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王良星夹起了一块鱼肉，刚要放到嘴里，转身问司机：“现在股价多少？”“三块六毛五。”
在2009年10月，这种几乎程式化的一问一答，每天至少要进行两到三次。此前一个月，利郎和同城的匹克先后登陆香港股市，加上后来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喜德龙，福建晋江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19家，这个数字在中国几千个县及县级市中排名第二。隔着台湾海峡的晋江距离金门仅有5.6海里，是一个有着百万余人口的县级市。
也许是因为利郎上市后股价即跌破了发行价，也许是对于资本市场的新鲜感，王良星近乎偏执地关心着自己公司的股价。以至于他“现在和朋友们打牌、喝茶的机会少多了”。
他是一位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身材保持得不错的中年男人。草根出身，但总是一身时尚装扮。不过你若问他，将来如果有一天卖掉了家族企业，会不会移居巴黎等时尚之都时，他会连忙摇头：“不可能的啦？ ？充其量到香港或澳门！”
企业上市，这是王良星20年前无法想象的事。1988年，26岁的小伙子王良星到北京捞世界，在一家四合院遇到比他还要小8岁的同乡、后来的安踏董事长丁志忠。20年后，安踏和利郎的年销售额分别为46亿元和11亿元，前者俨然成为晋江运动品牌企业的一介标杆。
安踏于2007年7月在香港成功挂牌后，丁志忠鼓动王良星也加入到资本阵营中来，并把曾在安踏任首席财政官、后来帮自己做财务顾问的倪忠森介绍给了王良星。
事实上，此前一年王良星已在酝酿上市，同时也聘请了一家机构做顾问，当丁志忠推荐倪忠森时，他不假思索地请原先的机构出局，然后把倪忠森的恒润国际视为座上宾。“王良星、丁志忠两人的关系密切和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倪忠森对我说。
这也是晋江富豪们圈子文化的一处注脚。事实上，除了王良星与丁志忠这种“故交”之外，一些在产品线上存有竞争的企业老板们，同样在私底下谈笑风生———譬如丁志忠发起在晋江紫帽山圈下几十亩地建造的一座农场，股东就有特步、利郎、九牧王、七匹狼等企业的掌门人或少帅。
晋江企业家喜欢抱团的特点，早就体现在他们过去相互模仿营销手段、集体创牌的行动中，而现在，在企业上市的问题上，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热情。
当初安踏上市时，丁志忠就曾在内部高层会议上说，上市是“绿色工程”，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在这种上市冲动的驱使下，晋江企业选择的上市地点可谓五花八门，譬如2009年除了361度、利郎和匹克在香港上市外，还有鸿星沃登卡在韩国挂牌，至和织造在新加坡挂牌，星泉鞋业甚至选择了马来西亚！
“要么当领头羊，要么做乞丐”
当蜂拥上市与“绿色工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这个隐喻似乎都不失精辟。
“上市可以使企业运转更规范、更透明，也算兑现了对高管的激励。”王良星说。
前半句是“普适句式”，而后半句就未必可以嫁接到所有的上市公司了。王良星的戏剧性风格再一次显现———他的太太经常抱怨他给的“零花钱”太少，而对利郎高管却分外慷慨。比如利郎副总裁潘荣彬，当年是一家年利润20多万元的利郎专卖店老板，如今持有3%的公司股份，市值约1.4亿元。
“我在一个类似‘移民城市’的组织里，尝到了‘高薪养人’的甜头。”他说。
不过，拼命三郎的代价是不菲的。潘荣彬告诉我，在接受亿元市值的股票之前，他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其不分日夜的工作方式，一怒之下选择了离婚。
而“绿色工程”同样也可隐喻为，在合适的时机上市，不但可以在资本市场圈钱，还可以获得政府的“红包”，更重要的是，可以将自己过去不太拿得出手的历史“洗白”。
“这其实涉及晋江民营企业的原罪话题，”倪忠森说，“这一群体要么是遇到资金困难后试图豪赌解困，要么希望结束过去游走在混沌的游戏规则边缘的日子。”
豪赌几乎是晋江商人的天性。不但是上市，惯常的商业决策也无处不见豪赌的影子。丁志忠当年请孔令辉做代言人，“机”从“危”中来，最后赌了个咸鱼翻身。
