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位爱国商人，屡次来见我讨论救国的事，并且有意呈递救国的条陈。我说：“你的条陈，是否确切先不必说。凭你这一个毫无声望的人，居然要‘伏阙上书’就是不知自量。并且每一个要人，必有几层的包围，你的条陈又岂能达到他的尊目。与其白耗精神，空生闲气，何如安分守己，做你的买卖。要知救国并不在乎干政，各尽本分就是为国家谋富强的之一法。譬如，你的贵行是买卖米面，你只要不囤积居奇，不大斗买入，小斗卖出，不向米面里掺东西，不劝人吃‘西贡’吃‘仰光’，遇到善士捐舍米面票，你真能给穷人准斤十六两，就是救国，也即是救民。”
又问：“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虽是个匹夫，岂能放弃责任，不管国家的兴亡。”我说：“顾先生的意思，并非指定邦国危亡之日，匹夫匹妇全应舍弃当尽的本分而去救国。他所以提出匹夫匹妇来，正是激励一班要人。匹夫匹妇尚须负救国救天下责任。至于一班要人，更是责无可卸了。”
帝制国的君臣，向来负亡国之责。因为帝制国的人民，是处于奴仆的地位。譬如，主人若将家弄败了，只有主人负责。民主国的公仆，永远不负亡国之责。因为民主国的人民，是居于主人的身份。譬如，奴仆若将家弄败了，人也必是要将责任归到主人身上。况且，以我中华民国而言，这四万万多位主人，既有这个权，那个权。所以公仆们，可以永远立于无过之地。
公仆这两个字是由英文Public-sevant译出来的，是首先经华盛顿发明的，是专指民主国的官吏而言。因为民主国的官吏，是人民选举的，是为人民办事的，是服从民意的，是不敢独行己见的。所以，我以为民主国的官吏，若没有华盛顿那种为人民鞠躬尽瘁、大公无私的心志，就不配妄用公仆这个名词。
富家的主人，若对于家务不关心，必致养成一班恶奴。专以北平一处而言，有一些旧日的富家的主人，现今多已成了乞丐。至于他们的仆役，多已变成了富翁。我详查他们败家的原因，多不是因为他们吃喝嫖赌，多是因为过于信任仆役，以致“太阿倒持，大权旁落。主人日瘦，仆役日肥”。甚至反奴为主，上下颠倒。民国的人民若对于国事不加注意，只容一班公仆们任性而为，将来所得的结局，恐怕还不如北平富家的主人。所以，孙中山才提倡“民权”以防公仆们的存私作弊。
富家的仆人，并非全是没有良心的。有些主人败家之后，反可依赖仆人为生。甚至有些发了财的仆人，不但能维持主人的生活，并且对主人能尽旧日礼节。至于不入轨道的民国的“公仆”，多是高居主人之上，作威作福。平日既不将主人看在眼里，亡国之后，他们必跑在一边安享快乐，更不管主人是死是活。
仆只是私的，并没有公的。愈是一人之仆，或小家庭之仆，愈能尽为仆之责。假若是大众所用的仆人，必然没有专诚的忠心，所以仆字之上，若加一公字，实在是不合情理。
凡事须顾名思义，有其名就当有其实。民国的官吏，既以公仆自居，就当细想仆字是怎么讲。假若住必洋楼，衣必华贵，食必精美，行必汽车飞机，而对于国事，成则居功，败不认过，未免是名卑实尊。如此，我宁愿生生世世为民国之公仆，绝不愿名尊实卑而为民国的主人。
我是求实不求名的。我常说：“当犬马之名目若能享祖宗的待遇，我甘愿为犬马；得祖宗的名目，而受犬马的痛苦，我绝不当祖宗。”
假若民主国的公仆不肯尽公仆之责，将来公仆二字，就要成了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譬如“救国救民”四个字，岂不是可尊可敬可钦可佩的好话。然而为什么，老百姓现在一听这四个字，就要长吁短叹，皱起眉头。
私仆若忘恩负义，营私肥己，就是恶奴。然而，其罪只关系一姓一家。公仆若忘恩负义，假公济私，便是民贼，其罪关系全民全国。前者，仅招一生一世的讥评；后者，则受千秋万代的唾骂。
中日两国，变法的时候，相差不远。然而，一则因变法而弱，一则因变法而强。我中国所以得到相反的结果，只是因为一班执政的人，专能在法上变革，而不在自己的心上改善，徒有良法而无良“心”，焉能得到良好的成绩。
不会变法的国，如同“沐猴而冠”的猴，纵然日日熏浴，天天更衣，到底还是贼头贼脑。不改良进化，还不失本来面目，一向人里打扮，反倒格外难瞧。
孔孟纵然披上猴皮，还是圣贤。猴子纵然穿起蟒服，仍是兽类。内心未变，外表的变更，毫无关系。
