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疯话 (20)

治病须临时处方，不可预先拟下若干方案。治国也是如此，不必预先订下几年的计划。与其以后乱加改动，使人民增加许多的纷扰，遭受许多的损失，不如到一个时候，办一个时候的当务之急。

包办民意最易，附和民意最难。因为，前者为利己，后者是为利民。利己的事，虽禽兽也能办得到。利民的事，非圣贤不能做得成。

一种政治若失了人民的信仰，就如同行尸走肉，只能令人躲避，不能令人亲近。

有好民，无好官，有好兵，无好将，如同有好的身体，没有好的脸面，也能使全身体受了挂累。

目下欧美各国的现状，正如目下平津的商店。欧美的各国，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正道而讲究竞争。平津的商店，已然失去了营商的旧规而注意比赛。欧美各对外的设备，使人民的脂膏日枯。平津商店忙于外表的装设，使自家的血本日亏。欧美各国如此竞争下去，不待敌国动手，自己必先要民乱国亡。平津商店这样比赛不停，不等同业排挤，自己必先要关张倒闭。

邦国若真知“竞争”之道，须先在人民上注意。商店若真知“比赛”之术，须先在货品上用心。人民富庶，国势自张。货品清良，利源自广。军备的扩充，不能防止真正敌国的野心。外表的装备，不能吸引真正买主的光顾。我见平津两处新近倒闭的商店，多是将将把门面修饰好了的。我预测，不久就要灭亡的邦国，也必是将将把军备筹设足了的。

以武力谋国的富强，正如以赌博谋家的兴旺。俗语说久赌必输。所以好赌的人，到底必倾家荡产。赌得愈凶，败得愈猛，刘向说“好战必亡”，所以好战的国，到终必民乱国亡。战得愈狠，亡得愈快。好赌的人，若能有好的结局，我就信好战的国，能有好的归宿。

好赌的人，若是到了自以为手术精巧，来者不拒的时候，就是到了他的末日。好战的国，若是到了自以为军备充足，天下无敌的日子，就是到了他的尽头。好赌的人与好战的国，若一现出骄气，绝不是好的预兆。我在民国十八年，著了一本《治兵箴言》（分十五章）。第二章就以“戒慎”二字为题，对于骄字，痛下针砭。不但赌与战，不可骄满逞强，人生一世，谁不是因戒慎恐惧而成功，谁不是因骄满逞强而失败？

赌博与战争，全是赔本的举动。好赌者，虽有时侥幸可以赢些钱财，然而所耗的精神，绝是钱财所买不回来的。好战者，虽有时侥幸得些土地，然而所耗的元气，绝是土地所挽不回来的。可见赌博不仅是输者吃亏，战争不只是败者受害。何况是输者还要捞本，败者还要复仇，因果相乘，循环不绝，任何一方，也没有便宜可占。

我每逢一进中央公园，必对那座“公理战胜”牌坊，冷笑一次，因为它实在是一座“武力战胜”的牌坊。假若它真是“公理”的成绩品，世界第二大战决不致又在酝酿之中。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战的国，全都力竭精疲，民亡财尽，再不信武力万能而深信仁义万能的日子，公理才能露出本来的面目。

几年前我在日本人大岛隆吉所编的一册《英文译》里，读过一段关于战争的话，大概是说：“延长的战争，是痛苦，是流血，是经济的消耗。其比例是继续增加的。十八个月的战争所生的损害，与六个月的战争所受的损害相较，不仅是三倍而且是十倍。”现今各强国之间危机，已到箭在弦上，引满待发的当儿了。我们替全球的人类设想，只盼这世界第二大战，早早爆发，速速完结。否则，如同疗疮，若不快快破头出脓，必将愈套愈大，愈不易医治。

古语说：“善保国者，戒用兵。善居家者，戒争讼。”我们远考历史，好战的国，有几个不遭惨败的？近查社会，好讼的人，有几个不归破产的？因战争而得利的，只是军火商人。因诉讼而生财的，仅有律师讼棍。英谚说：“律师的房屋，全是建筑在愚人的头上。”我以为，军火商的宝库，全是创设在愚国的领域。然而，鼓动战争的军火商与挑词架的大律师，又有谁能得到好的结果？反正，无论如何高谈文明进化，也不能除灭了循环果报之理。

目下，我国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愈多，我国人民愈无幸福可享。现今当前的要务，是当权的要人，先扪心自问，寻找自己已经失去的天良。只要自己的天良能够归还原处，人民的一切，全都有了办法。否则，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人民多一层剥削的痛苦。

