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求书法进步，虽花重价，购买好碑帖，并不算妄费钱财。然而在未能将字“写成个”之前，就用顶好的笔墨纸张，实在是暴殄天物。我每逢见着小学学生使用极品文具，我就以为他们的家长或他们的教员，故意使他们毁害东西。
我的亲戚的小儿女，在某小学读书。所用的文具，务求精美。仅以记事簿一项，每册就用钱三角以上。我问是什么原因，据说是奉教员之命买的。我对我的亲戚说：这种教员，足可以养成小学生奢侈的恶习。这种教员只可到富贵族的宅里，去教公子小姐，指导他们如何“败家”。至于像我们这等小户人家，实在难以供应。
现今，不但学生所用的美术化的文具，是妄费钱财，而所谓的教科书更是极大的消耗品。我国为求救国、救民、文明、进化起见，对于教科书，今天改，明天换；我们既不愿亡国灭种，对这种“朝改夕换”的良法，当然不敢表示反对。唯独教科书的昂贵，实在使当家长的真有一点担负不起。现在，普通的家长，每逢开学，对于学费已经咬牙，对于书费更是咧嘴。一家若有三个孩子，同时入小学中学大学，这笔买书的费用，简直足可使当家长的上吐下泻。
平均，现今的小学教科书，每科每本就需大洋一角八分，中学的每科每本就需大洋七角之多，至于大学用书，每本至少超过二元以上。仅以上海某大书店的小学教科书而言，一印就是千万多本。有几种已经印到一百四十几版。我对印刷事业，并不外行，这种一角八分一本的教科书，连版税在内，每本成本用不了五分大洋。每本可获利一角大洋以上。若加计算，岂不是一本万利。做生意是为得利，自然无可反对。但是，要知消遣用的书，贵一点也不妨，因为是愿买则买。教科书的定价，必须特别低廉，因为不买不行。某大书店，只为自己得大利。可是全国有子女的人，就受了大害。教育当局，果肯为人民设想，就当对这种包办教科书的大商，痛加惩罚。
近一两年来，市上出了许多“一扣打八扣”的书，其中颇有极有名的著作。虽然全有错字，大体并不误谬。这实在是为穷苦的读书人，增了无量的便利。我以为，印刷这种书的书店，实在有传布文化的效能，应当优加奖励。有人说：这种廉价的书上市，上海几家大书店全都受了极大的影响。我说，与其在出版界中，养成一两个包办文化的托拉斯，实在不如使穷小子多得一点买书的机会。假若我国的教育当局，能特编教科书，也按这种廉价的办法卖给学生，实在是功德无量。较比每年遣派无数的官费留学生，还能真正有益于国，有利于民。与其用中国钱，造就一些“外国式”的高等中国人，实在不如造就许多能认中国字的下等小百姓。
现今，许多学生对于功课，全说不感觉兴趣，这是极大的错误。许多教育家因为要提高学生的兴趣，竭力迎合学生的心理，这更是极大的错误。因为使学生欢喜的教材，决不是将来真正与他们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以为教育，必须“反心理学”，才能与学生有实用。那些主张“教育须合学生心理”的教育家，全是将教育看做哄少爷的手段了。
曾国藩说：“除自强之外，无胜人术。”人若想不被别人所打倒，只有在自己的身上用精神，国若想不被别国所灭亡，只有在自己的国内用功夫。人，追着别人乱跑，绝不是自强的方法。国，随着别国乱学，也不是自强的门径。所谓自强者，是竭力发展自己的特长，使之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是要用这样特长，应付别人的所短。不是效法别人的特长，而遗弃自己的所长。要知，与人不同，才有胜人之望。与众强同，正是取败之道。
人善使刀，你善使枪。你要想胜人，不可丢下你的枪而学使刀。人若想胜你，也不当抛弃他的刀而学使枪。你苦苦地练枪，才是最好的自保之法。他勤勤地练刀，才是最好的自卫之术。
现今欧美的文明，只要稍有思想的人，就可以知道他们那种文明，是疯狂的文明，是酒醉的文明，是打“强心针”的文明，是服“春药”的文明，全是一时变态的恶现象，全不是自然的真精神。有心人，见着他们这种情形，只是为他们的前途担忧。唯独混小子，才能见他们这凶野的行为而生羡慕。
近十几年来，我国骂人的艺术并没有进步，唯独捧人的手段真是超绝千古。就以前年新月书局那广告而言，足可以给他们所捧的人，招生许多不利。因为某学者在那书局里发售一本大作，那书局就大吹大擂说“中国文父”某先生近作某某书出版……我看了之后，几乎使我气破了肚皮。因为，“父”者，母之丈夫也，自己之爸爸也。什么恭维之词不可使用，为何竟因捧人而自处于儿子之辈。他们呼某学者亲爹活祖是他们的自由，为什么硬给中国的文上加上一个爸爸。
