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为贵族院、众议院两院制。为准备组成贵族院，1884年制定华族令，设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这时新增了功勋华族，功臣大久保和木户之子被授予侯爵，伊藤博文、黑田清隆等一批萨长功臣为伯爵。以后，功勋华族的范围、人数不断扩大、增多。这样的华族制度，成为维护皇室的屏障。如以皇族和华族议员为主，组成了贵族院，而宪法规定，一切议案必须获得两院通过，也就是让贵族院牵制众议院，以维护天皇制国家。
众议院议员由选举产生，任期4年。据1890年选举法，年满25岁，每年缴纳直接税15日元以上的男子享有选举权；具有同等纳税资格，年满30岁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1890年首届选举中，有选举权者仅45万人，占总人口的1.24%；选出300名议员，地主议员约占48%，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议员占27.79%，其余为官吏、军人及其他人。以后，众议院的地主资产阶级性质不变，地主议员的优势保持到19世纪末。贵族院和众议院的保守性是显而易见的，贵族院更为严重。
在1890年首届议会召开之前，自由党重建，立宪改进党恢复活动。众议院一直是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的地盘，它们也是参与统治的政治力量之一，尽管它们控制的众议院的权力极其有限。当年政党曾一再改组、重组，频繁改换名称。它们的一贯主张是“内则立宪主义，外则帝国主义”。所谓“内则立宪主义”，是要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参政权和政治发言权。
掌握天皇制权力机构的是天皇制文武官僚，当年起支配作用的是萨长藩阀官僚，他们以萨长元老为首，结成以原来的藩为地盘的帮派势力，把持军政大权。明治年间和大正前期的内阁首相，大多为藩阀官僚，军队中则是萨阀控制海军，长阀控制陆军。官僚只对天皇负责，由天皇任免，他们受天皇之命统治国民。在1873年地方长官会议上，天皇颁布敕语称：“诱导斯民，各安其所，本为牧民者之责，其任甚重。”天皇制官僚一直遵循封建专制的“牧民”哲理发号施令。
岩仓具视希望“确立一种不待明君贤相，亦自能保持国家之制度”，他曾为制宪定出必须恪守的准则，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明治国家体制能够忠实维护天皇大权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并不能够长久维持天皇制国家。
自由民权运动的先进思想家中江兆民指出，明治国家的权力机构是“一身多头的怪物”。它多头分权，互有牵制，但又权力偏重，制约失衡。议会权力、尤其是众议院的权力之小就不必说了，就连内阁也四肢不全、半身不遂，十分脆弱。每一个内阁大臣都单独对天皇负责，任何大臣的辞职都会造成内阁危机。军部正是利用这一点，可以轻易地操纵内阁。只要陆海军大臣辞职，内阁就垮台；只要军部不推荐陆海军大臣，新内阁就无法组成。1892年6月，军部就以此搞垮松方正义内阁，20世纪上半叶这类事件又多次重演。
军部是天皇制国家的中心支柱，它可以操纵内阁，但却几乎不受任何制约。军部唯一有求于内阁、议会的，是要求拨给扩军或作战经费。如果内阁、议会有异议，军部可以搞垮内阁或以此相威胁，或可利用天皇权威迫使对方让步，或可先挑起战争，再以帷幄上奏权获得天皇批准，迫使内阁、议会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在后来，特别是萨长元老相继去世后，这类事件屡见不鲜。于是，二次大战以前的日本就出现世界上罕见的“二重政府”、“二重外交”的现象，内阁是一套，军部另搞一套，往往是内阁被军部牵着鼻子走。
为什么会造成多头分权、权力偏重呢？明治领导层有两块心病，一是历史留下的担心幕府再现的恐惧症，二是对未来工农革命运动的恐惧症。因此，要由天皇一手独揽各种大权，要让议会的作用微不足道，要把军政权力分开并直属于天皇，并特地要让内阁偏瘫不全。这一切都来自前述两种心病，特别着力防范未来进步的、革命的政党有朝一日可能控制众议院，甚至进入内阁；他们处心积虑的设计，就是防范万一到了这一步，也不至于损害天皇统治和帝国的存在。
明治宪法的制定，是日本人民和民主势力进行斗争的产物，是日本建设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里程碑，标志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近代天皇制是神权专制与立宪主义相嫁接的国家体制，当局本想借此使日本帝国延续千秋万代，可是这个体制有着致命性的缺陷。应该说，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明治宪法确立、加强了天皇制政权，巩固了日本帝国。但是，明治宪法名为立宪，实际上更多的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天皇专制权力，天皇的实际权力超出宪法规定的范围，这就给国家体制带来了严重缺陷。
明治宪法的颁布，也标志着明治维新的终结。明治政权从此由一个革新的政权转变为保守的政权，它虽然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推动国家向上发展，但其反动性、侵略性日趋明显。以天皇为首的神权专制政权，在明治初年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一定的积极历史作用。一个超越于各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之上的神权权威，有助于自上而下地、甚至是强制性地推行各种破旧立新的改革。但是，这种神权专制统治过分落后于世界潮流，不足以表明日本的文明开化，不利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而且，明治初年的国内局势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表明专制统治和神权权威并不足以协调地主资产阶级当权派和非当权派之间的矛盾，不足以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
