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以前自己常常因为有点本事而自负，眼里见的都是别人的不好，从这次醒悟之后才知道其实自己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至少在为人处世上还欠缺很多，所以从戌午年到现在的九年间，曾国藩与自己四十岁之前的行事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他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每个成大事的人都是在痛中学习和成长起来的。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记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曾国藩，他谦恭平和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经过一番拜访、联络，曾国藩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饷供饷。
之后，曾国藩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汀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意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可见，由曾国藩出山后的战略部署中也能看出曾国藩更加严谨务实、冷静沉稳的气质转变。
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泅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并不为难曾国藩，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出山前的困顿局面，无论是与人交往还是带兵治军都越发成熟老练了。虽然办事能力强，执行有力仍然是成功的要求，但随着人生体悟和经历的增多，人终究会学会圆通处世之道，人的棱角也会逐渐被磨平，行为和事业因此会渐渐步入正轨。
7.抱守残缺乃最高境界
完满是一种美，残缺也是一种美。人生的成功不一定要处处高调，幸福、安全、有所获得才是最重要的。
凡欲成大事的人，都很明白安全的重要。没有这个做前提，什么也谈不上。适时地使自己处于安全的位置也是一种能力。
俗话说：“物极必反。”湘军维护清朝政府的重大作用让曾国藩在国内影响颇大。但聪明人都知道，社会动荡时候，曾国藩自然能与各方势力抗衡，但社会安定后，情形则会突变，对此曾国藩能够看到长远，分析前景。
1868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后路军有功，又被封云骑尉世职。一年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表示清政府对他很是倚重。可是时过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久耶，思之悚惕。”曾国藩明白朝廷对他早有防范之心，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结合此事，他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有了更深切体会。曾国藩不仅自己小心谨慎，还反复嘱咐弟弟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交错复杂，而捻军此时正盛。朝廷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所以顺从曾国藩的奏议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但曾国藩却小心翼翼，深知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更不该为自己树敌。
曾国藩虽然平生谨慎，忍让为怀，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宫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因其不懂军事，所以每战必败。但其还是很自以为是，妄想统率天下之兵，因此他不只一次地想得到湘军的指挥权。
从1858年到1859年，胜保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可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起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欲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采用“按兵请旨”之策，请求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曾国藩知道胜保不好对付，但为了让自己的湘军能在安徽站稳脚跟，则必须与其一较高下。胜保在朝中有恭亲王奕訢撑腰，又善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后来，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自1860年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令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平步青云。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朝廷看来，只有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9月到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表明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实际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因此湘军当然比别的力量都更重要些。所以说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是不成问题的。
但胜保不知好歹继续发牢骚说，湘军的势力是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一介孤臣，还搬出了先帝恩泽的宝刀说事，最终逼得朝廷办他。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与之较长短、争得失了。
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发生倒转，满洲贵族独霸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最终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慈禧太后不是平凡之辈，她绝不会任由曾国藩集团膨胀性发展，她也绝不会放松对曾国藩的防范，只不过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暂且容忍湘军坐大。
无论做什么事情，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为自己和家人做好长远的打算。身处专政朝代又身为汉人，他深知自己与统治阶级的本质不同，主仆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深有体会。他知道放松一刻都可能有生命之忧，怎样防范于未然、全身而退也是一种学问。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刨习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不要置办田产，不要管官府的事情，不能依仗权势谋求私利，要为今后多做打算，越是富贵的人家越不能忘记这个道理。金陵被攻克后，兄弟封侯封伯，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其功成身退。
曾国藩防危虑败，明哲保身的方案中，后人可以学习的还有很多。他趋于完美的思想使得他的功业更加耀眼。完璧与瑕玉相比，他更懂得后者的可贵之处。所以说，成功不一定要处处高调，幸福、安全、有所获得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