王良星同样曾是一位“赌徒”。王良星于2002年遇到了一道几乎迈不过去的坎儿，几乎弹尽粮绝，刚提出不久、日后成为其立足之本的“商务休闲男装”概念就要成镜花水月。王良星决定孤注一掷，到这一年3月28日的北京服装展会上做最后一搏。
这一天，利郎企业史上“最真实的荒诞”一幕出现了，在北京昆仑饭店近百平方米的豪华展位，代言人陈道明的走秀轰动全场。“整个服装界的感觉是一匹黑马出现了，我们的加盟商一下子从8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利郎副总裁胡诚初对我说。
彼时利郎欠债已超过3 000万元，展位又要耗费近200万元，签下陈道明数百万元，钱从何来呢？
“请陈道明的钱是我到上海借的。”胡诚初说。其他的资金渠道，则是王良星向朋友举债，甚至通过地下钱庄融资得到的。
“要么做领头羊，要么做乞丐。”这些细节如今王良星已能坦然面对。但当时命悬一线时，他亦是一度灰心到极点。只是最后他成了赢家。
有趣的是，当年王良星并不寂寞，兄弟企业劲霸也同时遭遇危机，最后通过柒牌向银行担保借贷6 000万元，才躲过一劫。
2004年，利郎销售额突破亿元。一年后，王良星的腰板硬朗多了，他也不再忌讳告诉陈道明当初“六个锅盖十个锅”的有惊无险。彼时陈道明买了辆奔驰车，后来又不太喜欢，对王良星开玩笑说，我把车卖给你吧。王良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他把这辆车送给了父亲，自己又买了一辆。
事后的侥幸成功掩盖了豪赌的风险，人们后来只看到那些幸存的公司，却忽略了晋江也有大批企业倒闭的现实。当地一位投资界人士表示，晋江老板远没有外界传说中那么光鲜。“许多晋江企业的现金流非常糟糕，又不懂得变通，有的就通过借高利贷发工资。”
上市又何尝不是一次豪赌？不过，从商业史上看，豪赌上市比赌一场秀摔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了。
“红包”的哲学
站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座“开”字形斜拉桥晋江大桥上，你可以看见桥头两侧的“风景”———一边是桥侧宽阔的草地上低头吃草的牛群，一边是名为“易建联”运动品牌的巨幅广告。而在晋江市区，“香港姚明有限责任公司”就在贵人鸟隔壁。20分钟路程里，你还可以到“奥巴马餐厅”？ ？
如果将桥头的老黄牛视为晋江或整个泉州企业主们埋头苦干的写照的话，“易建联”、“姚明”、“奥巴马”尽管有山寨之嫌，但从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民间智慧的缩影。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时常感到自卑，觉得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好，学历和见识不如别人，所以只好加倍努力去创造。”王良星说。他去读 EMBA，除了吸收知识和结交朋友外，他还把自己最欣赏的老师请到旗下做独立董事。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民间力量的自由选择，一直是闽粤、江浙和重庆一带制造财富奇迹的永动机。不过，近几年，包括晋江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更希冀“有形之手”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利郎、匹克等企业2009年均获得了超过300万元的资金奖励，民间称为“红包”。这源于晋江市政府于2007年制定的“对企业上市的扶持措施”，即对当地上市企业奖励330万元。
利郎们所获奖金来自于 2009 年约3 000万元的政策资金预算，而在 2008年，这一数字超过7 500万元。晋江市政府的“扶持措施”于 2009 年初修改后，对股改、筹备上市都有从30万元到150万元的奖励。
这些激励政策并非晋江市政府独创。泉州市也有相关的红利政策，不过力度逊于晋江。而在浙江温州市，当地政府也有类似举措，比如对于上市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甚至包括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家可以享受温州永强机场贵宾待遇等。