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明治政府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跟西方积极建立外交关系，对邻国则进行实力扩张，确立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为争取国家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修改不平等条约主要为取消“治外法权”和实行关税自主。当时，井上馨、伊藤博文等执政者采取了极端“欧化”的政策：除穿西装、吃牛排、住楼房、撑洋伞、说英语等效仿西方外，还耗费巨资建造鹿鸣馆。他们西装革履、携妻带女在此与欧洲人跳舞，无非是要使西方人相信日本是和欧美相同的文明国家，借以达到修约目的，故称“鹿鸣馆外交”。人们把这几年称为“鹿鸣馆时代”（1883—1887年）。
1892年，陆奥宗光任外相后，由于国力增强，态度逐渐强硬，提出了完全平等的改约方案，并着重拉拢英国。当时英俄矛盾尖锐，英国也需拉拢日本。1894年7月16日，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取消部分协定关税。这给日本增加了政治资本和经济实惠，使日本“一扫30年来之污辱，跻身于国际友谊伙伴之中”。此后，日本又相继与各国签订了新约。日本能够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靠谈判，而是靠自身的实力和善于利用国际矛盾。日英新约的签订，既是日本实现民族独立的标志，又意味着发动中日甲午战争的最后准备已告完成。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明治政府便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对中国开战，从而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第五节） 改写历史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它是由技术革命引起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起点，是从工场手工业生产向以工厂制为基础的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重大飞跃。它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开始摆脱长期以来的传统农业社会，代之以工业化、技术化和城市化的近代工业社会。它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建立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工业革命是近代社会各种关系存在的条件，它使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开始形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不断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它引起了各国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的变革，观念的更新，也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资产阶级最终在各个领域里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英国是工业革命发生最早的国家，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后果表现最典型的国家。它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完成。步入19世纪时，法国和美国也相继开始了工业革命，随后又有德国、俄国和日本加入。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亚洲，日本是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并经由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跨入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当它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西方列强已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向垄断阶段过渡。同西方列强相比，日本的经济发展的程度无疑是十分落后的。到1913年，日本的生铁产量和钢产量分别只有24.3万吨和25.5万吨，而同年英国的生铁产量是1046万吨，钢是778万吨。同美国、德国相比、差距就更悬殊了。从劳动力构成的情况来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家庭工业的劳动者在数量上还相当于工厂工人的3倍。此外，日本也进入了国际经济领域，但是它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9世纪90年代末，它的对外贸易额只相当于英国的6%。
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生产集中程度都较欧美先进国家落后，但是，从日本自身的发展来看，其演进则是巨大而迅猛的。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工业革命在轻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上进展最快，90年代前期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1884—1891年，棉纱产量增长10倍。重工业的发展则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家的力量并借助于某些封建传统进行经营管理。这是同西方国家不同的。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更主要的是创造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到垄断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有进一步的干预。国家垄断则是20世纪才出现的，日本则不然，明治政府从德川幕府以及某些大藩那里接收了不少新的西方式企业。政府贯彻富国强兵的口号，对直接管理军火工业、交通通讯业，等等，是很重视的。同时，从加快发展、抵制外国货的竞争、弥补私人资本之不足和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等方面考虑，由国家兴办企业也是符合当时的需要的。1868—1880年，政府对工业的投资额平均超过财政收入的5.5%。1880年国有企业已包括3家造船厂、5家兵工厂和10处矿山以及52家其他工厂。这种国家直接投资办厂的政策，无疑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速度。