我国人民现在所怕的不是水旱，也不是害虫，所怕的只是贪官污吏。水旱与害虫，并不年年发生，贪官与污吏，时时能吸人民的膏血。设些机关用科学方法，固然能调解水旱，捕灭害虫。但是若不能用你们那科学方法，诛除贪污，纵然连人民拉屎撒尿，全设一个机关，也是仅能替人民增害，而不能与人民有益。

朱元璋说：“治民犹治水也。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在上者的设施，岂可不与民情相连。

凡不宜于中国之现状，不合于中国人民之设施，不妨从缓举办。否则，就是多事。多事就是扰民。现今救国救民之道，不在机关的增添，而在官吏天良之发现。

将中国治成“现代的国家”这一句话，是极易说出，可是极不易做到。因为不但我国十分之八的人民，还不够现代国民的资格。并且我国官吏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还不够现代官吏的程度。要知，徒有洋式的建设，只会洋式的享乐，并不能算现代的国家。

有人说：“民意二字，最无凭证，最无把握。顺合民意而为，究竟由何处下手？”我说：“人人全有一个天良。天良就是民意。一国的官吏，虽然高居人民之上，但是他们还未曾出了人类的范围。只要是人，就有天良。本着天良办国家的事，就能合乎民意。并且，我国的官吏，多是由寒贱出身，他们在寒贱的时候，希望官吏如何尽职，如何为民想。他们高贵起来之后，对于所作所为，若还能照他们当日所想望的施行，就不致与民意做成两截。”

官吏是由人民转变而成的。人民是本，官吏是末。人民是源，官吏是流。有世世代代为民的民，无世世代代为官的官。为官是一时的，为民是永久的。民有为官的日子，官也有为民的时候。官的祖先未必不是民，民的子孙也未必不为官。官与民既是一体，一旦做了官，若不念人民的痛苦，岂不是舍源忘本。水与源断绝，必日趋干涸。木与本隔离，必日渐萎枯。官不与民一致，岂不是自入绝境。

扬雄说：“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郑康成说：“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盐铁论》上说：“善为人者，能自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使我气破肚皮的，就是我国的为政者，多不能立身，不能自正，不能自治，而偏在法上考究，而偏在民上注意。譬如，自己已经生了满身的杨梅大疮，仍不停止宿娼行为，而偏在药方子上讲求医治之法，岂不是南辕北辙。自己已经“杨梅升天”，臭气扑人，而偏在路人身上找毛病，岂不是舍近求远。

凡事，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不急不缓，才可标本兼治，目下我国，命在呼吸之间，还谈不到治本，也顾不及标本兼治。当前的问题，只有从治标下手。凡不是关切国民生死的当务之急，一钱不可枉费。譬如一家，已经无米为炊，无衣遮体，苟有一点钱，须当治饿御寒，万不可先买脂粉，先置陈设。可惜，专以我国近几年的建设而言，多是等于乞婆买脂粉，花子置陈设。涂上脂粉，不但治不了肚子的真饿，反令人多起疑心。摆上陈设，不但掩不住自己的真穷，且招人多加讥笑。

朱熹说：“足国之道，在务本而节用。”又说：“国家财用，皆出于民。如有不节而用度有阙，横征暴敛，必有及于民者。虽有爱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泽矣。是以将爱民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李邦献说：“用不节，财何以丰？民不苏，国何以安？”现今我国当前的急务，不是要聚合一些专家，研究如何增加国家的收入，而是在一些要人，用心计算，如何缩减国家的支出。假若不能在节字上考核，纵然将全球最新的经济学家，统统地请了来，也是不能救国救民。

张居正说：“治国之道，节用在先。耗财之源，工作为大……于不容己者而己之，谓之陋。于其可己而不己，谓之奢。二者皆非也。”他这话，正是用与节的分别。我国现今的要人，若能知道如何是陋，如何是奢，何者当缓，何者当急，我国就能免去国困民穷的危险。譬如，国防的设备，堤岸的修整，沟渠的疏掘，工厂的建立，只要切合现今的实用，就是“不容己者”。若不肯用款，就归于陋。譬如修饰死人的坟墓，国葬所谓的伟人，建设华丽的衙署，筹设高谈学理的机关，增设摩登的娱乐场所，纵然合乎时代化，正是“可己而不己”。若不惜用款，就流于奢。

