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变起于争食，官反起于争权。争食因为饿，争权因为贪。民有肚子容易饱，官的欲念永不足。民变常少，官贪常多。
有人说：“中国将来不亡于东方某国，就要亡于北方某国。中国目下不联东，就得联北。”我说 ：“东方某国是凶狠的强盗，北方某国是阴毒的恶妇。亡于强盗是家破人伤，亡于恶妇是家败人亡。联前者，如同交匪类，联后者，仿佛娶婊子。全不能有好的结果。”
《颜氏家训》上说“夜觉晓非。今悔昨失”。我中国的人——尤其是些高出小民之上的要人——若能施行这句话，国中就可真正统一，东北四省，终究是中国的领土。
我最恨现今有些要人，对中国民穷财尽的现象，不说是“前人遗下的祸”，就是说“受了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一毫也不承认自己的过错。
《潜夫论·务本篇》上说“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所谓“富民”者，不是用科学方法，改良农田，也并非礼聘一些讲堂上的人才，干涉农工商的职务。是不行扰民的恶政，轻减人民所担的恶税，少设不切实用的机关，剿除人民中的土匪，令人民能安心自理他们的职业。所谓“正学”者，不是采取四二制或三三制，也不是效颦欧美日本，是慎选有学有品的职员，是施行“教育纪律化”，是编定合乎中国民族性的教材，是养成学生出了学校，有在中国谋生的本领，是排除一切“外国顺民”所作的毁坏欺骗青年的邪说。
“要人”犯了显显然然的大罪，本可立正典刑，偏要另派大员亲临检查，唯恐屈枉了他们。“小民”犯了似实似虚的小罪，本可设法详查，偏要立时捕拿下狱，竟无人代为剖白。专制时代也少有这种现象。岂知要人是人生父母养的，小民也不是猪生狗养的。同为一国的人民，不可有两种的待遇。
“匿名信”本是不敢负责的怯懦之夫的卑鄙行为。寻常人接到这种东西，还认为鸡鸣犬吠置之不理。然而近四五年来，我听说官方竟凭这东西，任意逮捕人民。假若此风一行，人民就无时无刻不在忧惶恐惧中度日子了。
官方对于匿名信，不可认做升官发财的机会。应先设法详细追查投信的人。一方面对于被告发者，慎加调查暗行监视。另一方面在无真赃确据之前，万不可轻施逮捕。一则可免无辜者含冤，二则可保官方的名誉。
五年前，北京某机关，因得匿名信一封，竟不加详查将某校教员某甲，捉捕而去，非刑审问，使他承认是共党首领。至终，打掉了他三个脚趾。及至证明他是被人陷害，才将他释放出来。某甲虽未丧了性命，但是两只脚全残废而成了瘸子。这种黑暗，只可在我中华民国寻得出来。
人民迷信太深，固然是妨碍国事的进步，然而“要人”所办的“金刚时轮法会”，也不是推进国事之良谋。
古语说：“国将兴，听于人。国将亡，听于神。”所谓听于“人”者，是靠赖一群要人，化除私欲专心国事。所谓听于“神”，是一群要人，尔诈我虞放弃责任，专在他们所拜的神上用心。这两句话并不是指着无官无职的小民说的。
所谓“要人”者，是要办“要事”的人。所谓“要事”者，是需要办的大事。只要“要人”能将“要事”办好了，小民那种种不合科学的陋见，先不必管它。
我听说某省，苛捐恶税层出不穷，土匪遍地。某省的要人竟熟视无睹，偏大用精神，拆毁庙宇，严催放足。这是倒行逆施，这就是轻重不分。
新序上说“圣人不易民而治”。汤武所治的人民，就是桀纣当日所治的百姓。然而前者扰乱，后者安稳。不是人民改良进化了，是当权的人正大光明了。
《汉书》引古谚说：足寒伤心，民怨伤国。自古以来，善治国的人，不惧外患之迭起，而怕民怨之骤兴。民怨之所以起，是起于赋税之繁苛，官吏之贪暴，兵匪之滋扰，能将这几项人民之害，彻底扫除，民怨自息，外患也就无隙可入。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乱源，是因为没有巩固的政府。没有巩固的政府，是因为政府中没有能统治的人才。没有统治的人才，是因为纵然有一二可以统治全国的人才出现，就必有一些嫉贤妒能的要人，竭力在暗中将他的肘，扯他的腿，拆他的台，使他不能安于其位，不能尽其所长。
人民说便宜话，是出于望治心切，是督催政府。要人说便宜话，是妒嫉心深，是要拆政府的台。
