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严酷的冬天”里“跳动生命”的穆旦
今年是我国知名诗人、着名翻译家穆旦诞辰九十周年。早在二〇〇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继《穆旦译文集》之后，又以精、平装两种形式编辑出版了《穆旦诗文集》两卷。
对于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就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写诗的穆旦来说，让凝结着他毕生情感和思想的笔墨流芳后世，无疑是一种最理想的纪念方式。正如少年时代曾倾心于穆旦《旗》、《时感》等诗作，后又为其普希金诗作译笔所倾倒的邵燕祥先生，在二〇〇六年早春所写的《读穆旦，读查良铮》一文中说的：“除了读穆旦的诗、读查良铮的译作之外，还有什么对诗人更好的纪念呢？”
——殊不知，这里将“穆旦的诗”与“查良铮的译作”分开来表述，是大有深意的，它凝聚着穆旦（本名查良铮）人生的悲欣故事。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和《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本名查良铮的穆旦（另有笔名“慕旦”、“梁真”，前者从“查”姓的上下拆字而来，后者从名字“良铮”的谐音得来），浙江海宁人，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生于天津，一九三五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因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和昆明《文聚》上发表大量诗作，从此以诗人名世。一九四〇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九四九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学。一九五二年获文学硕士学位。次年元月回国后到南开大学外文系执教，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天津因病逝世。
我少读新诗，更不爱读译诗，却曾因浏览来新夏先生题赠的《只眼看人》（东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月）而对穆旦人生发生了关注，因为书中的压卷之作题为《穆旦的半生悲歌》。读过这篇写于一九九九年的忆文后，便在旧书店里淘回了一册以穆旦《赞美》一诗中的名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为书名的纪念文集。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是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穆旦之妻）为纪念穆旦去世十周年合编的，内容包括有关穆旦着译的评论文章、亲友怀念穆旦的文章，以及包括穆旦《赞美》在内的七首诗作。
着名书籍装帧设计家曹辛之先生（一九一七-一九九五）为这部纪念集设计了封面。他用了黄雅莉的雕塑《静穆》——一座背靠着背的娃形图案，饰以粉红和湖蓝两色作为某种寓示。这封面图虽然抽象，但那圆睁着的眼睛，充满张力的手足，确实能够引发我们某种切实的联想，如“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或者：
……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躇，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赞美》，作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在穆旦去世二十周年之际，杜运燮、周与良等还组稿编集了一部新的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卷首有两页九帧照片，其书名则取自穆旦《出发》一诗中的名句。李保芬的封面设计，选用了一帧蓝天白云下的山峦摄影。茫茫荒漠之中，阳光透过山岭和乌云的联合遮蔽，不屈地向天空放射出强烈的折光！
本书的约稿和编辑工作，显然从容了许多。显着的特点是，在第一辑中收录的诗评中，王佐良、唐湜、谢冕、孙玉石等人外，其余多数文章出自李方、张同道、余世存等当时还是中壮年的学者、作家之手，从而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见解和学术成果，还有李怡所编《穆旦研究论着编目》；第二辑则有数篇穆旦当年老同学如赵瑞蕻、刘兆吉、赵清华等人所写的忆文，提供和丰富了穆旦当年成长事迹的细节。
因此，对于这两部纪念文集，须得打通以后联贯起来读，方能获得对于穆旦人生及其诗歌创作和翻译较为全面的印象。
雁斋中有一部《王佐良文集》，其中有《谈穆旦的诗》和《穆旦的由来与归宿》两篇文章，目次上没有挨着排，所以后者容易被人在浏览时所“忽略”。幸好这两篇文章在《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和《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中，分别被作为开卷之作，位列首篇。
两篇文章一短一长，下引片语却已勾勒出其人遭遇的非同寻常：
抗战胜利不久，刚到三十岁，他就已经感到处于“过去与未来两大黑暗间”。他去到芝加哥大学，三年后回到中国大陆，一开头还能教书，不久连书也不能教了，更谈不上写诗。整整三十年之久，人们听不见诗人穆旦的声音。然而，过了一阵，以“梁真”或“查良铮”为译者署名的译诗出现了……（《谈穆旦的诗》）
