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考察，使明治官员们深切地感受到，兴办近代企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考察团回国后，政府根据大久保的建议，1873年11月设立内务省，原属大藏、司法、工部省的劝业、警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大久保任内务卿，主管劝业和治安这两件最重要的大事。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作为左右手，协助大久保推进殖产兴业。
1874年，大久保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有赖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在于人民是否勤勉于工业。但寻其根源，无不依靠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把政府发挥积极作用视为殖产兴业、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政府的作用又主要在于引导、鼓励人民殖产兴业。起初，民间尚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新旧企业仍以官营为主，但内务省的目的始终在于引导、推动私人投资。1875年，大久保又提出“明确本省事业之目的”的建议书，要求内务省“不作外表之虚饰”，“专在厚殖民产，振兴民业”。
扶植三菱是明治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的典型事例。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4—1885年）是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凭借结交权势人物和善于经营，在明治初年的大变动中，以经营海运起家。他的商号1873年改称三菱商店，后又称三菱轮船会社，在竞争中压倒了半官半民的邮政轮船会社。1874年，三菱为出兵台湾从事军事运输，深受政府青睐。
当时海上航运是物资运输的主要途径，但沿岸海运和外贸海运均被外国公司所垄断，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国际收支赤字。海运还与军事关系重大。日本政府很重视发展海运业，夺回海运控制权。为出兵台湾，政府曾购买13艘轮船给三菱使用。1875年，根据大久保的建议，将这批船只拨归三菱所有，又将倒闭的邮政轮船会社的15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还决定在15年内每年拨给三菱25万日元的经营补助费，并命令三菱开辟上海航线。此时，三菱有轮船36艘，一跃而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三菱大幅度降低票价和运费，与美、英轮船公司展开不顾血本的竞争。如三菱把横滨与长崎间的上等船票从30日元降到8日元，三菱到上海航线的4艘轮船因降价而一个月亏损2万日元。如此竞争很快迫使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退出，三菱获得政府的低息贷款81万美元，兼并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上海航线及4艘轮船。接着又经过半年竞争，迫使大英轮船公司退出横滨至上海的航线。三菱还开辟了至中国牛庄（在今辽宁省内）、至朝鲜釜山的航线。在国内的沿岸航线上，外国船舶几乎全被排斥。1877年西南战争中，三菱为政府军承担军事运输，获利122万日元。至此，三菱拥有船舶61艘，职工2100多人。
支持三菱仅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总的来说，政府致力于鼓励、帮助民间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有的措施几乎没有成效。70年代，有效的措施主要为以下几项：
一是开办“模范工厂”，进行示范，提供经验，为民间工厂培训工人。这一工作主要由内务省进行，设立了缫丝、纺纱、毛织、制糖等工厂，富冈缫丝所、爱知纺纱所的作用较为显着。如富冈缫丝所采用欧洲先进设备，7年间进厂的女工3238人，来自1道2府26县，不少人返乡后成为新厂的工人骨干。
二是进行财政补助。政府从正常财政支出、财政准备金和起业公债中提取一部分，补助民间企业。1875—1880年，这类补助金估计约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一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为6022万日元，可见补助数额相当大。此外，对工商业主要征收以酒税为主的消费税，1887年7月前免征所得税，1897年前免征营业税，这也是一项重大财政支持。
三是广设国立银行，拓宽融资渠道。国立银行由私人出资，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成立，起初仅4家。1876年8月，在发行金禄公债的同时，修改了1872年的国立银行条例，规定资本可用年利4厘以上的公债充当（金禄公债均为年利5厘以上），并可发行同等数额的银行券。这样，1879年国立银行激增至153家。1876—1880年，政府纸币流通额增加近2000万日元，而银行券流通额却增加了3200多万日元，融资渠道大为拓宽。
不过，殖产兴业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一是通货膨胀，金融不稳。国家财政、殖产兴业资金靠大量发行政府纸币、银行券来支撑，而两者均不能兑换硬通货。这就导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商业投机盛行，金银继续大量外流。这归根到底不利于殖产兴业，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二是官营企业经营不善，除矿山、铁路、电讯、军工企业外，几乎都陷于亏损状态，成为财政负担。而且，官营企业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在原料采购、产品出售等方面与民争利，不利于殖产兴业的进一步发展。这遭到民间、舆论界的批评，政府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
