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宣统三年，胡思敬奉请停止新政，并且说，若不速罢新政，必致有“三速”的结果。所谓三速者，就是使中国速贫、速乱、速亡。他见清廷不以他的见解为然，立时离官回了原籍。胡某并非天性顽梗，他是看出那时朝野上下，对于维新如疯如狂的情形，唯恐我国人急不暇择，弃了自己的长处，而学了人家的短处。他因为预防弊病，而竟主张停止新政，固然是因噎废食。而满清那不能守旧，不会维新的行为，正是速贫、速乱、速亡的缘故。
合理的维新是去旧弊，悖理的维新是添新病。合理的维新是因病求药，悖理的维新是用药找病。日本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本国而成一种新文化。我国的维新，是吸收别国的文化，生吞生拉，使之适合外国而成一种洋文化。也可以说，日本维新是按脚买鞋，我国维新是削足适履。结果，日本得了新鞋的益，我国受了新鞋的害。一个是日行百里，而不觉其苦。一个是寸步难移，而抱着脚哭。我常说：“对日本人，有一事可学。可学的就是他们那维新的方法。”
日本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由我们中国所吸收的文化，还是竭力地保存，对我国古圣前贤遗书，还是视同金科玉律。我中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之后，对于固有的文化，反要竭力地铲除，将本国古圣前贤的遗书，竟主张投在茅房坑里。这种“忘本”的行为，不但可以亡国，而且可以灭种。
没有旧的，绝生不出新的。正如没有父母，绝不能有儿女。自从我国几个新圣人，传布“忘本”的思想以来，旧的一切，已被人视同粪土。老的人物，已被人认做弃才。于是乎，只要加上“新”的美名，中国人可以甘为别国的顺民，而不知羞耻。只要加上“旧”的恶许，生身的父母，也无妨打倒而不念恩德。忘本，岂可配谈维新？忘恩，岂能妄言进步？所谓维新进步者，也不过是违心的程度增加而已。
知道自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点而竭力地保存，就能生出自信力。有了这种力，就能遇困难而不灰心，处纷扰而不乱步。
英国博伊斯说：“不自信，是人生失败的总原因。”然而，须知自信与自大不同。自信是由于明察而生，自大是由于愚妄而起。人真能自信的少，流于自大的多，无自信力，必将归于失败。有自大心，也不能有所成功。能将自信与自大，分晰清楚，才能特立独行而不孤，才能超乎凡众而不危。自古以来，因自信而成功的，指不胜屈，因自大而失败的，所在皆是。满清以前所以弱，是因为过于自大，以后所以亡，是因为太不自信。
人处于众人之间，国立于众国之中，非有自信力，定难支持久远。人所以能特立独行，国所以能巍然独存，全是以自信力为争存的基本条件。以欧洲各国而言，立国数十，连疆接壤，犬牙相错，强弱悬殊。然而弱者所以能危而不亡，强者所以能败而复起，也就是因为甲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乙国，乙国未失去自信力，遗弃自己的长处而强学甲国。
我中国自晋朝以后，遭受异族的侵略蹂躏统治宰割十余次之多，统治共有千余年之久。所以屡屡能死而复苏、跌倒复起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国的自信力，未曾由根本消失。
据新圣人们说：“以前，我中国虽屡次亡于外族，还能亡而复兴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外族的文化，实在低于我国。现今欧美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我国若再亡于欧美，必将一亡到底，永世不能翻身。”欧美文化是否真高于中国的文化，我因未曾到过外洋，不敢妄下断语。可是，我敢决断，我汉族的文化，实在高于我国的苗族。苗族与汉族相持四五千年，所以能不灭不亡，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未曾失去自信。若起了怀疑的心而竭力追求汉族的文化，恐怕在三千年前，苗族这一族，早就灭绝了。
