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民气之通与不通，民情之达与不达，最关系邦国的兴亡。民气不得上通，民情不能上达，就如同得了“下痿”的病。人，得了这个病，就仿佛半死人。国，得了这个病，就成了半亡国。所以，古时的明君贤臣，无不主张“开放言路”。现今的文明邦国，无不提倡“言论自由”。
薛瑄说：“为政，通下情为急。”又说：“天下大患，唯下情不通为可虑。昔人所谓，危亡之势，而上不知也。”现今，我国的民怨，所以不能消弭，只是因为在上的人与人民之间，起了许多隔膜，上下之气不能通达。以致在上者的设施，与人民的心愿毫不相干。这种毛病若在专制时代，还有可说。因为帝王日处深宫，不易知晓民间的疾苦。现今民国的要人，既是由人民出身，又有各处报纸所登民间的情形可作参考。在上者的所作所为，岂不能与人民的心愿趋于一致。
姜尚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陆贽说：“统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政令。”现今，中正的报纸就是天下之目，天下之耳，天下之心。在上的人，若肯对这种报纸多加注意，足以统天下之智，而不被身边的群小所惑。所施的政令，足可顺合天下之心，而不致与人民做成两截。固然，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不是治理国事的金科玉律。但是中正的报纸，较比亲信的人的报告，还觉妥实可靠。当初，某总统，若不是专听身边几个亲信人的话，绝不致在史书里留下一个极大的污点。
张居正说：“自古顺耳之言易从，逆耳之言难听，于逆耳之言，难听之言，能曲容之，乃为盛德。”唐尧本是完全无疵的人物，然而还怕听不着他的过错，所以特意安设“敢谏之鼓”，使人民声述他的过失；安设“诽谤之木”，使人民记载他的短处。可见他是专能领受逆耳难听之言，所以成了自古以来的帝王中的模范典型。商纣既不肯容纳逆耳难听之言，并且善能饰非拒谏，所以成了自古以来帝王的罪魁祸首。
当初，舜尊为天子，富有四海，还能忘了自己的权位，而向小百姓探问民间的情形。他的设施，当然不能违反了民意。现今的官吏，差不多做到司长，就要自命不凡，绝不肯向人民有所垂询，唯恐失了身份。他们的设施，当然不能与民意恰相吻合。
《龙溪子》说：“乐闻过，而后直者亲。”寻常的人，若肯乐闻己过，才能交结正直的朋友。当了一个要人，若专好誉言，岂不要将属下养成一班小人。
《淮南子》说：“刺我行者，欲与我交。訾我货者，欲与我市。”从来劝人纳谏的言语，唯这两句最可使人猛醒。前一句，用后一句作陪衬，更觉贴切明了。俗语说：“挑剔是买主，喝彩是闲人。”你每逢遇着人指责你的过错，你就是如同商人，遇着好挑剔的主顾。不过，商人对于货物，因为巧于辩护，或能将劣货出手。你对于过错，若善于遮掩，必致将大过养成。
《春秋繁露》上说：“匿病者，不得良医。”我冒昧附加一句：“讳过者，难交益友。”
献誉词，固然能受人的欢迎，但是，君子绝不欺昧天良苟且求容。进忠言，固然易招人的厌恶，但是，君子必行心之所安一吐为快。
当初西西里岛（Siciy）的王，本来没有学识，可是偏爱作诗，并且好得人的夸赞。所以每逢他作完一首，他的群臣，全都高呼万岁，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好诗。那时，在国里有一位极著名的学者，王以为若得到他的好评，定然更觉光荣。可是那位学者，见了王的大作，连连摇头，大喊“不通”。王听了顿时大怒，将那学者押在地牢之中。过了许久，王将他提出来，说道：“你再细读一遍，究竟我的诗好不好？”那学者读完，对禁卒说：“还是将我送回地牢去吧。”王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道：“还是不通。”我以为，这种因说良心话而蹲监坐狱的人，较比因拍人马屁而升官发财的人，更觉光宗耀祖。
前几年，北平举行选举，有人劝我登记。我回答说：“我是天生被治的人，绝不想争选权，更不想得被选权。并且，我所要选的人，未必就有被选的资格，我既无财产，又无声望，也绝没有半个人选我。既是如此，我何不低头教书，安分作稿。假若学校不容我误人，报馆不容我惑众。我空有选权，又当何用？至于宣誓，我更不愿做。因为大丈夫办理关于国政的事，绝不在乎两片嘴皮的一开一翕。”
