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各强国的屁股赛跑而求与强国同化,固然仿佛是发奋图强的表示,但是须先睁开眼睛看一看现今几个强国是什么情形。他们正如一伙强盗,互相杀砍之后,直到今日,元气还未恢复过来,而又从事于下次交锋的预备。稍有脑筋的人,也能预断他们绝无良好的结局。跟着人学也罢,与人同化也罢,学,就当以正人为标准,化,就不当以盗强为模范。要知,现今几个强国,如同全都骑上了老虎,正在心惊胆跳,不知如何是良好的当儿,我中国若求与他们同化,正是等于要寻虎骑。
有人说:“现今几个强国之中,颇有与我国感情深厚,愿对我国加以援助的。我国若学法他们,正如蝇附骥尾,不用费力,就可得一日千里的进步。”我说:“他们这些强国,纵然对我国愿加援引,焉知不是别有用意?他们对于同种的人,还要钩心斗角,利用科学的武器,彼此残杀,又岂能对我中国人有所爱惜?至于蝇附骥尾一句话,不过是说一个苍蝇若落在快马的尾巴上,也能达到快马所到之处。然而苍蝇必须留心观察那快马是向什么地方进行,假若快马发了疯狂而向深海里奔驰,苍蝇若不猛醒,速逃活命,必要与快马同遭灭顶之祸。”
现今,欧美各强国中的有心人,对于各国明争暗斗的情形,以及奇技淫巧的状况,已经是疾首蹙额,无法挽回。可惜我国的傻小子,还要急起直追,唯恐落后。这正如有眼的人,偏要紧随瞎子们,向深坑的边上赛跑。西洋文化已经到了日暮穷途的绝地了。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就是欧美各国,自怨自恨迷途知返的日子。我中国人只要立定脚跟,明睁二目,就能见得着他们那呼天喊地的时候。到那时,他们才能深信东方的文化,是他们的救星。这就是鹖冠子所说的“物极则反”的公例。只有轻浮躁妄,眼皮太浅的人,才能被一时的现象吓坏了脑筋。
维新如用药,用药是为去病,不是为添病。维新是为图强,不是为求亡。药,虽然对症,也必须随着人的年龄体质区域,谨慎加减。新,纵然相宜,也当按着国的程度资格环境,详细斟酌。该加的,不可减。应减的,不可加。该缓的不可急,应急的不当缓。藏红花虽是妇科常用之药,然而对八十岁的老太婆,则极不妥当。腽肭脐虽是健肾壮阳之品,可是对二十岁的小伙子,更不可妄用。以我中国的经济现状而言,若仍竭力吸收奢侈的洋化,就好比强使老太婆日服八钱藏红花。以我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论,倘再尽量提倡新奇的思想,就如同劝诱小伙子日服十具腽肭脐。
一个女子,愈追求男化,愈失去女子的天然美。一个邦国,愈追求洋化,愈失去邦国的独立性。阴,不阳化,才能与阳对立。华,不洋化,才能与洋并存。自保特异之点,与人对峙,是争存的条件。自弃特异之点,与人化合,是求亡的途径。
猫不求化于狸,狗不求化于狼。所以世上猫不断种,狗不绝根。狸虽凶狠,不能阻碍猫的繁衍。狼虽贪暴,不能减少狗的孳生。因猫不与狸同化,而替猫悲伤,是不明弱存强亡的定理。因狗不能与狼同化,而为狗忧惧,是不明优败劣胜的准则。
唯强者,才受“自然的淘汰”。唯弱者,才能保“永久的延续”。唯耳食之徒,才肯深信一时的现象。唯浅见之辈,才敢轻忽万古的定理。
我中国,若想用夏变夷未免是骄气太深,若想用夷变夏实在是骨头太软。人的天性,不能不好新奇。在这海禁大开,交通便达的今日,虽远隔重洋,如同近在咫尺。若对于新奇,一毫不加沾染,未免是强人所难。不过,我以为若些微化尚可,若全盘化则万万不可。个人些微洋化,只是他个人的自由,外人无法阻拦。少数的人,若欲对祖国实行全盘洋化,则关涉民族的存亡,凡是国民,即当群起而攻。
英国阿灵顿说:“中国衰弱之罪,不在其固有之文化,而在中国人不能遵循产生其文化之遗教与精神。”可见,我国求强之道,不必在我国的文化上寻瑕疵,而应在人心上找毛病。正如子孙若不知要强,而偏指摘祖宗的缺点,实在是舍本逐末,倒行逆施。况且,只要是一个稍有思想的外国人,还不敢轻蔑我国的文化,如中国人,又何必自轻自贱,自认是没有文化的国家。
自从民国八年,我国的新人物中,出了一班自骂祖先的人。他们因为要竖起西洋文化的旗帜,造成新势力,以便包办中国的一切,于是乎狠命地对中国固有的一切,加以猛烈的攻击,甚至胆敢污骂中国人是半开化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既未入过外国籍,并且纵然入过外国籍,而骨血还是中国的骨血。他们污蔑中国人,请问他们那文明的贵体是由何处而来。譬如,一个人自骂他的父亲做贼,他的母亲为娼,试问与他自己有什么光彩?这不但不能提高自己的声价,反要增添自己的羞辱。