然而，在这一政策取得明显实效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国家兴办企业的资金来源是困难的，对于倒幕之后新建的、几乎没有什么财政储备的政府来说，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如果依靠向国外贷款，将使日本经济受制于人，是不可行的。于是就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大量印制纸币。这只能奏效于一时，很快就暴露了矛盾。不仅物价上涨，群众不满，而且也使政府岁入的主要来源——地税贬值。因此，1881年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以后，便开始整顿财政，并决定出售国营企业，政府只保留军事工业。1884年起开始的企业出售，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主要是出售给那些同政府关系密切、幕末时期便已是特权商人的大富豪，这就使一批财阀发展起来，操纵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同政府有紧密的关系，后来日本的垄断组织便是以财阀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这些财阀多半同时是大地主，又享有特权，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例如三井、三菱等财阀，其公司的股票只卖给与其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决策上，家族会议的权力大于董事会。对公司也实行宗法式的管理方式。
日本的近代工业一开始就操纵在得到政府特殊保护与扶植的少数特权资本手中。这类特权资本原来就广泛从事商业、金融、运输、工业生产等各部门的活动，以后它们又在对外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中膨胀起来，很快便转化为垄断资本。它们大多采取康采恩的形式，其主要代表是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从事“多角经营”的财阀。例如，三井财阀在1909年成立了拥有资本5000万日元的三井合名公司，统辖分立的商业、矿山、银行、仓库等直辖企业，还拥有北煤、王子造纸、钟纺、艺浦电气等旁系大企业。三菱财阀则在三菱合资公司下，统辖矿山、造船、运输、银行、地产等直辖企业，以及邮船、明治制糖、日本氮气、富士纺等旁系企业。此外，在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些垄断组织，财阀系统的企业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轻工业部门，早在1882年就成立了纺纱业卡特尔——大日本纺纱联合会，1905年又成立了缫丝业卡特尔——蚕丝同业公司，1907年创立了制麻业大托拉斯——帝国制麻，等等。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部门，也产生了一系列垄断组织。钢铁业已被八幡制铁所垄断，它在1913年控制了生铁生产的73%和钢的84%。在煤炭工业中，五大公司和海军直属煤矿，在20世纪初垄断了整个生产的54%。在化学工业中，1907年组成了人造肥料联合会，到1910年大日本人造肥料一家公司就完全控制了人造肥料的生产。
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日本进行的产业革命从以军工生产为主的国营重工业部门开始，带动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然后机械、电力、钢铁等重工业与已实现工业化的轻工业并驾齐驱，最后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日本完成工业化的速度比英国快一倍多，比美、德、法诸国也快得多。随着产业革命的进展和完成，日本资本主义加速向垄断阶段过渡。由于1907—1908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在各个工业部门普遍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以及古河、大仓、浅野、涩泽等财阀更达到了康采恩垄断的最高形式。这些财阀巨头，拥资亿万，掌握了日本的经济命脉，左右着日本政局。
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里进行的，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完成了整个过渡。日本的垄断资本与国内的封建残余密切结合，三井、住友、安田等老财阀，多为封建时代的巨商富贾，他们与明治政府勾结，得到政府的扶植，成为特权资本家，有着浓厚的封建性。由于日本经济发达的程度还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还带有较明显的封建色彩，因而它在政治上还不可能迅速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其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特点就体现得十分明显。
（第六节） 殖产兴业中诞生的家族财阀
明治政府于1870年12月设立工部省，负责经营管理从旧幕藩接收的、除军工企业外的一批工厂、矿山。工部省开始实施殖产兴业，主要从事改造、扩大矿山，建筑铁路，经营电信、造船、制铁等事业，但对民间制造业很少予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