我国的文化与欧美的文化相较，无论如何低下，也绝不至于像苗族的文化与汉族文化之比。苗族因有自信力，不肯沾染汉族的文化，还能由黄帝以来，支持直到今日。我中国对自己的文化，若不失自信力而竭力保存，焉知我中国不能与欧美列强，东西对峙，力争生存。
有人说：“我中国的苗族，所以能够存留至今，是因为汉族对待他们，因循放任而不干涉。假若汉族能实行欧美对待殖民地的办法，不但苗族不能存在，甚至蒙藏民族，也早就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假若中国受了欧美人的掌握，他们绝不能容许中国人，模模糊糊地仍度那旧式的生活，守那传统的习俗。所以，中国若不对欧美现代的文化急起直追，绝无侥幸存在之理。”我说：“外人以文化亡我，几百年未必能达到成功。我国人若对自己的文化起了怀疑，而对欧美的文化猛追急学，不出几十年，世上就无真正的中国人了。与其失了自信力而速灭，何如暂守故常而迟亡。”
“文化低的民族，必亡于文化高的民族”，这句话，是不可凭信的。文化低的民族，若不羡慕文化高的民族，绝不能亡。他们所以亡的原因，是因为自轻自贱，因为眼光太浅，因为没有骨头，因为沉不住气，因为水性杨花，因为东施效颦，因为邯郸学步。北美洲的红色人种与夏威夷的灰色人种，所以要归灭绝，不是白色人种不容他们繁衍，只是因为他们先失了自信力，习染白色人种的文化。
西洋的文化，与我国的文化，颇有“方枘圆凿”之处。我中国若勉强效颦，也不过如同村女乡妇，走进城市，专学摩登。结果，染得一身新毛病，失了原有的旧美点。以致手忙脚乱，失身丧节。久居城市，既因怯头怯脑，难得摩登男女的欢迎。回返乡间，又因妖形妖态，难得老亲旧友的容纳。以致进无所据，退无可守。若再想恢复旧日的本色，就不能了。
借来的衣服，不合身体。借来的文化，不适国情。衣服之合与不合，仅仅关系一身，文化之适与不适，且必牵涉全国。一个人在借用别人的衣服之前，还须打量自己与别人身体的肥瘦长短。一个国在借取别国的文化之前，对本国与外国的国势民情，岂可不细加考核。西洋的文化，并非全无可取。我国自吸收西洋文化以来，所以只得其害而未获其利，就是坏于徒知吸取而不知斟酌。
维新，不可失了主见。投降式的维新或顺民式的维新，全是奴性的。这种的维新就是自求灭亡。
英国俗语说“乞丐不可当选主”。因为乞丐生了两只穷眼，看见新奇的东西就以为全是好的，并不能辨别美恶精粗。我国自道光二十二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对于吸收外洋文化，简直是如同乞丐当了“选主”，胡乱选了一大堆，全不是实在能救饥寒的东西。
《伊索寓言》里说，一匹驴子听着草虫鸣叫得悦耳爽心，就问草虫道：“你叫得这样好听，请问你是以吃什么东西为生？”草虫回答说：“也不过吃露水。”驴子因为要学草虫，于是不肯再吃草料，专吃露水，不久竟致饥饿而死。他在将要断气的当儿，叹道：“可惜露水太少，否则，我叫的声音，必能引动幽人雅士的心灵。”有一只乌鸦，见着天鹅的羽毛洁白可爱，大生羡慕之心，他以为天鹅所以洁白，是因为终日在水中游泳，于是他也日夜在水里翻腾，不肯上岸寻食。不久，因为受了饥寒，也就一命归阴，失望而终。我以为，一个国若羡慕别国的富强，不知考究所以富强的原因，就勉强仿学，也就是与那驴子和乌鸦相等。这种国，亡了也不可惜。
日本维新之元勋西乡隆盛说：“广采各国之制度，宜先定我国之本体，张风教，然后徐斟彼之所长，不然而欲偎效彼，则国体衰颓，风教委靡，不可匡救，终受彼之制矣。”假若西乡隆盛同当初的一些维新志士，也将欧美看做天国，也将洋人尊为圣贤，对本国的一切也主张推翻，对欧美的一切努力效颦，我想日本也早就受了维新之害了。
真文化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种种道德的实现，真野化是大炮潜艇毒气流火与种种邪说的发明。
自古，东方的文化，是向人上追求，所以主张正心。现今，西方的文化，是向物上考究，因而趋于纵欲。正心，才能使人安贫乐道，以增人类间的和平。纵欲，必致使人竞争排挤，而增人类中的纷扰。
古圣前贤，目光远大，知道人欲有害于人类的生存，所以对人欲，竭力主张克制。今圣今贤，思想偏狭，错认人欲是人类所以能进化的原因，所以对人欲，竭力提倡解放。
