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活着当成一种责任，会很容易就感觉到疲累，但若把世界当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进大我里，那么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凡办大事的人不会一味计较自己失去的，而会先认清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自己肩头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曾国藩也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而是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着，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这就是把责任感与具体行动相结合。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认为做应做之事，说应说之话才是本分的事情。他还以此教育弟弟回顾历朝士大夫的兴衰，应以此为鉴。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完善自我，振兴家业的根本。
曾国藩还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夫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在他的眼里，表面功夫是没有效果的，是一种极不可取的处事态度。
正因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他有宏毅的个性。
他说：“道光、咸丰时期，相安无事，每个人都浑浑噩噩的，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却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从容指挥。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与他‘以国为己任’的忠心密切有关联的。”
不仅仅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人曾国藩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高远的人，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是一种从不做看客，而是由内在责任心驱动的坚持到底的精神。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出类拔萃。品德上，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他心中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做责任来对待的精神有关。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强为国。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或者说想获得永久强势的人，要学会先从品质上变强，集责任感、谦虚、仁义三种品质于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实质是行不通的。
曾国藩认为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首先要做到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你不能只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征服了别人，而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却征服不了他人，否则那样所激起的反抗就会很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说，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样。
一个想不断变强的人首先要做到自我超越。而这种超越需要你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都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坚决更强烈地征服自我。由此，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行，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由此可知，世上的成功者，强者无一不是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有责，对他人有义，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人。他们多能以广大的胸怀、出众的品质成为人人佩服、崇拜的对象。而成为这样的人说难也不难，首先就要让自己懂得“任”这个字的含义。
6.成功者善于自我调试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保持良好的情绪都十分重要。适时的自我调节是每个成功者都应该具备的素质。
人生总有高低潮，每个人的状态也是一样。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都应该学会自我调节。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就是一种灵活辩证，自我调节的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他的变化是因时因地因事做出的。
曾国藩的一生思想上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在京为官的前期，用程朱理学赢得科举，后来也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修为，为今后的官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眼里，学以致用的根本还是在于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思想主张的推祟。他提出要“纯用重典”，他这个时候的思想与“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是一个道理。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设立审案司，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
不完粮旨，一经抓获，就地正法。他认为镇压要彻底，要从根从重惩办逆贼。
当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他头脑里的老庄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产生了功成身退以保身的念头。他写信给弟弟感叹自身境遇时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引起清政府的猜忌。可见，功高震主的事情已经不可避免，所以保身之道势在必行。
由此可见，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历经坎坷最终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抑自制，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不管是早年的意气风发还是中年的如日中天，或是晚年的淡泊平和，都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一个人想要自己好好活着，就要因时制宜，善于改变自己，适应客观需要。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问他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年)本月初七日再度出山，是曾国藩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反思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自入仕途，曾国藩便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他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曾国藩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他?为什么朝中上下有那么多人嫉恨自己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终无所获。
就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他首先在为人处世上豁然开朗。儒法两家的直率和强硬与道家的刚柔相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过程痛快干脆，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者，是弱者。并且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
过去曾国藩也知道“大巧实拙”、“大智若愚”这样的词，但他觉得这与自己的性格相背而对此不以为然。现在往事过去，为人处世不仅要为己还要为人。所以“大柔非柔，至刚无刚”的道理使曾国藩豁然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