一人所表示的意见，或许是妄言。多数人所表示的意见，就是舆论。拿破仑说：“随舆论行事，何事不成。舆论所向，天下无敌。”管子说：“民别听之，则愚，合听之则圣。”法国古语说：“人民之言，神言也。”可见舆论是不可抵抗的。
现在我国一些无系无派不受津贴的报纸上所表示的意见，就是代表多数人民的意见。当权的人若能对这种报纸多加注意，以定行止，绝不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姜子牙（姜尚）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天下就是指人民说的。古今中外的伟大的人物，所以能得流芳万代的成绩，就是因为他们能以人民之耳目为耳目，以人民之心为心。
中国百姓全是好的，只是缺少好官。百姓中纵有坏的，也是跟官吏学来的，或被官吏逼出来的。中国兵士全是好的，只是缺少良将。兵士里纵有坏的，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以为，与其训民，不如先训官，与其练兵，不如先练将。
好主义或好演说，也不过如同千里马。非有千里人，不能得它的效用。
大前年，我因求升官发财，也买一部某书朝夕研究。我的朋友某小“要人”问我说：“怎么？你也要投机。”我说：“许你们偷狗，还不许我偷鸡（投机）吗？你们偷大的，还不许我偷小的吗？”
一些要人，若欲替人民谋幸福，只有本着天良，凭着权势，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去，不必大唱高调，乱发宣言，以免再使人民失望，而怀“与汝偕亡”的怨愤。
我的亡妻活着的日子，因缺柴少米，时常愁锁双眉。我劝解着说：“你不要因家境忧伤。你耐烦等着，将来总有汽车给你坐。”她说：“我受你的欺骗太多了。你有好听的话，不必向我说。恐怕我死了，连寿衣还穿不上呢。”果然，她死去十八小时，我才借到朋友的钱，将她身上的旧衣，换下来。对妻应许的太过，还能使她失望而死，使自己的良心抱愧，何况要人对于小民呢。对妻说大话，若办不到或能得她的原谅。对百姓说大话，若办不到只能受他们的咒骂。
苏俄、德、意、日四国，所以能转弱为强，是因掌国政的人能以身作则，是因国中的要人肯牺牲己见，捧起一个肯负责的人来做首领。中国所以日趋危弱，是因掌国政的人言不顾行，是因国中的要人私见难除，各怀首领欲。
《孔子家语》上说 ：“汤武以谔谔而昌。祭纣以唯唯而亡。”当权的人，若欲国事兴隆，不可不广开言路，使人民有敢进直言的可能。若愿国势危亡，只有钳制人口，强使人民歌功颂德。
《史记》上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土之谔谔。”民国以来，一切失败的要人，全是被诺诺之声而毁坏了的。他们部下，虽有时有一二特出的人员，对他们竭尽忠言，怎奈他们听不入耳。不但不肯采纳，且必力加摈弃，使中正之士不能展其所长，尽其所能。
吕坤先生说：“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能使贤人君子，无郁心之言，则正气培矣。使群黎百姓，无腹非之语，则元气固矣。”庙堂就是政府，海宇就指民间。政府之内，若多为小人霸占，纵有贤人君子，正气也无法发挥。国中的言论，苦受无理的钳制，纵有真正的舆论，也无法上达。民意既无法发泄，元气就保不住了。正气不能存，元气不能养，国命就是到了尽头了。
一党须先统一党员的心，才能站立得住。一国须先统一要人的心，国政才能进入轨道。人说，治国须先统一人心。我以为所谓人心者，是“要人”之心。只要“要人”们能统一，人民自必风行草偃。因为人民向来就是统一的，不过被一些“要人”们，强加上不统一的恶名而已。
人民自古就有互助之心，所以容易统一。要人从来就有猜忌之念，所以惯于彼此分立。
“要人”居高位，如同一个人站在高处。他的优点或劣点，最容易被人看出来。他的一举一动，绝瞒不了众人的耳目。所以要人留好名或留坏名，全比寻常的人格外容易。寻常的人想留名，如同由深井里向外爬，除非爬到井口，才能被人看见。所以或好或坏，多不为众人所注意。
以“老实易治”四字而论，中国的百姓，可谓全球第一。以“贪赃枉法”四字而论，中国的官吏，可谓环球无二。因为百姓老实，所以容易养成官吏的贪污。因为官官相护，所以官吏的罪恶永远不能除净。
中国的百姓之所以老实易治，是因为怕官怕势。官吏之所以官官相护，是因为朋比为奸。若有严正的政府，自不能容留官官相护的恶风。百姓的痛苦若能有上达的可能，自不能养成怕官怕势的心理。
