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上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说这话的古人，并非生成奴隶骨头。这正是因为他们用长久的经验与普遍的阅历而得出来的定理。假若天上有两个太阳，热度必太强烈，人物全都不能生存。假若一国之中，两王并立，必定互不相容，国事永远不能太平。假若一家之中，有两个主人，必定时相吵闹，家务永远办不到好处。假若一尊之上，再出一尊，必定彼此争夺权限，永远不能秩然有序。当初，皇帝是一国的至尊，太上皇虽然高于皇帝，但是主事之大权还是归皇帝一人所有。《文子》说“一渊无两蛟。有，必争”也是这个道理。
凡是成群的动物，必得尊奉一个首领。团体愈大，行动愈得服从一个首领的指挥。蜂群的分子最多，所以只有一个蜂王。古人“师蜂蚁，立君臣。师蜘蛛，立纲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置兵”。可见古人能由微小的东西上，得到一些有用的教训。
君也罢，王也罢，皇帝也罢，大总统也罢，政府主席也罢，人民政府委员长也罢，名称虽然不同，可是全是一国的元首。国体不同，元首的名称，自然不能一致。“元”是“第一”的意思，“首”作“头脑”并解，只能有一，不能有二。一人不能有两个头颅，一国也不能有两个元首。一个人，长得头颅愈多，愈不能生活。一个国，愿为元首的人愈多，灭亡得愈速快。我国以先扰乱，是因为屡屡有人要做皇帝。近二十余年的争夺，是因为常常有人要当总统。我常说：“在民主国，人人虽然有做总统的希望，可是，人人全不可存做总统的欲念。”
“君”字是“群”的意思。一国的人民也不过是个大群。蜂群为谋全群的统一，所以必特意喂出一个蜂王。古人为谋全国的统一，所以特意公举一个君长。蜂群有了蜂王，才可以有了秩序。有了秩序，才可以合谋全群的利益。人群立君的原因，也是如此。在蜂群里，并非是一个蜂，就可以为王。在人群里，并非是一个人，就可以为君。在民国里，也并非是一个人就可以为总统。
以前，君主政体所以愈行愈糟，是因为君位常为一人所霸占，成了一家的私产。一家的子孙，既不能人人全好，所以治日常少，乱日常多。现今的民主政体，所以好于君主政体，是因为总统出于选举，正和古时公举君长的用意相同。足证，由根本上说，非才识道德出类拔萃的人物，不配为一国的元首。
古时所以尊君，并不是古人生来下贱。因为尊君，才可以使国中少生篡夺的危险，才能使人民有安居乐业的可能。所以尊君正是爱群，爱群也就是爱国。蜂群既不可屡屡更换蜂王，人群也不可常使君长的位置摇动。至于历史家，常将开国帝王，说得神乎其神，常说帝王降生的时候，有何等的祥瑞，并非是提倡迷信，也非是有意拍马，乃是为使人对君位不敢有侥幸尝试之心。假若人人以为一国的元首是人人可做的，国中必永远也没有安宁的日子，百姓必永远成了垫马脚的东西。可见这正是古人用意深远，想出种种的计划，如此才能避免扰乱的祸根。
项羽看见秦始皇东游，他说“可取而代之”。他那句话固然是富于革命性，但是那种自私的革命性，就是破坏秩序祸国殃民的引子。以民国而言，假若人人想当一当做总统的滋味，有钱的人，就可以贿选，有兵的人，就可以强夺了。
一个地方，若仅有一只猛虎，总胜于一个地方有许多饥狼。一只猛虎虽然可怕，但是害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许多的饥狼害人的范围是普遍的。人防备一只猛虎或攻击一只猛虎，并不甚为难。人防备许多饥狼或攻击许多饥狼，则不易成功。一只猛虎势孤，许多饥狼势众。一只猛虎出没有常。许多饥狼踪迹无定。所以，一人专政，人民受害还小。多人专政，人民受害最大。在这二十五年之中，我国人民所以不得安生，只是因为赛猛虎的皇帝，虽然被打倒了，可是赛饥狼的要人，竟产生了无数。虎患虽除，狼祸又起。欲救民命，必须将大权集于中央，不可再容地方官吏自由行动。
一盘磨，更换一个轴心，就得停止工作一二小时；一个国，更换一个政府，绝非一二月所能稳定。磨不应时常更换轴心，正如国不可时常改组政府。欲使磨不停顿，应在最初就拣选好了轴心，万不可用朽坏的材料，苟且对付。欲使国不受害，当在起首就组织好了政府，切不可用不良的人员模糊敷衍。任何事物，若到中途胡改滥更，决不是正当的办法。何况改组政府，与国命民生大有关系呢？