骂一个国或一个宗教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个人,原不是大罪。若骂一国或骂一宗教,就是罪不容诛。因为这是侮辱了那全国的人民,侮辱了那全教的信徒。一国的文化是一国国魂之所寄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若骂一国的文化,简直就是骂及全体全国的国民。只因我国衰弱,外国人虽对我国国民,加以种种的欺凌,可是直到今日,还不敢对我的文化胡批乱评。我中国人,只要有廉耻有血性,对于侮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必须以热血与他拼一个死活。假若我中国人中,再有自骂中国文化的人,我中国人,更当认他是外人之后,将他“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
罗素说:“中国人,一伟大国民也,不能久受外人之压制。彼不欲采吾人之恶,以增进其兵力。但欲采吾人之善,以增进其智慧。予意世界国民,唯中国人能真信智慧较真实尤可贵。而西洋人,凡以中国人为野蛮。”罗素是英国人,他既是全球知名的人物,当然不是故意邀买中国人的好感。他若不是对中国有深切的研究,也不能发出这样确实的评论。外国人,只要对中国留心,还能看出中国人特有的美点。假若中国人对本国古圣先贤的遗书稍加研究,我想他绝不忍讥评中国人的文化。
前年,我听一个朋友对外国人说:“我耻为中国人。”那外国人对他说:“你为什么耻为中国人?中国无论多么不好,你既是中国人,就不能耻为中国人。正如英国人不耻为英国人,美国人不耻为美国人。”我以为他这话是对的。只要我中国人不以当中国人为羞耻,我想我中国永远是中国人的中国。
古谚说:“狐向穴嗥,不详。”狐之大穴,如同人之有国。穴是狐的藏身之处,国是人的寄命之所。狐无穴,不能避危险。人无国,不能竞生存。狐若非疯狂,绝不肯轻视自己的巢穴。人若不癫痫,决不忍污蔑自己的祖国。
古诗上说:“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胡地在北,由北方来的马,遇到刮北风的时候,还要触动故土之思,而发悲鸣。越国在南,由南方来的鸟,建筑窝巢,还要寻找向南的树枝,而示依恋。禽兽尚且如此,人若一味地羡慕外洋,而任意地轻视祖国,他的思想,岂不是在禽兽之下!
韦伯斯特说:“我既生为美国人,我生,要为一美国人;我死,要为一美国人。”我中国人,若能将他这活,改为“我既生为中国人,我生,要为一中国人;我死,要为一中国人”。那么,活着就对得起全国的同胞,对得起所吃的粮米,对得起已死的祖先,对得起将来的子孙。假若我四万万五千万国民之中,有四分之一,有这种决心,纵然我全国地图的四分之三变了颜色,也不过是一时的现象。
孟子所说的立国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孟德斯鸠所说的立国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权”。全是东西相同、中外无异的名言。主权与政事,名称虽然不同,意义全是一样。不过,我以为人民,尤其是不改国民性的人民,最为重要,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土地不过如同一家的产业,政事或主权,不过如同一家对内的规则与对外的方法,人民不过如同一家的子孙。只要立志坚强,不背祖训,纵然产业被人侵占了去,终有物归原主的时候。并且好的子孙,还能在外添置产业。否则纵有极大的产业,也是保守不住。
一国的文化,是一国立国的精神。它的重要性,较比国土还重要到千百万倍。我以为传扬本国的文化之功,大于开疆拓土。毁弃本国文化之罪,尤甚于割地称臣。
我中国,向来被人称为文弱的国。我常想这个原因,只是因为我国素以“自守”为主,不愿扰害别国的和平。我国对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张骞之辈,并不怎样的恭维。这就是我国人不愿扰害别国的凭证。纵然因此得到文弱之名,我以为,我国正可以“文弱”二字自夸。因为这种何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的思想,正是人种真正文明进化的表示。