诗歌翻译需要译者的诗才，但通过翻译诗才不是受到侵蚀，而是受到滋润。翻译《唐璜》的诗人才能写出《冬》那样的诗。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忧伤和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最坏的归宿。（《穆旦的由来与归宿》）
《冬》写出时，穆旦已近六十岁了。王佐良在《谈穆旦的诗》中说：“他的译诗之所以那样精妙，正是因为他的诗才还在。而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停止写诗。一九七六年，朋友们之间就在传阅着他的新写诗稿，其中有《智慧之歌》，《秋》，《冬》。”
他认为《冬》体现着“一种含有深沉悲哀的成熟”，“可以放在他最好的作品之列，而且更有深度”。谨录其原稿和最初刊发在《诗刊》一九八〇年二月号上的第一章：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
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
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冬晚围着温暖的炉火，
和两三昔日的好友会心闲谈，
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
而我们回忆着快乐无忧的往年，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谈穆旦的诗》写于一九九五年初，比作于一九八七年的《穆旦的由来与归宿》要早上八年。王佐良先生认为，一九四九年十月前曾经出色的中国诗人“在解放后虽有写诗的，往往写得不及过去；过去写得那样精妙，后来不是标语口号，就是迹近打油了。可见这一过渡是极为不易的。穆旦则不然……他真的有感，不是一次偶然的冲动，而是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深刻感受。另一个是诗艺上的严格。格律谨严，大多数诗行字数一样，脚韵从头到底（每节二四五行之末押韵），不让任何浮词、时髦词、文言词进入。他的诗歌语言最无旧体诗词味道，是当代口语而去其芜杂，是平常白话而又有形象的色彩和韵律的乐音”。（《穆旦的由来与归宿》）
他还指出，“穆旦把新诗带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前区”，他“几乎完全不用文言文式词藻，绝少四字成语，一切出之于现代的口语，然而自有韵律，自有形象。‘言语’是‘照明世界’的，而使我们沉迷的是那曲折”。（《谈穆旦的诗》）
一九四〇年与穆旦同时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赵瑞蕻先生，指出其在校期间发表于墙报上的抒情诗《我看》，当属“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精品”后总结道：
一个诗人，一个学者，可以说古今中外所有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等等，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一方面固然有天资禀赋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靠刻苦锻炼，勤奋学习。穆旦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我们同代同学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模范。
……穆旦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继承了我国以屈原为首，中经二千多年，发展到现当代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为代表的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优秀的诗歌传统。穆旦的思想是高超的，艺术是富于独创性的；他的现代主义是和爱国主义结合着的。穆旦就是穆旦，他不属于任何流派。我一直认为，把穆旦归入一个本来不存在而勉强凑合的所谓“九叶诗派”，或称他为“九叶诗人”，是很不合适的。（《南岳山中，蒙自湖畔——记穆旦，并忆西南联大》）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邵燕祥先生在“穆旦学术讨论会”上意味深长地说：“重读穆旦的诗，觉得都没有过时。主要不是说诗作涉及的若干表层现象依然存在或时有发生，而是指诗中那种冷峻的热情，睿智的警句，透露出顽强的生命力……说重新发现穆旦，重新认识穆旦，当然不是仅仅指我们作为老朋友或老读者重读穆旦旧作，去获得新的启发；而是让更多的新一代的读者，能逐渐有条件从穆旦的诗中或思想感情的某种共振，汲取精神力量和艺术经验；其意义自然不单是为了纪念穆旦——这一位寂寞的诗人。”（《重新发现穆旦》）
一九九六年，在诗人的家乡海宁，早年在上海通过《诗创造》、《中国新诗》等杂志接受了穆旦诗歌的海宁学人陈伯良先生，为纪念穆旦逝世二十周年撰文指出，“诗品离不开人品。穆旦为人称道的正是他那与诗格同时生辉的人格”，“炽热的爱国思想，是贯穿着穆旦诗歌的一条主线”，“穆旦的诗有高明的艺术概括，能够精炼地把哲理通过可感的形象表现出来，不落俗套”，他“翻译的大量外国诗歌名篇，同样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宝库增加了一笔客观的精神财富”……他最后提出：“诗人穆旦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诗歌发展史上又一块光彩夺目的里程碑，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比起他的先人、清代大诗人查慎行来，或者是他的同乡风流诗人徐志摩来，虽然各领风骚，但在思想高度上毕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是中国文坛重新发现和认识穆旦的时候了！”（《不朽的爱国诗人》）
