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想用什么方法推崇男子，也不过是名义的高调。男子纵然翻十万八千个跟头，也翻不出这“女神”的手掌。你纵然能翻出去，你的“心”还是要留在她的掌握之中，这就是天造地设一物降一物的定例。正如，你无论如何提倡“重鼠轻猫”，结果，鼠还是猫的口中之食。现今，欧美虽名为提高女权，也不过是将女子推入凶险淫狠的社会，使她度那不合天性的生活，名义上虽然是提高，实际上反给她们添了无穷的苦恼，将男子爱护女子的天性，渐渐地要变成排挤与一时利用的行为。
我恨我对去伪的功夫，还未能做到万一。可幸我对不受骗的决心，已然练到了十足。我以为，世上只要不受骗的人数多起来，人类才能有真的解放与真的幸福。
我所最不愿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为人类谋幸福”。我只要一听到耳里，一看到眼中，就仿佛要气炸了肺管。这句话，并非不好，只是唱这种高调的人，据我详查，足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全是些“口吐人言，而行为反不如禽兽”的人。现今，人类所以又受了新的专制，添了新的痛苦，全是因为上了这种“嘴甜心苦”的怪物的大当，英国格言说“白的手套，可以遮掩污秽的手指”。人类若肯爱护天然的自由，若愿保住真正的幸福，第一不可仅在白的手套上注意，要知这二十世纪，正是“骗子世纪”，中外的骗子们，正在钩心斗角，施展骗人的法术呢。
有人问我：“自从前清末年，我中国几乎是每个有名的人就会说‘救国救民’的话。为什么国愈救而愈危亡，民愈救而愈无生路？”我说：“国，是人立的。民，是人的别名。国与民，也必须用人救，才能转危为安，才能死而复生。那么若真想救国民，自己必得先是一个人。这初步功夫，若办不到，自己先不是‘人’，如何配谈救国救民的事。只会说‘人’话，若可做到这种的大事，鹦鹉与猩猩，早就可以造成强盛的邦国了。”
社会间，所以多有纷扰，国际间，所以不能和平，全是因为有些人，自作聪明，不守本分。所以不守本分，所以自作聪明，全是因为利欲熏心，错将别人与别国当做愚昧可欺，以为别人或别国，绝不能看出自己的诈伪，岂知国人与别国，早已看透了你的肺肝。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施之于社会，则失自己的人格。施之于国际，则失自己的国誉。人失了人格，虽生而如死。国失了国誉，虽强而无威。
前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两点，我在米市大街，遇着一个披发赤足的道人，唱着悲惨的调儿，向北疾走。他的年岁不过四十，满口河南土音。我只听着两句“中华到了头，家家要发愁”。我当时并未追着听个究竟，因为我向来不迷信这种歌谣。可是到了今日，我见我国的情形，又听西南的谣言，真使我心惊胆跳。在太平的日子，内战还能促短国命，何况在这危急的时候，还有什么政见的不同。固然“安内才可以御外”，试问还有多少的时光，可容我中国再起革命？
要知以往二十余年中，军阀们“爱国爱民”的成绩，不过使国中多添了无数的坟墓。时至今日，假若还是对内就摩拳擦掌，对外则大气不出，未免是太无羞耻。我敢“包办民意”而言，我们百姓们不管你们内争的理由，是“是”，是“非”，我们只求你们不可再在国内大造坟墓。
纪律为军队的灵魂，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拿破仑说：“军人以勇耐守法为本，胆力尚在其次。”日本伊藤芳松说：“军队之得以指挥运用者，唯赖纪律。军纪者，所以矫正群众心理之弱点，而务达其建设之目的者。”某某要人，虽可包办该省的政事，然而既不肯交卸兵权，根本还是军人。既为一省的军人首领，若先违抗政府，破坏军纪，叫部下如何服从？自己若先暴露弱点，如何能为一省军人的模范？军人无论有什么理由，若对政府不知尊重，无论在什么邦国，全是犯了叛逆的罪名。
现今我国的军人，是中华民国的卫士，不是一人一系的户下家奴。军人的衣食，是出自全国人民的血汗，并不是出于一人一系的私财。服从全国全民的公意，是军人的光荣。听从一人一系的指使，是军人的羞耻。时至今日若还是“为军长而战，为司令而争”，就是轻视自己的人格，就是侮辱军人的名目。若不知前思后想，不知世界大势，不顾国家现状，只听一二要人的一面之词，既认为天经地义，实在不配为二十世纪的军人。
