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作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于是她操持家务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所有的衣物都是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
可见，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畔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形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各种称谓。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初志，失信于世人。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却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以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
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决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而真正能做到的几乎没有，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5.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宾”。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每日把静坐视为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因为他的坚持而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要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依归，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了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炼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他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出来。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而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
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每日需要批阅的文件、书信很多，他学问渊博，文学功底甚深，但非常认真、仔细、幽默，而且耐人寻味。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
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做诗都是如此。
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得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
6.戒骄戒躁戒妄言，人必自强
人生在世，谁都有得意之时及失意之刻，越关键的时候越要不露声色。焦躁之情既不利于处世，也会给自身带来危害。平心静气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气度和修养。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之人皆严于律己，戒除恶习。这种自省自察的品行使其得益，终成大业。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所以戒骄戒躁才能家兴、人兴、事业兴。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能称得上是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与人交往中有许多禁忌，一旦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为了发现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提出四个禁忌来警醒自己。后人皆可以此为鉴。
第一忌，忌妄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其中无一褒义。
这种心态下的人常常夸夸其谈却又谈不得法。
有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可是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如果一个人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此以往，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真正有才学的人，不必卖弄，不必张扬，而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下工夫，反省自己，完善自己的言行。
《诗经》中的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旨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现代也有“言多必失”的说法，说得太多就容易废话连篇、惹人讨厌。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多次向人提到了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认为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言语伤人是不可取的，言语少而精且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忌，忌自大。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总以教导者自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自大之不可取之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但若处处以教导者自居，时时不忘警戒训导他人，是极易惹人反感的。
曾国藩对于晚辈，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得少，教训得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长此以往，受其教训之人甚多，再加上本来性情就耿直，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检讨、反省自己的这个毛病。
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年)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在于善思能悟，当他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大的心理，少教训别人，多提醒自己。
第三忌，忌非议。在背后议论他人是很猥琐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就是对自己教养的批判，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由此可知，只有思想不成熟、阅历浅、尚不经人事之人，才会做出非议他人之事。成熟老练的人都明白：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曾国藩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
“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可见，不议论他人的是与非，才能换得自己的清与逸。
第四忌，忌贪欲。贪，是一个无底深渊。有贪欲者，得一而想三，无休无止。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贪由心生，亦可由心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