法制不过如同器械。徒有精良的器械，而无干练的工匠，也是无济于事；徒有完美的法制，而无公正的人员，也是有害无利。所以，重法制不如重人格。各项的工匠，若仅凭技艺，不讲道德，绝不能做出利民的政绩。
怕得罪小人，就是小人；肯扶助君子，就是君子。
中国古时重德化，西国今日重法治。化是温和的，是无形的，是静而不扰的；治是强暴的，是露骨的，是勤而多变的。施德化，则须勤于修己；讲法治，则须劳于防民。德化，是出于情；法治，是生于术。情之用，无尽；术之用，有穷。情专能感人内心；术仅可制人外体。
为政的人，勤于变法，不如勤于正心。对于自己的一颗心，若不能将它放在腔子里，而欲使人民的行为，不出轨道，焉得能够。正心二字虽然是腐化的名词，但是无论哪一国的要人，若不能先由二字做起，纵然天天变法，日日改制，也是只能扰民，不能利国。
革命，不只是革除专制者所受的天命，是革除专制者所为的弊政。假若旧弊虽除，又生新弊，就是反革命。如若旧弊未清，又增新弊，那么，连反革命三字，还不配担承。
罗洪先说“圣人居危临变，莫不省躬改过”。现今我中国全国，已到危急变乱的境地。我国的要人，纵无希圣之心，也当为惜名着想。凡是一个要人，就有历史里的位置。若肯为千秋万世的令名预计，目下的当务之急，须先省躬改过。这样，才能息止人民的愤怒，才能感发同僚的天良。如此，才能精诚团结，才能上下一心。
救国先救党也罢，救党先救国也罢，无论施行哪一种方法，也必得先由救心入手不可。心若沉沦下去，自己先失了做人的资格。人若失去做人的资格，就成了行尸走肉。行尸走肉，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身外的国事党事。
“精诚团结”一句话，说着容易做着难。这个难字，不在外人而在己心。当权的要人，若能除己见开诚布公，难事也成易事。因为所谓精诚团结者，是须由自己首先向人求团结，并非端起架子，坐在家里等候别人前来向你尽精诚。
“斯人不出，如天下苍生何”是从古以来，朝野上下对于真有救国本领的要人的想望之辞。若自问真有救国的能为，并且在全国苍生的渴望之下，就当俯顺与情，不顾己私，立刻出山，负起救国的责任。万不可躲在一边大唱高调，而辜负四万万苍生之心。否则，莫如支领一笔巨款，出洋去做寓公，以免惑乱人心。
国内的政敌，毫不足畏。身边的小人，实在可怕。从来我国的要人，所以不能成功，多不是因为受了政敌的攻击，而多是受小人的蒙蔽。要人若把消除全国的政敌之心，用于肃清身边的小人。我以为，绝不致走入失败的路途。
有人问我：“在专制的时代，一些圣帝贤王名臣良将多是起自田间，深知人民痛苦，所以能得到民富国强的成绩。我民国的要人，也多是由贫贱出身，为什么竟得到相反的结果。莫非他们全是些毫无知识的坏人吗？”我说：“其中颇有几个有知识的好人。不过略一得志，就被身边小人，用‘米汤’给灌糊涂了。”
小人善能窥察长官的心意。掌权的人，若以公正的心办理国事，小人绝不敢以偏私的言语，欺瞒诱惑。小人固然可杀可诛，而以偏私办理国事的要人，更是可耻可恨。就以民国“皇帝总统”袁某而论，他若不想背叛民国，他那身边的几个小人，绝不敢假造“顺天时报”，助长他的私愿。
小人全是眼光太短，只愿一时的富贵。君子全是目光远大，肯虑千载的荣辱。小人唯恐他的主人，不为莽曹。君子唯恐他的主人，不为尧舜。在俗人的眼光看来，小人未尝不是通达时务的俊杰，君子未尝不是顽梗不化的匹夫。
历史中所载的小人，在当日全是自以为聪明之辈。历史中所载的君子，在当时全是被小人所讥为不达时务的人。小人，在当日权威愈大，到后来挨骂愈多。君子，在当日遭讥辱愈多，到后来受颂赞愈甚。
什么叫随和？自重的人，绝不随和。什么叫顽梗？自重的人，必要顽梗。水性杨花最随和。盘石砾柱最顽梗。结果，随和的，乱流乱飞，不知达到什么所在。顽梗的，不摇不动，永远不失固定的根基。
若是一国的要人，抱定“许我们任意唱高调，不准你们凭心说实话”，就如讳疾忌医的人，永远也不能有身强体健的希望。病人讳疾忌医，所害者，不过一身一家。要人饰非拒谏，所害者，普及全民全国。
薛瑄说：“进将有为，退必自修，君子出处，唯此二事。”近二十余年以来，我国的要人多是进而不思为国家谋福利，退而专想为自己泄私怨。可为之时，不知所应为。可修之时，不知所当修。否则，绝不致内乱不止，绝不致外患层出。
刘向说：“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有治国之责的人，若能将这话记在心里，我以为，国事并不难办。只怕是“愚而用私”反将别人认做了愚人。
