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国的兴亡，帝王必须负责。民主国的兴亡，要人必须负责。譬如，你若管理一件事务，不论你出于自愿，或出于推举，你既担承起来，就是责无旁贷。纵然民国的要人，是被“民选”的，人民也不能负成败之责。因为无论哪一个民国，人民也不能强用武力，将一位要人推到台上去。好比你若不肯唱戏，谁也不能拉你玩票。你既上了舞台，披上戏衣，开了尊口，唱得好坏，他人再不能担功担过。假若一个民国的要人，不是出于民选，那么，国若亡了，要人之罪，更必无可推卸（并且，稍有一点思想的人，绝不信天下真有“民选”这么一件事）。
中国圣贤的学说，所以可作万世的典范，就是因为论齐家治国平天下，全是由修己入手，并将责任上推。“三纲”虽然仿佛将为君的为父的为夫的地位抬高，可是这三项人，须负了“国亡、家败”的责任。地位好听了，担承太重。空空戴上一顶硕大无比的高帽子，然而，说真了，那挨压挨骂的滋味，并不好受。
古时为帝王的须负“父、师”之责，不仅担亡国之罪。所以有些人，类如巢父、许由等，虽遇着可以为君的机会，而不愿一尝滋味。前几年，中美洲某国，曾有五个总统争位，就是因为该国纵然因乱而亡了，自有人民做挡箭之牌，他们还可以败不担过。
我中国“三纲”之说，并不是只责下而不责上，甚至，多是责上而不责下。我只听说“正君心”，并未听说“正臣心”。我只读过“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君、父、夫”必先能“明、慈、义 ”，才能收得“臣、子、妻 ”的“忠、孝、顺”。并且，只以《论语》、《孟子》两部书而言，孔孟二人，全是对在上的人指明了责任，使他们戒慎恐惧。据一班新圣人所说“中国的书籍，全是颂扬主子的东西”，这是因为他们被欧美的学说先入为主，而不肯对中国古书略加注意。
民国的要人，虽没有“君相”之名，然而也是做君相的事。他们虽客气自谦而取“公仆”之名，可是既办理国中大事，公仆之名虽卑而且低，然而公仆之实则高而且尊。我以为，任何民国，若想国富民安，一班要人，万不可将兴亡之责，向百姓身上推卸，百姓虽不能辩诘诉说，可是千秋万世之后，功罪自有分明之日。我从来未见历史里有责骂百姓的记载。或者外国的新历史是专骂人民的，可惜，我因读书太少，还未看到。
古时的专制国，因为是“家天下”，帝王责无旁贷。若遇着好的君主，往往因私而全了公。现在的共和国，因为是“公天下”，要人责有可推。若遇着坏的要人，往往因私而害了公。所以，共和国的要人，也必须责无旁贷，才能有好的希望。
李世民说：“王者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在古时，王者本来被人民认为真龙天子，并且人民也将邦国认为他一人的私产。现今，民国的要人既被人民认做“一个凡人”，并且人民也将邦国认为全民所公有。王者若不大公，还不能安服天下之心。要人若尚偏私，岂不是不知“民国”的意义。
《素书》上说“败莫败于多私”。这句话的含意，就是“成莫成于尚公 ”。多私，则劳而难成。尚公，则轻而易举。我读中外的史书，见许多的小人，所以遗臭万年，全是因为上了私的当。许多的伟人，所以流芳千载，全是因为得了公的益。这个定例，不但已往的几千年中是如此，将来再过几百万年后也出不了例外。
私，必有己无人。公，则人己兼顾。有己无人，必将招人的妒恨，人己兼顾，才能得人的同情。妒恨心一生，你的私念愈大，人对你所施的破坏力愈坚。同情心一起，你的公心愈切，人对你所尽的辅助力愈多。
古语说：“独力难成，众擎易举。”独就是私，众即是公。私，则势孤力单。公，则势强力厚。古语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所谓得道者，是因为得到了一个公。失道者，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公。道，也不过是公罢了。
《书经》里称纣王为独夫，就是因为他失了公心，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不但帝王独行己意是独夫，就是民国的要人，若不以公为心，也算独夫。某总统因为欲将全中国人的中国，变成他一人的私产，以致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独夫，遂闹得身败名裂。