不必高谈革命。中国的革命若不能首先由官吏革起，中国的革命永远不能成功。政府若不能破除情面，严惩贪污的官吏，无论什么方式的政府，永远不能根深蒂固。
我读历史得了一个判断。从来伟大的人物，所以招起天怒人怨，身败名裂，多不是他们本身所引出来的，多是因为庇护少数的私人而生出来的。
治田，只能勤于耕耘。治国，只能勤于惩劝。耕，就是疏通上下。耘，就是铲除恶苗。惩，就是诛罚贪污。劝，就是鼓励良善。治田与治国，全是一理。上下之气，若不能流通，民心永不能稳固。贪官污吏，若不能肃清，民生永不能繁荣。
人民服从官吏之心，甚于服从家长。属僚服从上官之心，甚于服从父兄。所以治国，易于治家；驭下，易于训子。
有人说：“古时的人民易治，现在的人民难治。你不可将治民看容易了。”我说：“古今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古今的人民，便是一个心念。古时的人民所求的，只是安居乐业。现今人民所求的，也是乐业安居。正如三千年前的人，喜欢吃饭，三千年后的人，也不能喜欢吃屎。”
古时人民，所以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少。现今的人民，所以不易治，是因为骗他们的人多。古时为政的人，多是治民。现今为政的人，多是骗民。所谓治民者，是惩治莠民。所谓骗民者，是欺骗良民。人民肯受治，绝不愿受骗。若误认骗民之术，为治民之法，当然得不到好的效果。
我读古人的言论，少见“为人民谋幸福”的话，而人民反多得幸福。我读今人的言论，天天日日时时刻刻，见“为人民谋幸福”的话，而人民反无法安生。我愿我中华的老实百姓，大家立定志愿，每逢听见“为人民谋幸福”的话，不论是谁说的，大家要同心合意地静骂他三分钟。如此，虽不能使他得“千夫所骂，无病晏驾”的效果，也可以使他心神不安，多打几个喷嚏。这并非迷信之谈，这正是感应之理。
对穷苦的人尽一份心，比等他们饿死之后，施舍花棺彩木好。使悲苦的小民，减轻一份担负，比等他们愁死之后，为他们谋成极大的幸福好。我所以痛恨现在的外国学说，就是因为他们要用现今的人民，作试验的牺牲，专为未来的人民打算。他们纵或能使未来的世界变为天堂，然而等到那时候，不幸的小民早已化为枯骨了。
近几年来，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多养成了一个亡国败家的陋习。凡事怨天尤人，不知痛自反省。纵然亲自将国事毁了一个七乱八糟，反在一边恨天怨地，大骂张三李四。自己不负分毫的责任，而竟昧着良心大说风凉之话。寻常的人有这种恶习，一生休想发达。国中要人有这种恶习，国命绝不能持久。
外国对中国所施展的帝国主义固然可怕。中国人对中国人所施展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外国的帝国主义，是强横之国对弱小之国而施。中国的帝国主义，是有权势的人对无权势的人而施。
旧的专制，是寡头专制。因为只有皇帝，可以行专制。新的专制，是多头专制。因为你若有权势，就可专制。旧专制，是皇帝自以为受命于天。新专制，是“要人”自认为受命于民。旧专制下的百姓，是皇帝的家畜。新专制下的民众，是“要人”的傀儡。
“有强权，无公理”一句话，自从由外洋传入我国之后，已经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其实，这句话只可行于禽兽世界，只可行于天下将乱的国际之间。一国之人对于一国之人，万不可施用。中国人对中国人，更不可施用。
在无权位的日子，不可擅骂当权的人。要先自量，你得到权位的时候，你能否好于你所骂的人。在失位下台之后，更不可轻骂当权的人。要先回想，你掌权的日子，你是否好于你所骂的人。平民说便宜话，讥骂要人，还觉情有可原。现今的要人，说便宜话，讥骂要人，未免是不知自反。
“要人”为老婆孩子牺牲声名，还觉值得，若为几个私人败名丧节，未免是愚不可及。可惜我国失败的“要人”之中，十之八九是因为使几个私人的欢喜，而得到全国的骂名。结果，一些私人发了大财做了大官，而自己反无立身之地，岂不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