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中上的是农村戴帽子的学校。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我们上小学时的学校，几排土房子，泥桌子；老师还是那个老师，从小学五年级把我们带上来的几位民办老师。
因为增加了班次，学校里的房子不够用，就租了一户人家的民房做教室。记得里面又有床铺，又有粮食和乱搭的衣服，我们几十个学生，就在里面上课。班主任姓李，因为秃顶，常年戴着一顶帽子，他教书十分认真，是端着饭碗也要在班里看着我们学习的老师。我那时的学习成绩特别的好，我的每篇作文他都要拿来让抄在黑板上给同学做范文，这使我很有面子，也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学习积极性。不久，我就被提为小组长了，这是我初中学习阶段做过的最大的“官”。
不久，大队用“四类分子”把新校舍盖好了，也是一排土房子，我们就搬进去了。我们班里的男女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单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在班里打闹，追得从这头跑到那头，她生气了，我又去把她逗开心，她起身又追我，我们笑啊疯啊，无比快乐，这是我最怀念的一段时光。
学校里还有田地，一方面用于教学生农业常识，一方面解决老师的吃菜问题。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劳动课，每到这天，老师就提前布置好我们要从家里带什么农具。第二天，我们就到地上去劳动，我每次用力干活时，老师看不见，我只要一偷懒，老师就看见了，就点我的名字，这真是让人扫兴的事。
上到初二，戴帽中学被取消了，同学们各奔东西，许多同学去了乡中学读书，父亲把我送到了县城的一所中学去读书，因为我的二伯在县城工作，他认识这个中学里一个打铃的教工。城里的学校真气派，一排排的青砖瓦房，高大的树木，宽阔的操场，老师也穿得西装革履，作息时间是打电铃而不是我们在乡下的学校那样敲铃。才开始，我很惶恐，觉得我是乡下那些土老师教出来的学生，能赶上人家洋老师教的学生吗？不久，我发现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有的课还超过他们，我的作文仍然受到老师表扬，这增加了我的信心，但这儿的男女生不说话，如同陌路，这让我感到奇怪。但毕竟是城里的学校，也经历过一些乡下学生没有经历过的场面，如有一次，据说是省长要来县城，学校停了一上午的课，组织学生一早就在马路的两边排了几里路长的队，等几辆乌龟壳（我们那时对小轿车的称呼）一来，我们就拍着手喊“欢迎欢迎”。
我在城里上学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人，开始独自生活，那时我家里条件还不错，每次回来，母亲都能给够我零花钱（后来就不行了）。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回来太勤了，我说想家，母亲说想家啥，我说想你们嘛。母亲说不要想，要好好念书。
城里的同学看不起乡下来的学生，记得有一次，我走在一条小巷里，和一个退学的同学迎面相遇，他无缘无故朝我的胸上打了一拳，这使我很不适应，我开始怀念与乡下同学在一起时的愉快时光。在县城读了一年多，我又回到了乡中学，乡中学条件不好，桌子板凳都要自己带。母亲把家里最珍贵的条桌让我抬到学校做课桌，这条桌是父母结婚时的家具，全木头的，油漆得红汪汪的，放到班里众多东倒西歪的桌子里显得很不一般。终于，与过去的那些同学又同在一个学校读书了，但家长怕我们在一起玩，把我们拆分开了，不让我们在一起，还有就是家长不时在耳边叮嘱，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暑假了，几位家长把村子里的“红民校”打开，把我们赶在里面做作业，看着我们，这一切的发生，使我感到学习有了变味，学习不再是快乐的。随着弟妹陆续上学，家里也越来越困难，又成为我的压力，成绩开始下降，经过考虑，有一天，我提出不读书了，父母听了十分恼火，但劝不了我，母亲说，不想读就来家种地吧。父亲坚决不同意，人家的孩子都在读，我回来种地，面子上多没光，为此父母还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的。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一气之下喝了农药，被抬到医院里抢救，最后，当然是平安无事了，但我却因此被另眼相看，成了一个没用的孩子，使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退学后，我开始上工，生产队里有我的一个小工分本子，每天三分工，我一心要为家里减轻点负担，舍不得歇一天。我跟着大人学会了如何区分秧苗与稗子，如何锄地而不伤着禾苗。晚上，我和弟妹们一起在灯下看自己喜欢的文学书，也开始了写作。有一次，我要投稿，要买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家里实在没有钱，吃饭的时候大家就为我凑了起来，母亲口袋里只有五分钱掏出来给我了，我的口袋里只有二分钱，还缺一分钱，我的小妹端着碗说，我的口袋里还有一分钱，然后掏出那枚小小的硬币，这样才凑够了。
放任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早晨，我从生产队的场地上把一捆稻草往家背，听到远处传来广播体操的声音，这像在对我召唤，我忽然想要上学去了。几天后，我找到我的三舅，他是一个农中学校的校长，他让我插班进来读书了，这样我又开始学生生涯，直到两年后，考上了高中。
现在，回首往事，觉得初中是我从少儿的顽皮过渡到成熟的阶段，那些愉快的学习时光短暂而珍贵，心里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是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充满了动荡和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