《冰言》上说：“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现今的人，十之八九，所以都有竭力向官场里钻挤，只是因为将做官认为乐事，把官认做乐人。并且，以为官职高一步，势力便大一步，欢乐便增一步。这并非因为观察点错误，实在是因为，现在做官愈大，愈可以自由行动，愈可以不负责任。
有人问我：“现今我国既然将民尊为‘主人’，将官贬为‘公仆’，为什么还是愿做官的人多，愿为民的人少？”我说：“人全是愿得实惠，不重虚名。做官若能真享幸福，纵然将‘官’改称‘孙子’，人也是愿当孙子。为民若真受活罪，纵然将‘民’唤作‘祖宗’，人也怕当祖宗。区区名称上的高低，毫无考究的必要。”
在以前，做官做到一个大将军，还不敢为所欲为。到而今，升官升到一个小旅长，大可宣布独立。做官做大了，政府可以不遵，责任可以不负，并且有民意可以任意强奸。成了，是自己的功劳，可以据扰一方，独霸称尊。败了，是人民的主使，可以向外洋一跑，大开眼界。即有这种便宜的勾当，莫怪人人愿向官途里奔跑。
某总统实行帝制的日子，说：“我只以民意为从违。人民愿我做皇帝，我就做皇帝。”我曾对朋友说：“哪一个××愿他做皇帝？”后来他在取消帝制的时候，又说：“我只知民意。人们愿意我做总统，我就做总统。”我对朋友说：“哪一个××愿他做总统？”大丈夫做事，只凭天理良心，为公只说为公，为私只说为私，岂不光明磊落？
朱熹说：“居官不可作受用想。天之生我异于众，予以治世之职，是造福于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居官的人若肯将这句陈腐的话记在心里，较比熟读一切的欧美政治学，还能使国沾光，使民受惠。人人若果明白做官的原义，现在宦途之中，绝不致被人堆挤得见不着天日了。
《鹿门子》说：“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己所以忧，是因为要尽职责。人所以忧，是因为怕受刮扰。以天下为己累，是因为尚公。以己为天下累，是因为行私。
陈惕龙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不过好自用。”大智所以愿采纳多数人的意见，是因为怕自己的私见妨害了邦国的公务。大愚所以愿施行自己一人的计谋，是因为怕众人的公意阻碍了自己的私图。
公是政治的灵魂。由君主专制直到无政府主义，一国无论采用哪一样，若离开了一个公字，也不过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绝不能支持长久。
高大的山，是一粒一粒的沙土所堆积起来的。深广的海，是一滴一滴的水所团结而成的。可见，合则虽弱可强，分则势难独存。顾炎武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正是公私兼利的方法。黎元洪说“化小团为大团，除私党为公党”，也正是为小团为私党谋长久的利益。明末那些党派，若不彼此排斥，绝不致给满清造了机会。以后马士英、阮大铖之辈，若不因私害公，明朝的国祚，未必就会一亡到底。
越谚说：“家不和，防邻欺。国不和，防外欺。”家和是生于公心，不和是生于私见。国之和与不和也是如此。家不和，多是起于长舌的老婆。老婆一和，立刻意见全消。弟兄总有手足的关系，绝不致自残骨肉。国不和，全是起于无知的要人。要人一和顿时风平浪静。国民总有种族的情分，绝不愿互相争杀。要家和，先不可听信老婆的枕边私语。欲国和，先不可听信要人的冠冕文章。
有人问我：“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答道：“简单地说，君子只是尚公，小人只是重私。小人只争一时的私见，不顾邦国的兴亡。君子只重千秋的令名，不顾自己的生死。结果，因私害公的小人，也不能长寿万年。废私存公的君子，则必能流芳百代。看一看，马士英、阮大铖、史可法、黄道周四人的结局，究竟是谁得到了永久的便宜！”
吕坤说：“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又说：“两悔无不释之怨，两求无不合之交，两怒无不成之祸。”常人不明此理，还能家败人亡，要人不明此理，必将民奴国灭。