自从我民国成立以来，宣誓就成了官吏就职和选民登记的例行公事。近七八年来，宣誓更是应时当令。它的重要性，几乎与敬拜某伟人的仪式相同。简直有此一举，就是奉公；无此一举，就算犯私。甚至反叛政府的英雄就职，也必须宣誓，总算是名正言顺。其实，一切贪官污吏以及叛逆之徒，全是曾经宣过“清廉尽职，服从政府”的大誓的人物，可见宣誓不能防止官吏的违法贪污。
贪官污吏所以敢违背他们的誓词，只是因为他们宣誓，仅是给别人听，并未向自己心里去。只是将誓词认为一种虚伪的仪式，并未认为是一种最庄严的契约。我以为，若要避免官吏的贪赃枉法祸国殃民，最好是使他们在就职之日，仿照古人，对天宣誓，并且学法村女乡妇的口吻，说：“我若违背誓词，叫我世世代代，养儿做贼，养女为娼。”固然，现今的贪官污吏，全都文明进化了，绝不信天。可是，他们多是野蛮退化的人养的，他们多少总有一点遗传性。纵然他们不肯如此办理，我们小百姓，为求国利民福起见，也当在暗中替他们代宣。
《琐语》上说：“为上者行过乎言，则民作实。言过乎行，则民作伪。”欲使人民忠实，为上者必须在事实上着力。欲免人民虚伪，为上者，不可在言语上骗人。李固说：“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洁。”戴德说：“上者，民之表也。表正，何物不正？”若欲避免利口覆邦的危险，必须由政府中的要人起，先对人民、对同僚说实话。
我从来发言持论，永远尊重政府以及地方官吏，并且永远将治国治民或救国救民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有人说，我不懂现代的政治，不知民国的国事须由人民负责。我说：“我固然未读过现代的政治学，可是我敢断定，邦国的兴亡，全在乎少数的官吏。多数的人民，全是这少数人的傀儡。这种定例，再过一百万年，也不能改变。纵然有‘九民主义’出现，人民还是被治的东西。并且，政治上用的民字愈多，人民愈无法安生。我所说的是万古不变的政治学，你所说的是欺人骗众的政治学。”
无论什么团体，全是被几个人的霸占，所包办，所操纵。对外，用团体的名义，对内，施专制的行为。你若是一个无名小辈，你只有是是权，绝无否否权。换一句话说，你只有举手赞成权，绝无发言反对权。这种恶例，不但已往是如此，现今是如此，再过五百万年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不能不如此。
团体是什么？团体就是几个人施行专制手段的一个组织。也可以说，是多数的傻小子，为少数野心人谋权利的一种集合。你若是个老实人，又是个无名小辈，最好是任何团体也不加入。与其白做别人的傀儡，还要惹一肚子闷气，白给别人抬轿，还要闻一鼻子臭屁，莫如安常守分，低头认命。
我天性刚愎孤僻，永远是我行我素，永不愿加入任何团体。尤其是对代表这个名词，深恶痛绝。并且，我认定，一百个代表之中，有九十九个半，是包办民意，假充字号。据我的经验，某种团体所举的代表，全是某种团体的发起人。自从代表时兴以来，最使骗子们走了旺运。于是乎，未曾出过国门一步的人物，也敢代表华侨。乍到北平几天的南方旅客，也敢代表北京市民。几个摩登妇女，也敢代表全国女界。
既称代表，理当经过各该团体的公举，绝不当由几个人，假借一种团体的名义自上尊号。然而，据我所知，许多的代表，全是私自内定。各该团体的分子，连一个影儿也不得知晓。这种包办、假借的行为，简直是将别人全认做浑蛋。这种恶风若不严加取缔，以后必致猫可以代表狗，鸡可以代表鸭，男可以代表女，人可以代表鬼。我早已发下大愿，永不参加选举运动，永不选代表，永不做代表。我所代表的只是我宣永光一人。我纵然当了扒手，我也是独往独来。
一国的官吏，若无爱名之心，无论是什么政体的邦国，只有灭亡的归宿，绝无盛强的希望。现今，就以我国而言，若想起死回生，我国政府先不必在最新的政治学理上寻方法，当前之务，是要在官吏的人格上谋解决。我国国民不要考究官吏的来由，不必管他们是否出于民选，最要紧的，是要求政府凭天良，除情面，严惩贪污。须知愈是不爱名的人，愈怕死。假若政府重姑息，讲情面，纵然将全球最新的政治学说，全都整个地搬了来，也是庸人自扰。纵然日日宣誓，天天谒陵，人人改名“孙文”，也不能挽救我中国的危亡。