上述以及还有更多人物评介、作品评论和文史价值评估方面的精警言论，都集中见于《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和《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这两部穆旦纪念文集之中——这就是“纪念文集”的好处，它能够会聚多方面的纪主信息，集中各领域的评介意见，以供研讨者进一步作深长之参考。
令穆旦人生中落的“（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
两年前，承陈伯良先生寄赠来一册他撰写的《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十月），从《忠厚朴实的家风》到《“智慧之树不凋”》，全面地概述了穆旦甚至以“忧伤和曲折的”（王佐良语）还不足以揭示其委屈性和坎坷程度的人生。
我首先翻阅的是其中《历尽艰难回祖国》至《在困境中》七题。
对于一九五三年，穆旦到南开大学外文系担任副教授后，从得罪到获咎到终于遭厄半生的全过程，传记以《“莫须有”的冤案》一题为之鸣了不平：“穆旦是一个正直坦率、敢于坚持真理的人。他不会说假话，不会‘逢场作戏’，碰到某些错误的行为或不妥当的做法，敢于仗义执言，这就不免要在无意中‘得罪’一些人，使自己遭殃。”并叙说其得罪系政当局的前因如下，这材料依据的是穆旦妻子周与良女士在《永恒的思念》中的回忆：
当时他和另一位副教授为了挽留解放前倡建南大外文系的老教授陈某，还曾发起召开过一次挽留这位教授的座谈会。一九五四年，正值李希凡、蓝翎等批判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南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召开的《红楼梦》批判会上，良铮刚发言，只说了一句话，就被召集人阻止，良铮立刻离开了会场。在场的另一位教授说，这样做不对，要让大家把话说完。当场召集人却大发雷霆。这就是所谓“外文系事件”。没有料到这竟成了良铮后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依据之一。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运动，良铮是肃反对象……他每天上午八时就到外文系交待问题，中午回家饭吃不下，晚上觉也睡不着，苦思苦想。
可见既在不可一世的老虎屁股上“摸”过那一把了，他岂能不使出那一扑、一掀、一剪的护身本领来？
以下两段回忆，前者出自当事人，后者则为知情者：
一九五四年，良铮和与良搬进东村七十号新居之后，和我们住处相距咫尺，过从自然就多了……良铮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自然触犯了某些人。及至“肃（清）反（革命）运动”的风一刮起来，我们二人都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肃反对象”，开始尝到了“言祸”的滋味，我们之间的咫尺也竟然成了天涯……从此度过了二十多个抑郁寡欢的年头。（巫宁坤《旗——忆良铮》）
（一九五四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些人的过激发言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穆旦和那几个发言人过从较密，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被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在校园里曾引起过震动。从此同事们的私下交往明显地减少，说话也多慎于言。穆旦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则因此受到追查，以后两年，穆旦背着历史问题包袱，但灰溜溜的生活并没有挫伤他的意志。他更勤奋地全身心投入到译着工作……（来新夏《穆旦的半生悲歌》）
人们似乎在为名人避讳，全不直说当时的“召集人”、“某些人”和“领导人”究竟是谁。幸好陈伯良先生在传记中秉笔直书道，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是李霁野先生（一九〇四-一九九七），因此有关“外文系事件”的详细情况，他应该是“最清楚的”。
顷查李先生《我的生活历程》，果有其一九八四年六月六日所写《回到第二故乡——天津》一篇，尽管他对此轻描淡写，语焉未详，却也多少可得其中消息：
一九四九年秋，我到南开大学外文系工作，先教点课，以后主要负行政责任。校外兼职慢慢多起来，主要是文化局和文联，课就无法教了。对于新的职务我又毫无经验，所以虽有热情，并无效果……南开大学外文系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话我是公开说过的。我也一再说过，我的学力和能力都不足胜任，以后兼职多了，精力也不够。我首先建议约请南大旧外文系主任柳无忌和旧教授刘荣恩回国，但他们都未能应约前来。中间经过一次调整停办，多少又丧了一点元气。第二次院校调整，增加了一些人力，结果也不够理想，还闹过一次“外文系事件”，实际是流氓性的对我突然袭击，在这里用不着多说。我引咎自责，多次请求引退，但一直未获批准。
《我的生活历程》收录在《李霁野文集》第二卷中，既是令当事人气愤之至的对其人身实行的“流氓性”“突然袭击”行动，却“在这里用不着多说”，由此看来，使穆旦身受二十多年罪的，盖在于当日系里十分敏感而又颇为时讳的人事争斗。
胜王败寇。胜者固不愿津津道此“胜利果实”之来之非易，而败者固亦无颜复道当年之“勇”，惨的是才华横溢到了受人嫉妒程度的穆旦，他的人生之舟却就此进水直至倾覆于津沽。而他在一九四二年以西南联大外文系助教身份，参与印度、缅甸远征军担任“少校翻译官”的数月从戎史，也就被人用心翻了出来做成了所谓“历史问题”的大文章。借着上行下效被人为不断升温了的“阶级斗争”时势，穆旦也就只剩下被打包进去这最后一道的组织工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