在一个病人病到垂危的当儿，万不可轻动他的心脏。心脏一发生强烈的变化，病人准死无活。在一个弱国弱到将亡的时候，切不可擅改她的政府。政府一起了非常的动摇，非亡不可。
愈是广土民众的邦国，愈当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在我国这人心缺乏公德的日子，万不可滥唱地方分权的高调。前几年，滥唱这种高调的人，多是有割据自雄的思想，并非出于真正的民意。我国人民的公意，全是盼望有一个巩固统一的政府。政府若愿迎合民意，得到号令全国的威权，必须先由组织政府的要人，化除私心，清廉自矢，树起一个大公至正的模范。
政治，并没有绝对好坏之别，执政的人则有实在的好坏之分。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专制国在名称上听，固然刺耳，可是，有了好的君主，也可以国富民安。民主国，在名称上听，仿佛悦耳，可是，没有好的要人，也能够民穷国乱。正如做中国饭或外国饭，全在乎厨子手艺高低。同是一样的鸡鸭鱼肉，手艺好的厨子做出来，就能使吃主适口充肠，手艺坏的厨子做出来，就能使吃主拉稀饱肚。
专制国的“君臣”也罢，民主国的要人也罢，全是如同厨子。百姓也罢，民众也罢，全是等于吃主。厨子做的饭，只合厨子的口味，那还不是厨子的能力。必须使吃主点头咂嘴，那才见出厨子的本领。吃主虽然不能做饭，可是舌头全能分得出苦辣香臭酸甜咸。厨于做得顺口，纵然脾气刚暴，吃主为吃饭起见，也能勉强对付。厨子做得太糟，纵然态度柔媚，吃主为生活打算，也必碍难将就。
专制国，若君主懦弱无能，不理朝政，必要养成权臣。民主国，若人民懦弱无能，不问政事，必致惯成政匪。权臣挟天子之命以弄大权。政匪借人民之名而施大骗。不过，专制国若君主无能，是怨他自己“太阿倒持”，有权而不肯用。民主国若人民无能，是怨政匪霸占，人民徒拥虚权而无法可施。
按我国军阀已往的成绩而言，虽然打了一个七出七入，张三并未铲除李四，李四也未打倒张三，所铲除的只是人民的生机。以他们将来的成绩预断，纵然再打一个七入七出，刘五也未必能推翻王六，王六也未必能消灭刘五，所推翻的只是邦国命脉。战来战去，张三或与李四结为秦晋，刘五或与王六交了朋友，他们战也有理，和也应当，只是国民该死，国命该亡。
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寻常的小百姓，若“言不愿行，行不愿言”，还要招社会的轻视。堂堂的大名将，若竟“食言而肥，说了不算”，岂不要引起各国的议论。百姓言行相违，不过关系一身一家的荣辱。名将言行相反，岂不要牵涉全国全民的成败。
美国方龙说：“委员会，任何事也做不出来。譬如，一会中有三名委员，若想有一点成绩，必须其中有一名不到，有一名病假。”他这话与我国俗语所说“一个和尚提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无水吃”的意思相差不多。人数过了三人，假若没有一个主持的人，永远也不容易将事务办到好处。
人权虽然不等，事权万不能相同。无论一个家族的私事或一个团体的公事或一个邦国的政事，必须有一个指挥的人，然后才能成得系统。若在事权上，互相争夺，意见庞杂，谁也不服谁，私事或公事或政事，必致闹成一团糟。在欧美，纵然是三四个人组成的旅行团，权限也是分得很清，必公推一个，作为首脑，大家一致服从，绝不容自由行动，以免误了公共的事务。
我国自从共和成立，所以闹得家不成家，国不成国，就因为误解了自由平等，将事权当做了人权，于是乎子弟不服从父兄，官吏不服从政府。以家长的管理为压迫，以政府的治权为专制，譬如太阳系中的八个大星，必须向心力与离心力并存，才能有“私转”与“公转”的可能。假若失了向心力而独发展离心力，公转既转不了，私转也转不成，岂不是要将一个宇宙毁灭了？
《左传》上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仲长统说：“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我国近二十余年，民心所以终日惶惶不安，国势所以“危如垒卵”，全是因为我国政治紊乱，事权不专。有专责的人，不肯尽职，遇事互相推倚。无专责的人，偏要越俎代庖，甚至设法在暗中拆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