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以来，东莞宏盛集团董事长邓宏达每次回台湾地区老家，见到老父亲，总是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就要落泪。
“父亲，我要回来了。”他说。
“回家好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不明白，他的这位马上到知天命之年的儿子口中的“回来”，是指回台湾挂牌上市。
在台商们如今所关注和津津乐道的议题中，“回台上市”的风头远超大陆创业板的开板。台湾地区一位业内人士2009年9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预计三年内将有200家台资企业回台上市，“目前已有27家，其中19家是大陆台商”。
“我们为荣誉而战。”邓宏达激动地对我说，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他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合影，还有那辆扎眼的台湾原装的捷安特自行车。
这一天是2009年11月19日。三天前，在北京和台北，两岸同时签署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五天后，宏盛的上市保荐人———台湾凯基证券，则要来东莞，为他的团队做“上市总动员”。
20年大陆生涯
作为1988年前后最早一批来大陆淘金的台商，邓宏达20年间的戏剧性人生是一代人的缩影。
邓宏达的几乎落泪，并非因为有可能在台湾资本市场一展身手的喜极而泣，而是对老父亲的“忏悔”。
在邓宏达身上，狮子座男人爱冒险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征显露无遗。1987年10月，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台湾外省人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年初，邓宏达———这位彼时并没有亲人在大陆的29岁小伙子，只因放不下“三十而立”的中国古训，就执意前往大陆捞世界。
不敢到香港签证，他选择绕道新加坡到广州。邓宏达迈出的这一步，比许多台湾知名企业家还早了半拍。
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2008 年 10月去世），第一次到大陆是1989年11月底，他被安排在了钓鱼台国宾馆，并得到了邓小平的盛情款待。不过他此番行程却颇费周折，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然后到达大连。
而知名的米果厂商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进入大陆，则是1992年的事了。
王永庆和蔡衍明进入大陆，皆出于“曲线投资”的目的（彼时台湾地区当局禁止岛内企业直接投资大陆）。而邓宏达来到陌生的广州，是从打工仔开始从零起步。
离开台湾的时候，邓宏达告诉父亲，他想“认识整个中国”。
来到大陆的邓宏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幸运儿，20世纪80 年代新台币升值后，台湾劳动力短缺，加上台湾“政府”提倡产业升级，皮具等产业纷纷向大陆等地转移。
邓宏达在广州的一家皮具公司做起了验货员。他的一生，从此与皮具、皮包结缘。他甚至在来到大陆的第二年，就“入乡随俗”，与他的同事、一位杭州姑娘结婚；1998年，他选择创业，创办了宏盛集团前身———“东莞展盛皮具厂”？ ？
整个20世纪90年代，邓宏达的父亲一直劝他回台湾发展，他都婉言相拒。“我向父亲说，对不起，父亲，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的，那么，从今这一代开始，咱们家族就移民大陆了 ？ ？我可能对不起你，但对得起我们的祖先。”这使得邓父非常生气。
10年后，为国际一线运动品牌做女包代工的宏盛集团的营业额近6亿元人民币，两岸经济和金融合作趋暖，回台上市成为可能。邓宏达颇为感慨，也打开了与父亲有关的心结。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据统计如今大陆的台资企业约8万家（台商数量超过 150 万人），仅广东一省就超过 2 万家，其中东莞占到 6 000家。在这6 000家东莞台企当中，现在有数十家与邓宏达的宏盛一样，想要回台上市，做第一批“吃螃蟹者”。
结伴返台上市
过去，大陆台商回台上市常常被“政治化”，有台湾地区政客拿“在台湾圈钱，再投资到大陆”的借口来说事。但现在，随着两岸关系回暖，金融互动开始，台湾证券交易所也开始放低门槛，主动吸引全球各行业的台商回台。
邓宏达有望成为台商回台IPO的第一批吃螃蟹者，但并不是第一批回台募资者。
第一位回台募资的台商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蔡衍明比邓宏达大三岁，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枟福布斯枠于 2009 年 7 月公布的“台湾前 40 大富豪”中，蔡衍明资产为 36 亿美元（约 250 亿元人民币），是台湾地区富豪榜上的“探花”。
蔡衍明被称为“米果之王”。他发迹于台湾，始于20世纪90年代北上，重心大转移，后来直接把总部移至上海。近年来他为投资界热议，一因旺旺上市“三城记”，二因拿下台湾媒体枟中国时报枠控股权。
旺旺于1996年在新加坡上市，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加坡资本市场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蔡衍明回忆称。2007年，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从新加坡退市。
一年后，旺旺如变戏法般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分别的一退一进，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七成。可谓一箭双雕。
而2009年4月，蔡衍明又跑回台湾，成功发售旺旺 T D R（存托凭证），融资32亿元新台币（近7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 IPO的“第一上市”，TDR被称为“第二上市”，意即在两地上市的股票类型相同，通过国际托管银行和证券经纪商实现股份的跨市场流通。
旺旺回台“第二上市”受资金热捧，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的第一人，蔡衍明在酒会上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
紧随旺旺之后，向 T D R 上市发起冲锋的还有巨腾、康师傅、达芙妮、85 度C、富士康等大陆台资企业，而市场青睐程度丝毫未减。
台湾被称为“科技岛”，巨腾和富士康回台上市似乎天经地义，而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湾同样备受欢迎，显然与台湾证券交易所放宽上市限制，和市场对两岸签订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后的前景甚为期待密切相关。
邓宏达回家心切丝毫不逊于蔡衍明。消息传出去后，群益、兆丰、凯基等五家券商纷纷前来接洽，欲从中分得一杯羹。最后凯基证券脱颖而出。
我在台北见到了凯基证券总经理丁绍曾。他在接受我专访时称，在台湾上市不仅周转率优异，还可以获得较高的市盈率。“与大陆、香港、新加坡、纳斯达克比较，台湾是‘划算’的选择———在台湾上市的成本大约只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1／3.”
