不怕死，都是事实。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作战，既不爱钱，又不怕死，湘军得此领导人，故能树立规模，取得胜利。
曾国藩的时代，还是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制度最稳固的时代，所以他对于勤俭治家一事，是很关心的。
曾国藩的治家方法，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勤，”另一个是“俭”。他曾说：
子姓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
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漸渐务本，而不习淫佚矣。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慢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日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則兴，懒則敗。
他对于妇女的勤劳，也很关心的。他说：
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织。不宜因其为富责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但他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造成习惯。所以他说：
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责子女，
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則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难期有恒。
对于勤劳，他又举出若干例子。他说：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惰。屋门首蟾养直，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而有一种生气，登其庭而有一种旺气。
在“俭”字上，曾国藩更是有过人之处。
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勘俭孝友的家庭。及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
先说食。曾国藩的日常饮食，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荤，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
次说衣。他做了总督，他的鞋袜，规定由太太及媳妇女儿制定。晚上，老太太、媳妇、女儿，规定要织麻纺纱。
曾国藩嫁女，规定压箱银二百两。一日三女出嫁，曾国荃不信仅只有次说住。哥哥做总督，弟弟做巡抚，人客子孙增多，旧屋不敷应用。九弟乃新建一屋，费去三千银两，曾国藩闻之不乐，驰书责九弟曰：“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以是终其身未履新屋一步，卒于两江总督任所。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特驰书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织麻纺纱，很少间断，此以视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不可同日而语了。
相传曾国藩三十初度时，曾制添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唯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
凡此，可以概见曾国藩持身治家之俭。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居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得到俸银千元寄家，并且拿出一部分钱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則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益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則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请不清，則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則各余戚家，
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饮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
如彭满隽、曾祖彭王姑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則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偾，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所钦佩，他说：
现在街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保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僚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衡门，为国家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以这种不苟不懈的精神，廉洁自矢地为政，无怪博得当时京都的盛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