俗语说：“一子走错满盘皆输。”所以自古作战，全是行动一致，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周处说：“军无后继必败，不徒身亡，为国取耻。”岳飞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何承矩说：“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古时的战争，尚不可以鲁莽从事，何况今日？
自我民国成立以来，每次的内争，双方必全有理由。甲方说乙方是罪魁祸首，非打倒乙方，中国绝不能好。乙方说甲方是祸首罪魁，非消灭甲方，中国绝不能强。战了二十多年，争了二百多月。所谓罪魁祸首，已被打倒了许多，消灭了若干。可是我中国不但未能日盛日强，反倒大衰大弱。这个缘故，就是因为他们由甲到乙，以至于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方，全是一丘之貉。
一群娼妇婊子，自夸贞节，自报贤良，互相指骂，彼此撕扯，固然令人难分谁是谁非。其实，她们的行为，正是八两等于半斤。她们若混不起来，在私下暗吃还不敢明目张胆。一旦淫运亨通，搭班树帜，更必无所顾忌。所以娼妇甲打倒了婊子乙，或婊子乙打倒了娼妇甲，无论胜利归谁，也不过是仅能吸取金钱，布散毒菌，只能与社会有害，绝不能与人群有益。我以为我国军阀的争斗，也是如此。
新闻记者，是依赖民众为生的，不是依赖政府或任何党派团体的津贴支持而存的，民众就是主人。新闻记者，能本着民众的心理发言，才配称人民的喉舌，才能得民众的信仰，新闻事业才可以永远发达。要知政府以及党派团体是时常更变的，人民是长久如一的，报纸若有党派的色彩或政治的背景，绝对站立不住。
别的职业可以存偏私的念头，唯独新闻，日日与民众会晤，万不可违反了大公的原则。新闻记者，既不是深居简出的大员，当然对人民的真正情形并不隔阂，既如此就应说人民所要说的话。
我国人民，在这二十余年之中，饱尝内争的滋味，所怕的就是这件事。现今新闻记者的任务，就是对一班军阀政匪，加以猛烈的攻击，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
从来野心好乱，篡窃割据之辈，所以敢流毒造祸，倒行逆施，全是因为有人对他们摇旗呐喊，捧场帮忙。王莽若非因为有几十万人的歌颂，他绝不敢进行他的奸谋。魏忠贤若非因为有人对他竭力恭维，他绝不敢诛杀忠良正士。现今报纸有左右舆论的效能，若以公正为志，足可利国。若以偏私存心，足可丧邦。在这国乱民危的时候，若为个人的关系，或左倾右靠，偏为小私用心，不为大公打算，未免愧对人民喉舌四字。
俗语说：“有向东的，有向西的。”私人的事业或可以如此，唯独新闻事业，虽是私人谋生一途，然而所办的是公共事务，无所谓向东向西，只是一个向公。不能因私仇私怨而骂人，也不可因私恩私惠而捧人。
有人说：“今的报，就是现今的史。”我以为，现今的报不仅是现今的史，更是将来编史的人的资料。古时编史的人，若记载得不确实，今日我们读史，就要受了欺骗。现今作报的人，若编辑得不确实，不但现今的人受了欺骗，更要骗到将来的人。所以，作史贵乎据事直书。唯据事直书的史，方算信史。唯信史，才有阅读的价值。那么报既与史的性质相同，也当以据事直书为贵。编史，须要信今传后，办报也不可违反了这个原则。
作史，是为传信于后。办报，于传信于今之外，更要传信于后。报社的记者，既负双重的责任，对于记载与言论，更当本乎事实，发乎天良，以免蒙了今人，骗了后人。
史，这个字，依篆书写，是史。是用“中”与“又”合起来的，中是正的意义，又作持讲解，表明作史的人，记事发言，须本乎中正。欧美历史的皮面上，时常书着一个手持天秤（Scale）的人。天秤是以中正公平为本。作史的人，对于所记载的，也必须本着天秤的样子来下笔。天秤若有偏左偏右的毛病，就成了无用的废物。作史的人，若有“左”倾右倾的恶习，就失了史的标准。我以为办报的人，在可能范围内，也应当将一个天秤的影子，放在心里。固然在纷乱的时代，有权有力者，是不依着天秤的。但是天秤这种东西，只要有世界，就不能铲除它的存在。所以，报社的记者，记事发言若以天秤为法则，纵然受屈于一时，终必伸张于永久。