2009年5月，美国通信设备商 Array Networks放弃纳斯达克，选择赴台上市，引起美国资本市场愕然；监管因素引发的高成本导致美国股市的竞争力下降（在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费用约为200万至300万美元），反倒给了亚洲国家和地区契机。
万事俱备，不欠东风，邓宏达踌躇满志，他看着宏盛集团大院中一座正在装修的两层小楼说：“我得把公司餐厅提前准备一番，接下来我要接触、招待各路人马呢。”
尴尬的一代
邓宏达如今独身，前妻和儿子都在美国。平时他的休闲方式是种花养鱼、骑车健身，或者是和东莞台商协会的老友们一起打打高尔夫。
从近半个世纪中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商业史来看，包括邓宏达在内的最早一批来大陆掘金的台商们，显然是尴尬的一代———既没有享受到台湾经济腾飞的成果，又要跟随大陆的改革之路，摸索野蛮生长之道。
最为关键的是，由于两岸关系时晴时阴，无论是台湾地区的大陆政策，还是大陆的台湾政策，稍起波澜，都可能导致他们退回到原点———于是这一群体练就了上好的政治嗅觉。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出口导向型的大陆台商以沉重一击。在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看来，尽管台湾有过类似经历，但当年台湾的做法是组建采购团加强进口美国产品，并且让台币升值，让全民共同承担。
台商们显然不会坐以待毙，纷纷调整策略。邓宏达的朋友、东莞台升家具董事长郭山辉称：“如果台商不升级转型，未来的2～3年，会有近40%的台商被淘汰掉，未来4～5年，还会有近30%的台商出局。”
2007年年底，邓宏达即停掉了两条低档生产线，2008年年中又相继关闭了两个车间。
事实上，邓宏达在江苏淮安还有一个占地 800 余亩、近 2 000人的工厂，是当年江苏地方政府到东莞招商时定下的“姻缘”。淮安工厂的土地为自购土地，同样做代工，但主要市场就是大陆。“2008年（全公司）内需销售占到5%，2009年达到15%。”邓宏达说。
惹人关注的是东莞台商协会的做法———号召东莞台商抱团，以“集体品牌”的方式，共同出资，成立渠道商，为内销铺路架桥。
“未来会做自主品牌吗？”“不会。”邓宏达很肯定地说，“宏碁创办人施振荣把品牌和代工完全分家，防止掐架；郭台铭财大气粗，但他从不言自主品牌？ ？在这一点上，大陆的企业主要浮躁得多。”
上市，意味着更为透明、深耕。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向来以“草莽英雄”和“藏富于民”闻名的城市，企业主们对上市几乎是完全抵触的。
以官方数字计，2009年东莞国内生产总值接近3 800亿元人民币，但其上市公司却只有5家，而且总市值只有200亿元左右（以2009年底股价估算）。
其实邓宏达最中意的上市地是 A 股市场，但由于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他被卡住了。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赴A 股上市给以2 000万元重奖的政策因此与他无缘。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台湾岛热议“中国钱”
2009年11月5日，我在台北参加由枟远见枠杂志主办的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金融监管会作备忘录和ECFA 成为论坛上的高频词汇，台湾地区“金管会”副主委李纪珠和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薛琦是演讲嘉宾中的焦点人物。
李纪珠是台湾知名的“美女财经官员”，她对两岸金融互通、深入的希冀情绪溢于言表；而薛琦则相对谨慎：“基于台湾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特征，大陆银行和券商来台湾，必须从做谦虚的学生开始。”
薛琦的言论多是出于技术和操作层面，但台北一位投资界人士告诉我，薛琦本质上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担心台商回台上市步子迈得太大太急、有害群之马入局，从而成为“政治污点”。
当台湾证券交易所作为“亚洲的纳斯达克”为论坛上的诸多嘉宾津津乐道时，而在大陆资本市场，人们正在为所谓“十年磨一剑”的创业板姗姗来迟而疯狂。
台湾岛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金融监管会作备忘录，关注未来大陆热钱大举进入台湾后，到底投资楼市还是股市更赚钱。枟商业周刊枠最近连续两期的封面专题分别为枟金融监管会作备忘录：非懂不可枠和枟中国钱枠。