自从我国进步改良以来，“组织小家庭”的风气，已经普遍了全国。摩登男女，所以要分家别过独树一帜，多是因为不愿受父母的指导，不愿尽晨昏定省的天责。那么，分立政府的人，所以要另辟门户，也不过是为避免中央的监督，以便独霸称尊，为所欲为。至于摩登的男女所说，组织小家庭是为维护天赋的人权；野心的要人所说，另设政府是为实行民主政治，全是掩耳盗铃，掩目捕雀，瞒不住人，骗不了鸟。
在四川未统一的时候，该省的军阀到处皆是，个个被首领欲的思想所迷，互争尊长，人人欲为全省的第一人。甚至一个小小团长也敢割据一二县，独霸一方，招兵买马，要坐全省第一把交椅。于是乎，凡有一两营的人，就可征田赋，擅委县长。有些地方，田赋预征到民国七十六年。人民典妻卖子之后，还得敲骨吸髓，滴血不容存留。一省足可代表一国。一省不统一的害处，已可使人民家破人亡。全国不能统一的害处，更不必详说。
英雄美人，正如猛兽毒蛇，实在是可少不可多的害物，所以天道限制他们的繁衍。春秋战国以及三国的时代，所以扰攘不休，全是因为那时英雄美人最多。单以现今我国而言，所以祸乱日多也就是因为一些英雄美人在里边作怪，尤其几乎是一个受过两天教育的男子，就以英雄自居。几乎是一个有鼻有眼的女子，就以美人自命。真英雄真美人，还能乱邦国毁人群，何况是假充的英雄，何况是冒牌的美人？我只求女同胞们，多养愚人，多生丑女，但愿她们所生的男子比我还愚，所养的女子比鬼还丑。
曹操说：“使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他这话，实在合乎当时的情形。本来，天下是一治一乱，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当初，天下所以乱所以分，是因为小“私”发达，所以治所以合，是因为大“私”专政。小私发达，各据一方，百姓就不得安生。大私专政，混合一统，百姓才可以喘气。操是一个大私，吞灭了许多小私，正是“以毒攻毒，用贼捉贼”。我中国，在这二十几年中，若有曹操那么一个人才，一些假仁假义而谋小私的人，绝不致毫无畏惧。在民国中，若再能以大“公”灭小“私”，更可手到功成。
在云贵深山的苗族，善于制造一种毒药，叫做“蛊”。若涂在箭头或枪尖之上，伤了人立刻发狂，或顿时丧命。制蛊的方法，是将各种毒虫放在一器之中，使它们彼此吞食，所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成了最毒的药品。我以为，一国之中若想达到统一，使内安外静，也必得使英雄们彼此吞食。去一个英雄，少一个乱源。看各国历史，所以能得到国泰民安的原因，也全是因为一个大英雄吞尽了一切小英雄。
以大公心行独裁制，也可以国富民强，以偏私心行委员制，也必能民穷国乱。不可只在名目的好听与不好听上注意，也当在事实的利民与不利民上考究。在这二十世纪，若被“人民的这个府、那个会”，迷住了心数，我敢断定你，只有上当，绝无便宜。
当初，君主国的制度是最好的，可惜多被暴君毁坏了。现今，民主国的制度，更是最好的，可叹多被政府假借了。我不知，究竟行什么政策，采用什么主义，老百姓才可以不受虐待，不被欺哄？
自古，土豪劣绅最能揣摩风采，联络官吏，走动衙署，包办民意，假公济私。一乡一县之中，只要有一两个土豪劣绅，一乡一县的安善良民，就成了他们的俎上之肉。不过，以前因为有严刑峻法的限制，他们还有所畏惧，不敢明目张胆，为所欲为。自从“民治”时兴以来，人民虽然未能得到一点利益，可是给他们造了许多机会。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救国”二字是最好听的名词。然而须当知道，只要你那救国的行为，是发于你的天良，你虽不说是民意，人民也自认是真正的民意。假若你利用时机，争权泄愤，那就是违反你的天良，你虽说是出于人民的要求，人民也知道，你据说的民意是出于伪造。要知人民并不是全瞎全聋，人民只能装糊涂，并不真糊涂。
以先我国的人民仿佛糊涂，自从受了二十多年的欺骗，现今全都精明了。凡是一位要人，若有什么举动，最好坦坦白白，直出直入。你若要争权，你就痛痛快快地说“我要争权”。你若要谋利，你就干干脆脆地说“我要谋利”。这样，成功，也光明磊落，失败，也磊落光明。
我敢决断，专以我中国而言，以后无论是谁，若愿意在中国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千万不可再用“国”字“民”字作招牌。你的心志，纵然是为国为民，只可存之于心，不可发之于口。否则，我管保你绝没有成功的希望。