自古以来，有名的男子中，好人太少，有名的女子中，好人更少。因为循规蹈矩的男女，只是安分守己，所以不易使人知晓。奸盗邪淫的男女，专好滥出风头，所以最易惹人注意。
我所以对现今的选举制，大抱悲观，就是因为我中国的好人，向来不肯出头；肯出头的人，又多不是好人。这并非因为我国的好人，全都是冷血动物，是因为好人纵然愿意出头，也必要大受小人的排挤，好人既然势孤力单，只有小人，可以声应气求。选举之权，若落在他们手里，经他们包办垄断，那么，所选出来的人物的好坏，也就不问可知。
单以我中国而言，若想使选举制有良好的效果，必须施行“连坐”的办法。假若所选的某甲，做出任何非法行为，凡是选举某甲的人，全要受某甲所应受的处罚。寻常保荐一个学徒或一个仆役，若发生窃盗的行为，保人尚须担负赔偿之责。何况被选人的好坏，关系邦国的兴亡。要知，选举与保荐，不过是名称上的不同。保荐既须负责，选举更当负责。
一国不过是一个大群。无论实行什么政体，全是要为这一个大群的全体，谋利益求幸福。自己既是这一个大群里的一个分子，自己若先不好，而想为全群谋幸福求利益，正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最使人气愤恼怒的，就是谈公德的人多，修私德的人少。换一句话说，高唱兼善天下的人多，实行独善其身的人少。
我以为，古今中外，只有“好人政治”。一切的主义，无论说得多么悦耳动听，若无好人实行，全是等于废纸。并且，政治里最坏的，是一班掌权的人，专在名目和形式上考究。我常说：一国的要人，果能每晚在床上施行一次自问天良，较比每天在众人面前“静默”一千四百四十分钟，还能有利于国，有益于民。
祭祀祖先，所以合乎人情，是因为祖先是人的根本。无论何人，若非得着祖先的抚养教育，谁也不能存立生活。正如木自根生，水由源发。不敬祖先，正是忘了身所从出。崇拜伟人，必须该人生前，有功于全国，有功于全民。更必须是全国民众，所公认的伟人。假若该人，只于少数的人有功，只有少数人所私认的伟人，而竟强令全国的民众一体崇拜，就是极大专制。
俗语说“卖什么吆唤什么，干什么说什么”。那么，要人办理国政，也只是办理邦国的要政，不必加杂一些与要政毫无关系的闲事琐务。
专以崇拜死的伟人而言。他们生前若果真有功全国，真有德于全民，国民自然而然的要崇拜他们。在这民贫国弱的日子，纵然将他们箔卷席埋了，千秋万世的人，也必能崇德报功，为他们修坟立庙。否则，纵然将坟修成了天宫，将像铸遍了全国，后世的人，也必要报怨愤，起而拆毁掘挖。岳武穆的墓，自从秦桧死后直到如今，年年有人接修；而那拉氏的陵，在她死后，不出二十年，就已被人炸毁，究竟是什么原因？现今，若有人拆毁了岳墓，全中国的人必对他群起而攻；假若有人发现秦桧的坟，将他的骷髅做成便壶，全中国的人反要对他同声感谢，这又是什么原因？
一个要人死后，盖棺论定，他是伟人或是小人，天下自有定评，史家自有公断。他若没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捧他，也是捧不起来。并且一时捧得愈高，将来跌得愈重。他若真有实功实德，一时的少数人，虽然竭力地贬他，也是贬不下去。并且一时贬得愈甚，将来起得愈高。正如，一女子若生得奇丑，少数的人强说她极美，是不行的；一个女子若生得极美，少数的人强说她奇丑，也是不行的。
善男信女，对神佛烧香还愿，是用自己的钱财，别人毫无干涉之理。要人官吏，对已死伟人锦上添花，是用人民的血汗，人民实在难于屡次牺牲。我以为，神佛若果有灵，你们口要存佛心，行佛事，纵然不诵经叩头，神佛也必使你们增福增寿。死伟人若果有灵，你们只要真爱国，真爱民，纵然不铸像修坟，死伟人也必能认你们为志同道合。否则，我就不忍说了。
在无论施行什么政体的国里，全是官吏少，人民多。以少数的官吏要欺骗多数的人民，岂不是自找败露。败露之后，若还继续行骗，岂不是恬不知耻。俗语说“好贼不偷二回”，官吏骗术，既经人民发觉之后，官吏若不痛自改革，他们的知识，岂不是在盗贼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