但除了激励政策之外，晋江市政府为了协助企业上市，还聘请了经济学家吴晓求及国家发改委官员等人设立晋江企业上市专家顾问组，甚至请来深圳证券交易所驻福建首席代表兰邦华来挂职市长助理10个月，可谓用心良苦。
“在闽南人本来就非常注重‘面子文化’的情形下，这一政策容易导致企业主的浮躁心态。”晋江一位闲暇时写诗的企业界人士向我力陈一些晋江企业“为上市而上市”的陋习，和上市后“大企业做小”、“小企业做大”等造假行为。
激励之下，晋江的上市公司难免良莠不齐。当地一位财务人士透露说，在他经手上市的当地企业中，财务报表需要推倒重来的公司大约占四到六成。
而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上市成本较低的证券交易所，对中国地方政府奖励企业上市的举措向来喜闻乐见，并通过各种渠道眉目传情。
事实上这些交易所时有尴尬，如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一方面对中国概念夹道相迎，另一方面又为挂牌的中国企业频繁闹出丑闻懊恼不已。
但王良星信心满怀。不过他有时也会流露出对资本市场基本游戏规则的陌生。2009年11月9日，利郎发出的一纸澄清公告称：“近期投资会议中，管理层对利郎业务表现的评价及对未来的展望，不代表公司对有关截至2009年12月底业绩的估计或预测。”
分化进行时
当九牧王等龙头企业上市受挫时，利郎的“后发先至”给晋江企业带来了不少的震动。而当更多的服装企业急于上市融资时，先行者们则希望走得更快。
“我们接下来要大力打造新品牌。”王良星为自己斟上了一杯茶。利郎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上市所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之一即用以推出 L2系列。他的计划是，2010年利郎销售额突破20亿元，新品牌销售过亿元。
两年翻一番，显然是一个艰巨的超越。这意味着，王良星以后到紫帽山的农场里和大伙儿切磋茶道、体验养猪养牛之田园乐趣的时间要更少了。
一位泉州投资界人士告诉我，由丁志忠、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九牧王董事长林聪颖等十几家企业于2008年发起成立的“闽商投资公司”一年来，上马的项目屈指可数，“他们每家现在考虑最多的是自我纠错和变革”。
做女裤的威兰西做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开始有意在网络营销上“烧钱”。
“泉州的商业文化，草根气息太过浓重，不少企业主要么是对网络营销不甚了解，要么始终有着可能会对普通销售渠道产生冲击的偏见，这块蛋糕于是被冷落了，以后八成又会蜂拥而上。”威兰西总裁范道远笑着说。
“蜂拥而上”，正是泉州特别是晋江企业一直以来的惯性思维———你做批发，我也做批发；你转变渠道，我也跟着改变；你请形象代言人，我比你请的身价更高；你要将总部迁至厦门，我也迁过去做你邻居；你要上市，我紧随其后？ ？
而以利郎推出 L2系列，和威兰西大力尝鲜网络营销通道为代表的当下生态，正是以变革为驱动力的“新泉州逻辑”。
管理层面的变革趋势其实更为明显。林聪颖开始反思九牧王高管流动频繁的真正原因，丁志忠与王良星常互相调侃：到底是“先集中，后民主”，还是“先民主，后集中”更适合高效作出正确的决策？
“结论呢？”
“讨论本身的意义大过结论。”
“那你和丁志忠谁更强势？”
“当然是他啦，我与他一起出差住同一间房里，电视遥控器始终握在丁志忠手上。”
王良星甚至开始有意无意地培养自己从武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不久、24岁的大儿子，“他到处去实习，从在专卖店做营业员开始，有时也会来利郎旁听董事会”。
“分化的同时，晋江企业大整合已拉开帷幕。”倪忠森说，“如何提高晋江样本的上市品质，或许更为重要。”他认为，未来晋江运动品牌企业恐怕要有一轮大洗牌，活下来的运动品牌上市公司将不超过4家。
不抱怨的闽商