1878年5月，大久保与一位官员谈话，把维新事业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创时期，第三期为守成时期，而明治十年至二十年（1877—1887年）为第二期，“该期乃最重要之时期，整顿内治，繁殖民产，皆在此期，利通虽不才，决心充分尽内务之责”。大久保始终念念不忘“繁殖民产”，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却不幸在前往官署的路上被反动士族刺杀。木户也已先他一年去世了。伊藤博文继任内务卿，与大藏卿大隈重信二人一度是政府的两大台柱。
1880年，政府把整顿、健全财政金融与出售官营企业、促进民间资本联系起来考虑对策。这一年，伊藤博文就任财政整理委员，与大隈重信共同着手整顿财政，并于11月决定把军工、铁道、电讯之外的官营企业出售给民间。1881年10月，松方正义任大藏卿，继续整顿财政金融、出售官营企业。
松方正义认为，民智民力既已开发，就要重视“人民自为之进步”，如果政府仍然“好事贪功，反而挫折人民自主独立之气势，养成百事依赖政府之风习”，“其弊害大不可测”。从1882—1893年，出售官营企业25处，加上1874年的1处，共26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的矿山12处，还有造船、缫丝、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的价格一般都低于原来的投资额，多数为投资额的25%~5%左右，有些甚至更低。而且，价款可在25~55年内偿付，不计利息，等于无偿送给私人经营，然后以部分利润偿付价款。出售官营企业为三井、三菱、古河等政商扩大或奠定了经营基础。同时，从官营为主转向私营为主，也使这些企业和整个近代企业界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此后，政府继续以补助金、银行融资、免除关税等支持民间企业。
整顿财政金融的主要措施是：紧缩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以实现财政盈余，从而回收纸币和增加硬通货储备；命令国立银行限期回收银行券，以后都改为普通银行；1882年成立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并于1884年发行可参与兑换的纸币。80年代中，通货紧缩结束，财政金融随之恢复正常。
随着财政金融的稳定，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加之国际上银价下跌有利出口的刺激，以及国内交通运输、电讯的扩展，80年代中期投资兴办企业的热潮首先出现在铁道业，随即扩大到纺织业、矿山业以及其他行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1893年，私营铁道会社15家，营运铁道2200多公里，国营铁道约900公里。
同年电信业已架设约6000公里的电线。1883—1893年，纺纱厂从16家增至46家，纱锭从4.3万个增至近48万个。器械缫丝成为生丝业的主流，20年来生丝产量增加了7倍半。90年代中期，以棉纱、生丝部门的机械化发展为标志，基本实现轻工业的工业化，殖产兴业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在殖产兴业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看到日本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的苦心和作用。在欧美国家，当资本主义初起时，国家和政府都起过“助产婆”的作用，在后进国家这种“助产婆”更是不可缺少的。
殖产兴业的成就，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民间的努力。幕府末期和明治初年，不仅政治发生大变革，工商界的升降沉浮也很激烈，人称这是一个“经济战国”年代，明治企业家绝大多数是在大变动中崛起的。在殖产兴业大潮中崛起的，大都是新人。一部分是城镇商人和平民，他们事业欲旺盛，富有进取心，在近代企业兴起之初，在最有风险的时候，敢作敢为，抓住了商机，一跃成为新兴实业家，如大仓喜八郎原是小商人，浅野总一郎原是柴炭商，安田善次郎是学徒出身，1865年才开汇兑店。另一部分是由武士投身工商界的，他们大都是会社（公司）型企业家，在股份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其代表是涩泽荣一，有的则是个人型企业家，如岩崎弥太郎、五代友厚等。至于旧富豪涉足近代企业，较早的只有三井、住友等例外的几家，因为他们的掌柜有眼光，紧跟上了时代步伐。一般旧富豪要到90年代后期，才不再犹豫观望。
明治初年，虽然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企业家，但工商界的整体状况并不适应国家和时代的要求。人称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1年）对此深有感触。涩泽出身豪农家庭，青少年时就随父经商，后来取得武士身份，幕末留学法国，并考察了英、意等国。明治初回国，崭露了经商才干，被邀任职大藏省，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官至大藏大丞，协助执掌财政，经常与商界、企业界打交道。他深感“以今日之商人毕竟不能使日本之工商业得到改良进步”，于是弃官从商，力图以身作则，“提高商界的权利意识”，“谋求工商业之发达”。他长期担任第一国立银行行长、东京商法会议所和商业会议所主要领导人，参与创建了500多家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