我中国，现今固然有极少数的人不认亲爹，但是也不可随随便便用“父”字做捧人的材料。所以，用父字恭维人之前，应当首先查一查字典，翻一翻辞源，以免吃亏上当。在古罗马，虽然有称元老院议员为父的前例，但是那个父字，正与我国古时称年高有德且执掌教化者为“父老”的意思相同。罗马教徒虽然称掌教的人为父，但是那个父字译中文必为“神父或教主”，用洋文写且必须以大字母起首，以为区别。古罗马人，虽然称地伯河为父，古伦敦人，虽然称泰晤士河为父，那是因为他们将这两条河，认做人民的保障。也并不是可以随便将一个父字，加在任何一人或一物上。
有人说某书店称某学者为中国的“文父”，是因为他是首先提倡白话文的人。并且按英文父字（Father），有“创始者”（Founder）或“起始者”（Originater）意义，譬如美国称华盛顿为“国父”，中华民国称孙中山为“国父”，因为美国是华盛顿创建的，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建的。我说在华盛顿以前，并无美国，在孙中山以前，也无中华民国；美国由华盛顿而生，国民党由孙中山而起，所以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国父是可以的，孙中山被尊为国民党之父（简称国父），也是可以的。但是中国文，绝不是某学者所创出来的，他怎么可称为中国的文父？
中文既不是由某学者所发明的，那么，就不可将他呼为中国文父。不但文言不是由他开创，白话文也更不是由他发起。若说白话文是他提倡起来的，那么，在前清末年，创办白话报的那些人，岂不是比他还早。他若可以称为文父，那些创办白话报的人，又当称为什么？宋朝那些用白话作语录的人，更当称为文什么？我以为若称他为“新式白话文的文父”还可以将就得下去，若强呼他为“中国文父”，未免是数典忘祖，未免是只知有孩子，不知孩子有爸爸。
假若，某学者的文章做得好，就得称为文父，那么，凡是某一行某一艺中的出色的人物，就当得着一个父字的尊称。譬如，做官做得出色，就当称为“官父”。拉车拉得出名，就得称为“跑父”。做贼做得神奇，就得称为“偷父”。依此类推，极有名的婊子，就当称为“淫母”。极有名的舞女，也就当称为“跳母”了。这个恶端一开，岂不是爹妈太多。
天良是能分辨是非的一种感觉。世上的活物虽然繁多，只有人类独具这种感觉。所以说，人类独有天良。也可以说，唯人类有是非之心。人类所以称为万物之灵，并不是因为知识高于万物。乃是因为有这种能分辨是非的感觉，使人类超出于万物之上，而不与禽兽虫鱼合群为伍，相提并论。
“天良”永远时兴，“真理”永不落伍。天下有不同的人种，无不同的天良。天下有不同的事务，无不同的真理。人类虽然进化，化不了固有的天良。科学虽然神奇，变不了永存的真理。
是非之辨，如同白黑之分，并没有什么神奇奥妙。因为合于天良，不背真理，就为是。反背天良，违逆真理，就是非。可行于永久的就为是，只可行于一时的就是非。平平常常就为是，奇奇怪怪就是非。尊重本国文化，顺合本国民情，就为是。破坏本国文化，背叛本国民情，就是非。
肉眼不瞎，必能认黑白，心眼不瞎，必能辨是非。肉眼瞎了，不过成为人中的残废。心眼一瞎，就必化为人中的禽兽。山林中的禽兽，还知爱惜自己的巢穴和自己的同类，人类中的禽兽，反能毁坏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国人。尤可恨的是这种禽兽，肉眼与心眼，并非真瞎，而故意要行瞎心瞎眼的事。
在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得受教育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里，受过充足教育的，恐怕不足千分之二十。在这千分之二十里，肯于著书立说的，恐怕不足万分之二十。在这万分之二十里，能够成为一个名闻全国的学者，也不过只有几十个人，在这几十个人里，能够成了被中外皆知的学者，也不过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对国家兴亡所负的责任，我以为比全国的要人和全国的官吏，所负的责任还大。