闽商是近两年最耀眼的一个商帮。2009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去了至少六趟福建。分别是对“福建首富”陈发树“新华都系”、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王良星等晋江蜂拥上市的运动品牌掌门人、“厦门首富”柯希平、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及“同康现象”、福州一家意欲上市的养猪企业首席财政官等的采访。若将六人（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放在整个中国的商业或商帮坐标中，你会发现闽商在这一年非常之另类。
2009年两位大手笔捐股的闽商倒是惹人眼球。一位是曹德旺，另一位是陈发树。在他们两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善人”是世纪金源的黄如论，连续多年现金捐赠超过3亿元。而到了2009年，先是上半年曹德旺宣称要捐出自己所持福耀玻璃的七成，成立慈善基金（后因避免发收购要约改为捐六成），后有下半年陈发树宣布捐出自己所持旗下几家上市公司股份的九成去成立慈善基金。尽管慈善基金真正审批下来的周期较长、难度较大，但以2009年12月的平均股价估算，两人捐股的市值均超过80亿元人民币。
陈景河与柯希平，均为陈发树的“战友”，都是紫金矿业制造出来的富豪。柯希平给人的印象是率直、豪赌———参与京东方增发，甩手便是近17亿元；买地盖楼，剑指“厦门最高的甲级写字楼”，气势汹汹。不过，给我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6月他参与厦门市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土地出让拍卖会时，厦门湖心岛一个理想地块，他的最终出价比万科低1 500万元，并就此止步，没有穷追不舍。
如果说上述人士均是拔尖而不可复制的福建富豪的话，王良星、丁世忠等晋江富豪，则是草根出身的财富新贵了。很难想象，一个只有百万人口的县级市，上市公司数量近20家，其中超过三分之一都是2009年上市的，上市地点也是各显神通，五花八门。
横向来看上述六位闽商，让我想到了一本书的名字，威尔 · 鲍温（Will Bowen）的枟不抱怨的世界枠。我接触到的闽商大都没什么抱怨，准确来说，他们对大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很少抱怨，只是偶尔在喝酒或低落时对公司一些战略或是儿子不愿接班等“家事”略有牢骚。不抱怨不等于不作为，陈发树这一年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实是“三部曲”：先从紫金矿业多次套现累计超过40亿元，然后是入股青岛啤酒和云南白药并分别成为第三和第二大股东，最后才是高调捐股。都言华商善变通，而最通莫过于闽商。
柯希平没有与万科“死磕”，其实给反对“国进民退”的声音提供了一缕补充：如果纠缠于谁进谁退的代价是更高的机会成本的话，适时适度的自行告退同样不失为一种风范。
我把晋江富豪扎推上市的文化基因归纳为面子、圈子和赌性。可圈可点的是“圈子”这一基因，与“温州炒×团”式游击战式的抱团不同的是，闽商的抱团是紧凑型的。譬如丁志忠发起，特步、利郎、九牧王、七匹狼等企业掌门人或少帅一起在晋江紫帽山下建造的农场；又如他们成立的“闽商投资公司”，在互通有无、交流心得以及与政府资源对接上，着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相比于这些已上市公司，我接触到的一些普通的晋江商人更是“不抱怨的世界”的典型缩影，他们从不艳羡同城或同省的富豪先锋，他们的辞典里对“不”字是这样诠释的：没人告诉你不可以做山寨，没人告诉你山寨不可以上市。
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样处处都有闽商的身影。这真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不像一些北方商人一样饱含政治情怀，但却熟知政与商的边界；他们的视野开阔，深谙时势造英雄的道理且不乏凌厉之势，却又在一兵一卒知人善任上不失深层思考。
当然，他们并不是没有失落的时候，曹德旺的“河仁基金”迟迟批不下来，2010年4月青海玉树地震后，他和儿子曹晖以个人名义捐款1亿元，是慈善，也是对民政部的“抱怨”；晋江富豪，野蛮生长成就了他们，但也埋下了一些隐患，如财务粉饰、快速扩张后遗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