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意味着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一点包括有能力去坚持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并能公开反对你确认是错误的东西。在一所大医院的手术室里，一位年轻的护士第一次担任责任护士。“大夫，你已经取出了11块纱布，”她对外科大夫说，“我们用的是12块。”
“我已经都取出来了，”医生断言道，“我们现在就开始缝合伤口。”
“不行。”护士抗议说，“我们用了12块。”
“由我负责好了！”外科大夫严厉地说，“缝合。”
“你不能这样做！”护士激烈地喊道，“你要为病人想想！”
大夫微微一笑，举起他的手让护士看了看这第十二块纱布：“你是合格的护士。”他说道。他在考验她是否正直——而她具备了这一点。
正直意味着自觉自愿地服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正直的核心，没有谁能迫使你按高标准要求自己，也没有谁能强迫你献身。同样，没有谁能勉强你服从自己的良知。然而，不管怎样，一位正直的人是会做到这些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们的部队正设法冲出敌人的包围时，一位美国陆军上校和他的吉普车司机拐错了弯，迎面遇上了一个德军的武装小分队。两个人跳出车外，隐藏起来。中士躲在路边的灌木丛里，上校则藏在路下的水沟中，德国人发现了中士并向他的方向开火。上校本来很不容易被发现的，然而，他宁愿跳出来还击——用一把手枪对付几辆坦克和机关枪，他被杀害了。这个中士被捕入狱，后来，他对人们讲述了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位上校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责任心要强于他对自己安全的关心，尽管没有任何人勉强他。
这一点难做到吗？的确很难。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正直的人是难能可贵的、是值得钦佩的，但是从根本上说，正直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价值，是值得人们为此而努力的。请想一想正直会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吧！
勇敢：正直使人具备了冒险的勇气和力量，他们欢迎生活的挑战，绝不会苟且偷安，畏缩不前。一个正直的人是有把握、并能相信自己的——因为他没有理由不信任自己。
坚定不移：正直经常表现为坚持不懈、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拒绝放弃自己努力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我们绝不屈从！绝不，绝不，绝不，绝不。无论事物的大小巨细——永远不要屈从，唯有屈从于对荣誉和良知的信念。”温斯顿·丘吉尔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心地坦然：我注意到，正直的人都是抗震的，他们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平静，使他们能够经受住挫折甚至是不公平的待遇。哈利·爱默森·福斯迪克曾讲过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参加参议院竞选活动时，他的朋友警告他不要发表某一次演讲。但是林肯答道：“如果命里注定我会因为这次讲话而落选的话，那么就让我伴随着真理落选吧！”他是坦然的。他确实落了选，但是两年之后，他就任了美国的总统。
正直还会给一个人带来许多好处：友谊、信任、钦佩和尊重。人类之所以充满希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似乎对正直具有一种近于本能的识别能力——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它所吸引。
怎样才能做一个正直的人呢？我以为这是找不到一个现成答案的。我想，也许第一步就要锻炼自己在小事上做到完全诚实。当你不便于讲真话的时候，不要编造小小的谎言，不要去重复那些不真实的流言蜚语，不要把个人的电话费用记入办公室的账上，等等。
这些戒律听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你真正寻求正直并且开始发现它的时候，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就会令你折服，使你在所不辞。最终，你会明白，几乎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都包含着它自身的不容违背的正直的内涵。
厚道鲍尔吉·原野
鲍尔吉·原野，1958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族。着名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善良是一棵矮树》、《跟穷人一起上路》、《青草课本》、《每天变傻一点点》、《警方，向猎枪出示红牌》、《盗墓，北方游牧民族最后的悲歌》等。曾获中国作协“骏马奖”、《人民文学》2000年优秀散文奖等诸多奖项，出版散文集多部。
契诃夫说：“有教养不是吃饭不洒汤，是别人洒汤的时候别去看他。”
有一个相似的美国俗语说：“犯过错不是稀奇事，稀奇的是别人犯错的时候别去讥笑他。”
“别去看他”和“别去讥笑他”是一种做人风范，在中国叫作“厚道”。
厚道不是方法，虽然可以当方法训练自己。它是人的本性。厚道之于人，是在什么也没做之中做了很大的事情，契诃夫称之为“教养”。
如果美德分为显性和隐性，厚道具有隐性特征。
厚道不是愚钝，尽管很多时候像愚钝。所谓“贵人话语迟”，迟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沉着，君子讷于言。尤其在别人蒙羞之际，“迟”的评价保全了别人的面子。真正的愚钝是不明曲直，而厚道乃是明白而又心存善良，以宽容给别人一个补救的机会。
厚道者能沉得住气。厚道不一定得到厚道的回报，但厚道之为厚道就在于不图回报，随他去。急功近利的人远离厚道。
在人际交往上，厚道是基石。它并非一时一事的犀利，是别人经过回味的赞赏。处世本无方法，但总有一些高明超越方法，那就是品格。品格可以发光，方法只是工具。厚道是经得起考验的高尚品格。
厚道是河水深层的潜流，它有力量，但表面不起波浪。
厚道是有主张。和稀泥、做好人，是乖巧之表现，与“厚”无关；无准则、无界限，是糊涂之表现，与“道”无关；厚道的人有可能倔强，也可能不入俗境，宁可憨，而不巧。
厚，是长麦子的土壤之厚，墙体挡风之厚。厚德而后载物，做人达到这样的境界，已然得道。
关于真话（四则）巴金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代表作品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讲真话
我在《收获》上发表的《巴金全集》后记《最后的话》，就是我想对读者说的话，我希望读者理解我。我这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我为读者写作，我把心交给读者。《全集》出了二十六卷，但是要我自己看，至多只有一半可以流传。
我很想在《全集》出完之后，自己再看一遍，我要删掉一半，因为我要对读者负责，我要讲真话。
讲真话并不容易，过去究竟讲了多少真话都很难说，但是我努力不讲假话，尽量不讲假话，不欺骗读者。这不容易。所以我说要盖棺论定。