俗语说：“弄混了池水，好摸鱼。”每逢我国将要有统一的指望，必有外人设法在我国挑拨是非，弄起风波，以便施行瓜分的计划。我不恨外国人设计吞灭我国，因为这是国际间的常情。我独恨我国的要人，偏要故意上这种大当。
非中正廉明的人员，不能组成强固有力的政府。非强固有力的政府，不能制止地方当局专横跋扈。非地方当局专横跋扈，一国绝不能四分五裂。非四分五裂，绝不能给外人造成瓜分零吞的机会。现今，我国已到千钧一发的时期，正是我国上自政府的要人，下至地方的当局，各自悔过的时候。百姓不向你们清算旧账，你们也当问心知愧。
春秋战国的时代，一国的面积，不过等于现今一两省之大，所用的武器也不过是些拙笨的干戈。然而，管子还说“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于境”。就以兵法之祖孙武而言，对于用兵，也认为“国之大事”。他的《十三篇》，且将“始计”列为第一，先谋之于朝廷的庙堂之上，而后用兵于四境之内。庙堂为朝廷最尊严之地，谋于朝堂，表示尊重戒备。一切计划定于庙堂，如水之发于一源，以免有滥流枯竭之患。
我国近二十余年所以内争最多，第一是因为权势多入了军阀的掌握。在专制的时代，大权若归了军阀，还要发生篡夺的祸乱，何况在这“自由平等”的民国。试看古时所谓的创业之王，有几个不是军阀出身？第二是因为组织政府的分子不良，偏私狭隘、倒行逆施，不能表率群伦而做全国的模范。试问历来的政府所以不能稳固，有几个不是物必有腐，而后虫生？ 固然，照民国的成例，“若愿得良好的官吏，人民须选举良好的成员”。但是，依我的一偏之见推断，在四五百年以内，我国未必真能发现真正的民选。英国大政治家西德尼说：“政礼最恶者，权归于少数人，而不知其所自出。”自我民国成立以来，就是这样。试问前前后后一班要人的权位，究竟是怎么得来的？从上到下，直至一个小小的县长，有一个真正人民所选的没有？既然如此，我们不必谈既往，不必管将来，不必考察一切要人以及一切官吏的来由。我们只望他们这班有位的人，能够为自己的死后声名设想，既在其位，必尽其责，做出一点好事来，平一平人民的怨气。
人在崎岖的路上行走，滑脚的少。人在平坦的路上走，失足的多。一个人处得意的日子，较处屈辱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危险。一国的要人，在政敌消灭以后，对于国事，更当加倍的小心谨慎。要知，顺境未必不是祸，逆境未必不是福。
《通鉴纲目》上说：“与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王，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日至。”民国之中，虽没有君，然而掌大权的要人，也就是处于君的地位，他们在言语上，虽然自轻自贱，可是在事实上，权威并不少于古时的君王。在掌大权的人的心里，最喜欢造成清一色的势力。其实，这种志愿若能达到十之五六，耳中就仅能闻到其誉，绝不能闻到其过。甚至外边的公论，全主张刨你的祖坟，而身边的群小，反要说人民正要给你建立铜像。
范镇说：“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心腹，以养和平之福。”《身世金箴》里说：“用一己之聪明，虽圣人不能智。用六合之耳目，虽众人不能愚。”集群议为耳目与用六合为耳目，也不过就是依纵天下的公是公非。所谓老成者，就是中正刚直，谨慎持重，不甘随声附和，不肯轻举妄动之辈。也可以说，就是不肯向你拍马屁、灌米汤的人。
曾国藩说：“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少。位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怒之者少。”本来，人达到高位，就如同上了飞机，升得愈高，愈听不着下边的人言。只有那“推进机”的嗡嗡之声，不断地送了耳鼓。人执掌了大权，就如同在戏台上做了主角，愈是重要，愈被台上台下所注意。简直是只许好，不许坏。观众对于配角，还肯模糊原谅。唯独对于主角，专好吹毛求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