古圣前贤，并非与人类有仇。他所以主张克制人欲，正是出于大公之心，而为人类谋永久的平安。今圣今贤，并非有爱于人类。他们所以主张解放人欲，正是出于偏私之念，而为自己谋一时的权利。前者只是为公，反被浅见之徒视为仇敌。后者只是为私，竟被狂妄之辈尊为恩主。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以现今的人心，遭现今的劫数，正是咎由自取，理所当然。
人，不可急于求富贵。国，不可急于求富强。人若急于求富贵，必致无所不为，因而丧失人格。国若急于求富强，必致颠倒错乱，因而摇动国本。
人格，是一个人所以可称为人的凭照。国本，是一个国所以可称为国的根基。人失了人格，国动了国本，纵然仿佛有些进步，其实也不过如同回光返照，绝不能支持长久。
一时的现象，是“强存弱亡”。万古的定理，是“弱存强亡”。对浮躁的人，说这种话，就如同对夏天的飞虫，而谈冬天的冰雪。
有人对我说：“人若要安贫乐道，人类就不能有进步的希望。”我说：“真正的进步，是使人类减少杀机。人若能安贫乐道，不但可以使他自己不存妄想，也可使他不肯破坏别人的安宁。人己相安，就是人类的极大幸福，也就是人类进步的真凭实据。你若以为欧美现今那种竞争的情形，是人类的真正进步，就如同见着一伙强盗互相厮杀，而生羡慕之心。”
有人问我：“自从我国变法维新以来，对于外洋的新法新制，总算搬运了一个无一不备，并且又努力截趾适履，舍己从人。那么，为什么只见其乱，而未见其治？”我回答道：“薛瑄曾说过‘圣人论治，有本有末。正心修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我国既然仅仅知道在法上制上追求，而忘了在人上心上注意，法制虽然日渐完备而人心已是东倒西歪。本末既已颠倒，焉能有好的成绩？”
我所最忧伤的是，现今谈科学的人太多，讲人学的人太少。在我中国的新人物中，全是这种的趋向。我以为科学与人学并重，才能使人类减少痛苦而增加安乐。否则，不但与人类无益，而且有害。前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只是因为人心兽化而又妄用科学的缘敌。假若再不讲求人学，而一味地研究科学，不久就要使人类尽亡而变为禽兽世界。
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好的相比，中国自然是比不上。以中国的坏的与外国的坏的相比，外国未必不较中国坏。以中国的好的与外国好的相比，中国未必准在外国之下。能明白这一点，然后才能谈得到守旧与维新。
国名可改，国体可改，唯国“性”（也可以说国民性）万不可改。正如一个人的名号可变，职业可变，独个性万不可变。
国的文化，如同人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只要不离躯壳，身体纵然被病魔所缠，必不至于死亡。一个国的文化只要不被毁灭，国土虽然被敌所吞，终有复兴之望。所以轻视祖国文化的人，则成了新圣人，而大出风头。盗卖祖国领土的人，则成了卖国贼，而藏头露尾。我以为，我中国人若稍有国民性，若稍有爱国心，对这两种人，必须一例相等。
旧的未必就是野蛮，新的未必就是文明。现在所谓文明的，再过几年，未必不被人讥为野蛮。古时所认为野蛮者，又何尝不被现在的人认做文明。并且，在甲国所认为文明的，到乙国何尝不认为野蛮，乙国所谓野蛮者，到甲国何尝不认做文明。文明与野蛮，因时因地，就有变易，何尝有一定的标准。
纱罗绸缎羽毛绒呢狐貉羔獭，固然是美好的衣料，但是须分出季节，配合穿用。假若不辨春夏秋冬，将这种种，做成一件衣裳，穿在身上，不但穿的人，觉着冷热不均，而旁观的人，也以为是稀奇怪异。我中国讲求全盘西化之辈，纵然能吸取西洋各国的美点，假若不加考量，一起施与我国，也不过如同将以上的衣料制成一件衣裳。所以我以为，维新的人物，欲将中国英国化也可，美国化也可，以及任何国化也可，若全盘西化则不可。譬如一个女子，生在这文明时代，自由任性，嫁姓张的也可，嫁姓李的也可，若同时与张王李赵……发生密切关系，则实在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