我现在虽然走在生命的尽头，但是说不定我还会犯错误。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要用行动来证明。我希望读者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的着作也有坏的，有好有坏，有真有假，使我最难过的是，有时我也对读者说了假话。
我是主张人要有理想，要面向未来，人不仅要顾自己，还要顾子孙。读者也需要理想，你要给他，他会选择的。
写真话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花城》第六集，1980年8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栅”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见《神曲》第三曲。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1966年8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作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1966年6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作“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很有可能给戴上“反革命”的帽子。1967年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牛棚”
里，我同西彦是有分歧的，我们不便争吵，但是我对他暗中有些不满意。当时我认为我有理，过两年我才明白，现在我更清楚：他并不错。我们的分歧在于我迷信神，他并不那么相信。举一个例子，我们在“牛棚”里劳动、学习、写交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晚上十点前后，有时中饭后坐着打个盹，监督组也不准。西彦对这件事很不满，认为这是有意折磨人，很难办到。而且不应照办。我说既然认真进行“改造”，就不怕吃苦，应当服从监督组的任何规定。我始终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苦行赎罪。而据我看西彦并不承认自己有罪，现在应当说他比我清醒。
读他的近作，我觉得他对我十分宽容，当时我的言行比他笔下描写的更愚蠢、更可笑。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我不赞成记账，也不赞成报复，但是我绝不让自己再犯错误。
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梦，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可惜我们没有但丁，但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新的《神曲》。所以我常常鼓励朋友：“应该写！应该多写！”
当然是写真话。
再论说真话
我的《随想》并不“高明”，而且绝非传世之作。不过我自己很喜欢它们，因为我说了真话，我怎么想，就怎么写出来，说错了，也不赖账。有人告诉我，在某杂志（香港《开卷》杂志，1980年9月号）上我的《随想录》（第一集）受到了“围攻”。我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就让人们点起火来烧毁我的《随想录》
吧！但真话却是烧不掉的。当然，是不是真话，不能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它至少总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三十年来我写了不少的废品，譬如上次提到的那篇散文，当时的劳动模范忽然当上了大官，很快就走向他的反面；既不“劳动”，又不做“模范”；说假话、搞特权、干坏事倒成了家常便饭。过去我写过多少豪言壮语，我当时是那样欢欣鼓舞，现在才知道我受了骗，把谎言当作了真话。无情的时间对盗名欺世的假话是不会宽容的。
奇怪的是今天还有人要求作家歌颂并不存在的“功”，“德”。我见过一些永远正确的人，过去到处都有。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别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他们今天夸这个人是“大好人”，明天又骂他是“坏分子”。过去辱骂他是“叛徒”，现在又尊敬他为烈士。本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全记在账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他们把自己当作机器，你装上什么唱片，他们唱什么调子；你放上什么录音磁带，他们哼什么歌曲。他们的嘴好像过去外国人屋顶上的信风鸡，风吹向哪里，他们的嘴就朝着哪里。
外国朋友向我发过牢骚：他们对中国友好，到中国访问，要求我们介绍真实的情况，他们回去就照我们所说向他们的人民宣传。他们勇敢地站出来作我们的代言人，以为自己讲的全是真话。可是不要多长的时间就发现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变来变去，甚至打自己的耳光。外国人重视信用，不会在思想上跳来跳去、一下子转大弯。你讲了假话就得负责，赖也赖不掉。有些外国朋友就因为贩卖假话失掉信用，至今还被人抓住不肯放。他们吃亏就在于太老实，想不到我们这里有人靠说谎度日。当“四人帮”围攻安东尼奥尼的时候，我在一份意大利“左派”刊物上读到批判安东尼奥尼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半靠边，但是可以到邮局报刊门市部选购外文“左派”刊物。我早已不相信“四人帮”那一套鬼话，我看见中国人民越来越穷，而“四人帮”一伙却大吹“向着共产主义迈进”。报纸上的宣传和我在生活中的见闻全然不同，“四人帮”说的和他们做的完全两样。我一天听不到一句真话，偶尔有人来找我谈思想，我也不敢吐露真心。我怜悯那位意大利“左派”的天真，他那么容易受骗。
事情过了好几年，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左还是右，也可能还有人揪住他不放松。这就是不肯独立思考而受到的惩罚吧。
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1958年大刮浮夸风的时候我不但相信各种“豪言壮语”，而且我也跟着别人说谎吹牛。我在1956年也曾发表杂文，鼓励人“独立思考”，可是第二年运动一来，几个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弃甲丢盔自己缴了械，一直把那些杂感作为不可赦的罪行，从此就不以说假话为可耻了。当然，这中间也有过反复的时候，我有脑子，我就会思索，有时我也忍不住吐露自己的想法。1962年我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会上发表了一篇讲话：《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和责任心”！就只有三几十句真话！它们却成了我精神上一个包袱，好些人拿了棍子等着我，姚文元便是其中之一。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在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海作家协会的大厅里就贴出了“兴无灭资”的大字报，揭露我那篇“反党”发言。我回到上海便诚惶诚恐地到作家协会学习。大字报一张接着一张，“勒令”我这样，“勒令”我那样，贴不到十张，我的公民权利就给剥夺干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