对于金融监管会作备忘录的签订，台湾各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乐观和悲观两种情绪。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先前的通过灰色手段进行资金汇入汇出的景象倒会减弱甚至消失；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担心大陆和香港资金将“掏空台湾”。
邓宏达切身体会到了“愈明朗，愈应小心”的商业理念。2009 年 8 月，东莞台商协会成立了专职小组，规划东莞台商集体回台上市事宜。20多位东莞台商前往台湾考察回台上市的可行性，并拜访了马英九。“他并没有做任何表态，显然他怕为政治所累。”邓宏达说。
对于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 A 股上市即奖励2 000万元，如果做一假设：假设台湾当局抛开政治，对每家回台上市的大陆台商同样奖励2 000万元（近1亿元新台币），台商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恐怕不敢接受，因为同样可能会被政治化，”邓宏达说，“如果殃及企业的上市进程或是正常生产，就得不偿失了。”
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 O U）签署时的2009年11月16日（预定60天后生效），邓宏达盯着墙上那张偌大的中国地图，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几天后的上市动员会上，由于大陆资金今后有望通过“台股 QDII”投资台湾股市，他又一次说道：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回家了。
红色印记与双刃剑
和邓宏达相比，蔡衍明要幸运得多。1957年他出生于台北商人家庭，虽然从小习惯在街头称霸当王，并未接受太多商业气息的熏陶。但 19 岁霸王硬上弓、替父亲打理宜兰食品厂（旺旺前身）后的玩票心理和一败涂地，导致其性情大变，遂开始冷静下来，思考东山再起和治理之道，这便是后来如日中天的旺旺帝国的前奏。2009年，旺旺的营收近120亿元人民币。
旺旺的总部早已搬到上海，我到台北出差时，专程跑到旺旺先前的总部参观。在一条狭窄的街道里我找到了那座四层小楼。因为是周末，这里更显冷清，“像康师傅一样，大陆才是旺旺主要阵地，”一名保安对我说，“蔡老板现在很少回到这里了。”
蔡衍明最近几年声名鹊起，不仅是因为旺旺在大陆的攻城略地，以及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三地上市的资本运作，更与他以逾 200 亿元新台币（约43亿元人民币）收购台湾久负盛名的枟中国时报枠有关。
人们惊讶、怀疑于一个休闲食品企业的掌门人涉足传媒，是否像当年莽莽撞撞接手家族企业一样（但正是这种莽撞成就了蔡衍明）带有几分玩票色彩，蔡衍明则是大大咧咧但不失机敏地回应称“这是我的兴趣，也是我从小的梦想，就像开飞机一样（蔡衍明是台湾地区第一个拥有私人飞机的企业家）”。
2009年8月11日，台湾一份新的媒体———枟旺报枠诞生了。有人起初以为这是旺旺集团的企业报或内刊，而当看到创刊仪式上嘉宾云集，连战、吴伯雄、江丙坤等台湾地区重要政治人物亲临致贺，特别是看到马英九题写的“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10个大字时，才明白枟旺报枠非但不是内刊，而是蔡衍明旗下一份专门报道大陆的大众媒体。
“‘11’翻译成英文是‘one one’，和公司名旺旺谐音，吉利。”蔡衍明说。这似乎也帮助人们理解了，为什么他的私人飞机选择在2008年12月18日这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从上海到台北，成为国内直航两岸私人飞机中的 NO 。1.
彼时我通过熟人约访蔡衍明，他婉拒了。之后我看到，他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这正是他的尴尬之处，一方面，他有表达欲；另一方面，他又怕外界对他的强烈关注，特别是对其前世今生的解构。最后只好通过温婉的新华社来发声，却没料到这只能进一步增加他给外界的“红色”印象。
这让我想起了“传媒大亨”默多克，近一二十年以来，他为了能够扩大在中国的传媒版图，可谓低三下四、煞费苦心，他与中国政府高层及众部委的磋商也是屡现波折、悲喜交加。最关键的是，默多克在欧美的声誉因此下挫，特别是他担心“中国不高兴”而取消了手下本来与香港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出版合作事宜，招来的不仅是批评，而且是政治反感。
我始终以为，未来两岸工商及金融愈加融合时，因为懂台湾也懂大陆，大陆台商将成为一股不可估量的商业力量引起关注。蔡衍明们身上的红色印记是一把双刃剑，某种程度上那是竞争优势，却也将是他们最大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