北齐的魏收，所作的《魏书》，在当时就大遭恶评。人称他所著的魏书，为“秽史 ”，因为他作史专以他的爱憎为主，他对他所喜爱的人，就捧得上天，对他所憎恨的人，就骂得入地。这实在是失了史家的身份。古人说“作史要三长 ”，三长就是识、才、学。识，必须高超。才，必须深远。学，必须广博。最要的更须先正自己的心。报纸，既与史的性质类似，办报的人，记事发言，也当本着中正而行，不可以爱憎的私情，颠倒是非。不可受任何人的利用，混淆黑白，以免走入魏收的覆辙。
正史，固然不可不读。野史，更是不可不看。正史是官方所修或奉诏所纂的，野史是私人所暗记的。正史，因为改朝换代，历经修订的缘故，其中难免有造谣或隐讳的缺点。野史，因为作者不为权势所支配，所以内容多是诚实可靠的记录。当初，秦桧所以禁野史，所以保荐他妻兄王唤的儿子孙子，为国史修撰，就是恐怕野史或外人所撰的史，不能掩盖他那卖国的事实。我以为《机关报》就如同正史，往往因私害公，可信之处太少。私人所办的报，若无背景，就仿佛野史，往往据事直书，极少隐讳或造谣之处。
周德恭说：“史者，公天下后世之是非者也。岂以一人之私，而能灭公众人之公论哉？”吕祖谦说：“史官，万世是非之权衡。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报，既与史的性质相同，也必须做到“公天下后世之是非”的标准，时时以众人之公论为依归。报社记者的任务，既与史官类似，也必须与万世是非之权衡。所是所非，不可掺入一毫党派或国人的私意。所是所非，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天良就成了公是公非。因为天下虽有十七亿人之多，种族虽然差异，而天良并无不同。
天良就是公理。本着公理所发的议论，就是公论。公论中所认为是的，就是公是。所认为非的，就是公非。人类的恒情，固然捧胜不捧败，轻弱而尊强，但是这也不过是一时的蒙昧，如同时镜之上，盖了一层灰尘，只要稍加拂拭，立刻就光明如故。就以意阿之战而言，世人多与惨败的阿国大表同情。而对于胜利的意国，反不肯稍加夸赞，这就是由天良中所表示的公是公非。公是公非，既合乎天下的天良，所以具有广大无穷的威力。
外国称新闻记者，为Nucrowned king（无冕之王）。王有生杀予夺之权，新闻记者的一字褒贬，也可关系一人的荣辱生死。王者发号施令，稍有偏私，既可祸及全国，新闻记者发言主事，稍存私见，也可祸及人群。李世民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我以为，新闻记者无私，才能得人民之助，可惜在乱国里，无冕之王的笔，实在是斗不过有冕之王的权。
“言论自由”四字，是最好听的一句话。其实，更是最不易实现的一句骗人之语，并且成了我国的要人预备谋权夺位的招牌。前者，某要人向政府提出的四个要求，第三条就是主张实行言论自由。可是，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地，新闻记者的言论，反大受了钳制。我敢决断，只要世界有人类，“言论自由”就没有实现的日子。究竟如何才是言论自由，我以为，只要发言的人，本着天良说话，当权的人，本着天良不加严禁，就是言论自由。只可惜，本着天良发言的平民还多，本着天良容纳的要人太少。
我的老友某甲对我说：“现今的人，认假不认真，重言论，不重事实。若说良心话办合理事，反要得到傻瓜或废物的恶评，若说虚伪话办屈心事，且能得到志士或干员的美誉。生在这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时代，简直是不容人学好，只催人学坏。”我回答道：“你还是胸无主见，只看见一时的现象，未想到将来的归结。譬如，你是一个女子，现今最摩登的女子，多以正式结婚为野蛮的遗俗，以胡滥姘居是进化的标准。那么，你就不为将来打算，而赶紧随便与人宣布同居吗？”
现今虽然是以真为假，以假为真，以虚为实，以实为虚，但是，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实的总是实的，虚的总是虚的。真实与虚假相较，正如香与臭之比。世界上的人，既不能永远喜爱臭的，那么，香的到底还是受人欢迎。一个人，若能牢守真的实的，不被一时的好恶所牵动，至终也不能被人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