有人问我：“现今某省用三十万元培修黄帝陵。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中国人谁不是黄帝的子孙。黄帝既是中国人的共祖。为这大家的祖先修陵，凡是个中国人，当然表示同意。为一位‘国父’的陵，还可用四百七十九万七千一百十六元五角（据民国二十二年，傅焕光所编‘总理陵园小志’载入）。若培修一位‘国祖’的陵，仅用区区三十万元，实在为数不多。并且为一位革命伟人谭某之陵，还费了二十余万。为一位我国自有史以来第一大伟大黄帝的陵，才多用十来万元，尤其是不觉其多。”

又问：“黄帝死去已经四千多年，连骨头渣滓也没有了。给他培修坟陵，与国计民生有什么益处？”我说：“我国的国土日缩，我国的国民日困，只是因为我们这伙子遗孙，实在不知给祖先争气，不能继武先人，并且也是因为大家将这位露脸的祖宗忘在脑后了。假若将他老人家的陵培修起来，一些有钱到西北去逛的人，看见这座光荣的祖坟，因而发奋图强，不再自私自利。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大有后望焉。”

当初，太甲不曾做王，伊尹就想了一个方法，在太甲他爸爸坟墓那里，建了一座宫殿，请太甲去住了三年。太甲天天见着先人的埋骨之所，因而想起先人创业的艰难，果然改过自新，成了商朝的好王。这次将黄帝陵重修起来，我中国的要人，每逢到西北去，看见黄帝的陵，若追念他老人家的文治武功，因而励精图治，清廉自矢，未尝不可变成好官。并且，我中国现在，名虽民治，其实还是官治。假若这班治国的人，于谒中山陵之后，再谒黄帝陵。谒黄帝陵之后，复谒中山陵。每谒一次，就追怀先人的功德，就反躬自思一次，我中国的前途，岂不是更“大有后望焉”。不过，我以为，假若修了等于不修，谒完如同不谒，未免是多此一举。因为，两个月前，据报载兰州通信，兰州城里就饿死一千多人。与其费三十万元培修死伟人的坟墓，实在不如用三十万元救济活小民的性命。

后人要强与不要强，发达与不发达，和先人并无关系，和先人的坟墓，更无关系。若因为先人有功有德，自己才肯要强，若因修饰了先人的坟墓，自己才肯学好，实在不是真有志之士。真正有志之士，绝不管先人是个什么东西，绝不管先人的坟墓修与不修，自己总要先努力争求上进，自己总要先在举动行为上耀祖光宗。

纵然有孔孟那样的先人，自己若只能误国殃民，不但不能给自己遮罪，反要给先人丢尽了脸皮。纵然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赛天宫，自己的先人假若鬼魂有知，也是要在里头气得乱蹦乱跳。

先人若果然有功有德，后人纵然不好，别人追德念功，还不致骂及他的先人，只有替他的先人悲叹。假若先人原来就无功无德，后人又是变本加厉，别人必然连活的带死的一起骂。这样，将先人的坟墓修饰得愈好，挨得骂愈多。费得钱愈多，将来的人，刨得越凶，我以为，后人若想不挨骂，若想使先人的尸骨得平安，只有自己在自己的品行上用工夫，不可专在先人的坟墓上费财力。

曹操与秦桧，毕竟还能自知其恶。他们的子孙，也真有先见之明。因为曹秦两人的坟墓，隐隐秘秘的直到今日，还未确实被人发现。假若在当时就辉煌美备，恐怕早就和魏忠贤的生祠，走了同样的命运。我以为，人生一世，只要光明正大，死了纵然箔卷席埋，躺在九泉之下，也是坦坦然然。假若一生只是祸国殃民，死了纵然金井玉葬，躺在九泉之下，也是心惊胆战。

现今，在我国这危机四伏、民穷财尽的日子，用一个钱，当得一个钱的实用。不但对于修陵、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一些不急之务可以停止，至于重修杨贵妃墓与薛涛井一类的工作，更可以缓而又缓。固然有些工作之费，是出于要人的“捐廉”。然而有这笔款项，不如移作紧急国防或贫民教育的费用。修黄帝陵，还可以说是培植民族精神，修杨妃墓与薛涛井，不过只能供有钱的人去逛。杨薛两人，固然是最有名的美人，但是这美人，只能祸国，只能迷人，有何功德值得我们纪念？

推崇前贤，不在乎形式上的敬拜与物质上的表扬，只在精神上追随，天良上的效法。他们在史书里已占了万古流芳的位置，用不着我们一时的锦上添花。死人果有真功在国，实德在民，自有千秋万世的人，替我们花钱修坟、铸像、立纪念碑、修纪念堂，用不着我们现今费钱费力，我们何必急不能待？试问一些名贤名宦的纪念物，是当时修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