治国的正道，只是清静无扰。亡国的原因，多因胡改乱革。改革之见，若出于大公之心，尚须详加考虑。假若发于偏私之念，当知一动不如一静。要知，百姓若不得安生，你们也不能独享幸福。
专以要人而言，天良就是公、诚。公则正，诚则实。正，可以服人。实，可以感人。若不能服人感人，必是不公不诚。不公不诚，就是私，就是伪。私必偏倚，伪必空虚，偏倚即不能自存，空虚则无所依据。并且私字伪字之音与死字危字之音相近。这虽是有些强拉硬扯，可我以为，私是死征，伪是危兆，私与伪绝不能支持长久。民国以来许多的要人，所以不能成事，只是因为缺乏公诚。所以不能公不能诚，只是因为先将天良丧尽了。
现今我国，因为外患紧近，“团结一致”的标语，又成了一时的口号。几乎是一个要人，就必拿这四个字作口头禅。其实，无论在哪一国，团结全国的小民易，团结当权的几位要人难。要人若肯团结，小民自然一致。
要人所以不易且不能团结，只是因为他们不肯以公、诚相待。所以不肯开诚布公，只是因为误将别人全当做愚人。于是乎专以诈、伪相尚，不肯吐露真实。用这种方法以求团结，岂不是南辕北辙。《说苑》上说“巧诈不如拙诚”。古语说“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要人若果有团结的志愿，不可不先将这两句陈腐话记在心里。自己若本不巧、不智，用诈、用私，更是自寻烦恼。
《袁子政书》上说：“凡有国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虚巧故不可以不实。患在诈伪，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则国安。三者不明，则国乱。”这“有国者”三字，并非专指帝王而言，只要是执掌一国大权的人就是有国者。我国虽名为民国，我国的要人，虽自称“公仆”，可是，要人无论如何客气、自谦，我国的命脉，仍是操之于他们之手。自从我民国成立以来，所以一日不如一日，并非百姓不堪造就，怨一些要人们，十之八九，不具尚公，不肯崇实，不肯重信。
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王艺说：“使诈，则能愚人。推诚，则能感人。感人者，可久。愚人者，不常。感人者，动以情。愚人者，用其术。然情之用不竭，而术之用有穷。”某总统因为小有才，目中无人，一生惯用权术。竟不知，权术还不可常常用之于粗鲁的大兵，何况屡屡施之于精明的人士。到底，他的私智用尽，露出马脚，不但未能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气愤羞愧而死。他若肯推诚待人，秉公治国，何致身死名辱，留下千秋万代的笑话。
张栻说：“至诚可以回造化。”造化，在这里，就是“天”。古时以为大乱是有“天意”的。现今还有人说，我国人民所以困苦惊慌，不得安生，是因为遭了“劫数”。劫数，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天意。这不但是迷信之词，并且是移过于天。大乱是人造成的，劫数也是人造成的。所谓人者，不是小民，即是要人。虚空无知的天不能负祸国殃民的责任。现今要人所应办的要事，不是挽回天意，是要先挽回民心。所谓有挽回民心者，是要先挽回自己的良心。孟子所说的“收放心”，也就是指收回自己所固有的良心。若失去了良心，绝不能有诚的表现。若无诚意，纵然学尽了科学，用尽了智力，大乱还是不能止息，民生还是无有指望。
刘行简说：“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唯有一言，公而已矣。”公则可免壅塞之患，公则可杜虚巧之谋，公则可消诈伪之机。一国之中，若没有这三种大害，帝国主义虽然狠毒，也必无隙可人。莠民盗匪虽然喜乱，也必化为善良。因为，只要国中的要人能以公为心，国中的一切全能上了轨道。如此，外患也就可以防止了。《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自伐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有一个私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