据新圣人某甲说:“中国素以‘儒’道立国。儒是‘懦弱无能,苟且图存’的意思。我中国所以危弱,只是受了儒道的毒……”据我所知,“儒”字的意义,绝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卑鄙。仅以《韩诗外传》对儒字的解释,儒就是“不易之术”。所谓不易之术者,即是可行于古,可行于今,千古不变的准则。以儒道而言,当然以孔孟为代表,但是孔孟二人,绝不是任人欺凌而自甘忍受的人。他们对于强者,未当有一点屈服的表示。
世上的人,不能全善,也不能全恶。世上的国不能全强,也不能全弱。既有善恶强弱的不同,恶必欺善,强必凌弱。就以思想单纯禽兽虫鱼而言,还有这种的现象。人类的欲望复杂,这类恶行,当然格外的繁多。不过,我以为,人类既然比禽兽虫鱼,多有一个能辨别是非的天良,就当对得起万物之灵这个名称,竭力地不使禽兽虫鱼间的现象,表演于人类的世界。在几万年前“原人”的时代,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原与禽兽相差不多。人类彼此残杀,互相狠斗,还有可说。在这二十世纪的今日,若仍不能改变几万年前的老套,还配谈什么文明与进化。
现今所谓“文明进化”者,据我观察,不过是杀人的利器日多,祸人的方法日毒,骗人的主义日巧,诱人的学说日精,人类的恐惧日加,人类的寿命日短,人类的烦恼日增,人类的凶狠日甚。照这样“文明”下去,必致将人类变为“紊”乱无序,“冥”顽不灵。照这样“进化”下去,必致将人类“尽化”为禽兽。
真正益人之道,并不十分神秘。真正有用之学,并不异常新奇。真正养人之食,并不特别香甜。
“去伪存诚,实事求是”是修己、治人的八字箴言。
现今,使我国不能富强的病根,只是虚伪二字。由在上的起若将这个病根去不净,无论讲什么高明的主义,论什么惊人的科学,也是只能趋于乱亡。
“生吞活咽”的新文化,是削足适履的文化,是舍己从人的文化,是用夷变夏的文化,是反客为主的文化。总而言之,是奴性的文化。
中国古圣前贤的书,是主张克己。克己是难事,所以不受人的欢迎。外洋新兴的学说,是提倡责人。责人是易事,所以容易受人的接纳。
现今流行的书报,多是教争,教乱,教残,教忍。这全是亡身,败家,祸国,乱天下的先锋。
青年人喜欢听什么,就讨着他们的心意发言。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恶行,非有铁石心肠的人绝不忍为。看见别人的孩子,想一想自己的儿女,也当知警惕。
光绪二十六年以前,老学究的教育,是给本国皇帝造顺民。民国八年以后,新圣人的教育,是替外国学者造奴隶。
有人对我说:“现今的人,知识开得太早了。六七岁的孩子,几乎比当初六七十岁的老人还明白。你以为是好是坏?”我说:“这是不祥之兆。人的知识,如同草木的籽粒果实,成熟须有一定的期限。熟得太早,绝不是好的现象。繁荣得太快,凋谢得必速。”
现今,说话作文若用上君、后等字,人必说是顽固腐化,受了封建的遗毒。但是,若提到电影皇帝、剧界大王、影后、舞后、女王,人反以为是时髦摩登,合乎现代潮流。这是什么原因,真令我莫名其妙。
我常对学生们说:“怨天尤人,是无志。责骂环境,是无耻。自从新圣人们提倡‘责人’的学说以来,误尽我国无数大有后望的青年,使他们只知高谈‘这个不良,那个恶劣’,而忘了在自己的‘正心修身’上注意。”
离开应走的正道,当然入了不当入的歧途。现今,听许多青年所说的话,看他们所作的文,全有“彷徨十字街头”的言辞,足见他们是迷了方向。他们所以陷入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地步,并不全是他们的过错。过错的责任十分之九,是在一些野心的“作家”。你只要查一查现今许多青年所爱看的书报杂志,就可以查出使他们走入了歧路的罪魁祸首是谁。
以“精神文明”而言,我中国在各国间,实在居于老祖的地位,以“物质文明”而论,我中国与欧美相较,尚在孩提的时代。图一时之强,我国可以求教于人。图万世之安,欧美还当求教于我。
卖洋货的,当然不喜欢售古玩的。卖洋装书的,当然不喜欢卖木版书的。那么,依此类推,新圣人当然与旧文化势不两立。卖洋货的与卖洋装书的和售古玩的与卖木版书的,并无仇怨,不过因为夺生意起见,不能不立于敌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