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是人优秀的品德，也是成就大业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牛和基本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长久的快乐。
1.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一个人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的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恐怕连他自己都会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砥砺品行、切磋学问。
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的。”这样的意识说明曾国藩凡事看长远，无处不严格要求自己，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在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中，他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到“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在此之上，曾国藩还把慎独作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达到，是因其品行和才干而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也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他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
所有的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他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义，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斗．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想成一番大事必须知道所需的种种条件及如何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2。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头脑清楚的人会在适当的时修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更正它。因为逃避错误的代价比承认之后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它的存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关键是面对自己的错误时，怀着何种心态。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地为自己争辩，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的时候。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夸夸其谈、爱出风头，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也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骄。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悠闲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
由此可见，与人交往要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怒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肆口谩骂。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所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和。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为了改掉自己的这些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优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3。俭以养德，物贫心富
人生最大的获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土的强大。有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无体止的心灵保养要双管齐下，才能使自己得到杰位的提升，不会因欲误事，因欲无德。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美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虽然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做到节俭，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百姓终生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
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然而，曾国藩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工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游，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作风，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渡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
大意是说：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干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为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曾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并不富裕，不要说京官，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而像今年三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更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决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
4.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