我国全国现今仅仅有十几个名闻中外的学者，足见是产生不易。按理，我国人民对他们，应当视如无价之宝，力加重视。然而，事实竟适得其反。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但不对他们力加重视，并且甚至要“食其肉，而寝其皮”。这个原因不是我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全都有目无珠，乃是因为这十几个名闻中外的学者之中，多是不知自爱。他们所以成名，不是因为学优识超，行端履正，而是因为标奇立异、颠倒是非、崇拜外洋、蔑视祖国。
古谚说：“美女入市，恶女之仇。”美女并不妨碍丑女的出入，她们所以“仇”不过是起于嫉妒之心，在无知无识的禽兽之中，还不能免除，何况在人类之间。你若假造谣言，向丑女挑拨，说“美女有毁你之意”，丑女听到耳里，当然要和美女势不两立。
挑拨鼓动的言辞，最易入人耳。劝解调和的话，最难动人心。现今中外的新圣人，所以容易成名，就是全由挑拨、鼓动人的嫉妒之心下手。
古人说：“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这第一句，凡是一个人，全能做得到；这第二句，唯有读书的人，才能做得来。可惜我国自从染了洋毒以来，不读书识字的人，多以为“一时骗人以口”是最好的处世之法。读书识字的人，多以为“百世骗人以书”是最好的成名之术。甚至你发言立论，愈是背乎真理，反乎自然，叛逆伦常，颠倒是非，愈有人捧你为民众“前进”的明星，尊你为人类“解放”的导师。
世上的人，全有私心，全有弱点。你若能看出这个私心之所趋，弱之所向，然后再迎合这个私心恭维这个弱点，发言作文，你立时就可以得到多数人的同情。你若再能假借好听的名目，发些瞒心昧己的学说，创些口是心非的主义，你不久就可以被人尊为“伟大的导师”。甚至，你虽遭了天诛，人还说你的“精神不死”。然而，你不必因羡慕而欲追学。当知这种“成名”的方法，不过如同做贼养汉“发财”，来路既不正常，享受也不能长久。
古时中外的学者，所以流芳千载，只是因为传布平平常常的真理，劝人为善，导人修己。现今中外的学者，所以名劝一时，只是因为创造奇奇怪怪的邪说，引人纵欲，诱人责人。以古人的真诚，劝化人心，而谋人类的安和，还不能完全成功。以今人的虚伪，诱导人欲，而求人类的幸福，岂不是南辕北辙。照这样诱导下去，也不过是使人类退化为毫无理性的两足动物，彼此互杀相食而已，岂能再有幸福二字之可言。
读书的人，有两条命，有两个嘴。不读书的人，仅有一条命，一个嘴。读书的人，不但嘴可发言，笔也可以说话。不但生在世上是活着，躺在土里还是活着。因为他的著作，若得传流下去。他的骸骨，纵然化为灰尘，他的文章还能替他宣讲。可见，读书的人的第二个嘴，能永远不烂，第二条命，能永远不死。
读书的人，既然比不读书的人多有一个嘴，多有一条命，就当善用这个嘴和这条命。发言，就当本乎天良，要为有益于世道人心之言。著书，就当认清是非，要为有益于世道人心之书。不要为一时的富贵权势，讨人的欢喜。不要为一时的贫贱屈辱，灭自己的天良。一个读书的人，尤其是一个著作家，果能这样坚持到底，活着就可得到自己精神上的快慰，死了也可以对得起那块埋尸的黄土。
现今所谓“文坛健将”，所谓“前进作家”，据我研究，他们所以被青年人所欢迎，多是因为善于迎合青年的心理。譬如，青年人多“好异喜新”，他们就大骂古人古书，青年人知识将开，性欲正盛，他们就提倡社交公开。青年人多好玩乐放荡，他们就主张平等自由。青年人多不满意现状，他们就鼓吹改造社会。青年人多以为国文难读难学，他们就主张文学革命。青年多好写别字，他们就狂言改革字体。青年人多富于进取的心志，他们就提倡“站在时代的前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总统而言之，凡是青年人所欢喜听的，他们就努力倡说，凡是青年人所不欢喜的，他们就主张打倒。青年人未尝不将他们认为“知己”，岂知在不知不觉之间，就给他们当了求名谋利的“梯子”。古人说：“顺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远之。”青年人若不愿受欺骗，若不愿生后悔，最好是将这句话牢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