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事编成的网，面对它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才能在空隙问自由穿梭。在面临挫折和挑战的时候，不要意气用事，也无需不知所措，刚柔相济、处事如线才能使事情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1.似柔非柔，以屈求伸
与人交往时，间接常比直接好，少言常比多言妙。似柔非柔，以屈求伸才是交际箴言。
学过书法的人都知道，藏锋收尾才能笔落惊鸿，写出上乘的作品。做人亦如此，不必锋芒太露，这或许符合中国人含蓄、谦虚的思想。
有时曾国藩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朝廷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认不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又处于不得施展的位置，想尽孝就无以报皇恩，想尽忠又无以谢父母之恩。
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但心中仍旧坚持不给其实权的想法。正好此时江西的军务已有好转，就顺水推舟，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
此外，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形象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
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犹望终制，’盖其心态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直言不讳让曾国藩备感尴尬。
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失眠了。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为人处事也不再锋芒毕露，而是日益变得圆融。
智有所用，不在小谋。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注意时间和场合地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屈伸之道。
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屈伸之道，这也是经过教训，总结经验后的获得。
之后，曾国藩认为与人交往，切忌自以为是，不能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一现和施展的机会，否则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可能性就可想而知了。
古语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曾国藩以自身的体会来检点表现太强的毛病。他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表现欲一下被激发，说到得意的地方更是手舞足蹈。夸夸其谈的人，本来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他在表现自己的长处时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只知道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乐趣里，却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此，曾国藩不仅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属于表现欲太强，还提醒自己的僚友朋友共同注意。
可见，与人交往时，间接常比直接好，少言常比多言妙。似柔非柔，以屈求伸才是交际箴言。
2.学得巧法，事无定法
古来大的战争，大的事业，人谋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却占十分之七。成名成功不仅需要辛劳，更需要巧思巧做，这样成功才更有可能。
人生在世，总会遇到一些违背本心的事情。选择权虽然在自己手里，可形势却容不得选择。这种时候，不知所措或是置之不理都是不正确的。事无定法，人有活心，应付也是一种学问。
曾国藩也常遇到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应酬，可偏偏他最怕应酬，又不得不应酬，因为大家需要他，他也不能脱离大家。
同治七年(1868年)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1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所作《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干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1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投笔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对于满朝文武而言就是奇迹与惊喜。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身体略显瘦弱却至关重要的大臣。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有太多的应酬，但他并未拒绝。虽然心有不愿，但是多年官场经验与习惯他已无心改变。曾国藩过去在京师作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做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朝廷自然要尊重的。
奉承巴结之人屡见不鲜，且个个招数繁多，使曾国藩对权势多了一番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干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
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
他曾经对此发表看法：我一生周旋于各种应酬之间，看透了人情的顺逆薄厚。凡是京师里有权势的地方，到处都有冷暖的区别。我老了，就是有心改也做不到了。
与人相处的时候，曾国藩从来不以强势压人，而是看其所需，灵活对待。
曾国藩在同僚相处上，更体现了这一原则。曾国藩帮助僚属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大群体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
越滚越大。曾国藩深知要想取得别人的辅助，就要活泼待人，做多面手，做巧事、说巧话，深得人心，另一方面也要善于伪装，防止小人暗算。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汀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太平军精锐出走。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最终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
曾国藩为部下感到高兴，但是自己的处境使他心中不免感到愤愤不平。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徽抱，此次殊乏长进”。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主帅不在，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却是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他虽在千里之外，但仍旧有运筹帷幄的作用。湘军的将领仍旧与他有密切的联系，前方的战情战报曾国藩无一不知。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率20万太平军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随即附和，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的身边无人，但更主要的是得利于曾围藩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文一绝好时机。
一个成功者，要做到巧做事，万事万解，不拘泥一处。
曾国藩对成事的理解是：古来大的战争，大的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却有十分之七。而且结果往往是努力辛苦的人不见得是成名的人，也不见得能享福。所以，成名成功不仅需要辛劳更需要巧思巧做，这样成功才更有可能。
3.激流勇退，明哲保身
斗争就像给自己筑的墙，退让就像给自己拓宽的路。选择让墙越筑越高，还是让路越走越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明智的选择。
一个懂得抓时机、知进退的人，才可能善始善终。
曾国藩由筹办团练开始受到清朝政府重用，在筹办团练之初，曾国藩历经了种种坎坷，但他还是经受住了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在困难面前坚强立足，处处对人宽容，这使他在派系矛盾中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难，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艰难情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这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之举。
在满族享有政治特权的朝廷，曾国藩作为汉人，能得到清廷的赏识和重用，和曾国藩采取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官场哲学密不可分。曾国藩不愿意和别人发生冲突，在冲突发生时，他首先采取的是退让的态度。当然，曾国藩采取的并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情况下，他能够采取自卫的手段，争取自己的权利。
曾国藩深知斗争就像给自己筑的墙，退让就像给自己拓宽的路。到底是让墙越筑越高，还是让路越走越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明智的选择。只是曾国藩官场沉浮几十年，激流勇退，不贪荣禄，实是他能终善其身的明智做法。
“忍”是对人，“退”是为自己。
慈禧当政只18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管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赐头品顶戴”。身受这种殊遇，曾国藩的思想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他深感圣恩，另一方面他深知身居高位的危险，况且自己手中又握有重兵。利则以此立身，弊则招致杀身之祸。
天京战役开打后，冲锋在前的是曾国藩的部队。所以曾国藩几次去信强调不要抢功，“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等等。他担心的是面临大功之后的政治危机。所以他要事前部署，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天京攻克后，他又亲自裁军以打消朝廷对自己重兵在握的疑虑。此时的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但回顾历史，历代官宦沉浮让他不得不担忧。虽然身处安荣之境，却常常有可危可急之时。曾国藩开始有不再做官的想法，但深思熟虑后认为“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之策；乱世之中，尚非良策也。”大胜后辞官，皇帝是不会答应的，而且还可能被猜忌不够忠诚，实在没有必要。
官还是要当的，既然要当就尽量当的平安。他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继续任职，只是想求得朝廷的“放心”二字。
当他和弟弟曾国荃同时被封爵时，他知道这不是长久可以信赖的。
曾国藩对自己创下的功业，在一些家书中偶然有得意之情流露，但更多的则是警惧，他在书信中表达出忧虑，大意说：一个星期之内就收到了渝旨十四份。自己现在权位太尊贵，威望太大，不能不惊恐害怕啊!家运太昌盛，虚名太多，物极必反，真让人担心啊!
曾国藩十分注重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剂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
他还写家书提醒弟弟：盛时常做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今天的兴盛来之不易，但身处高位，一不留神明日就可能凋零破败。他说自己如果真的有福就罢业回家，但愿有一天能功成身退，享受真正的快乐。曾国藩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的封建统治术，惟有功成身退方能明哲保身。
曾国藩的一生几起几落，但多是有惊无险，这与他明哲保身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为人在世，不争名夺利，不居功自傲而是适时委屈，圆融行事，这样才能福泽一生，不会后悔。在权力名利中算计的人，算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
4.处事圆融，曲直如线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
俗话说：适者生存。不同的时代对适者的要求也不同，变化多端。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人都不止百种，有坦荡无私的，也有巴结奉承的。前者多是默默无闻，后者却常常是臭名昭著。
曾国藩早早涉入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庸俗官僚了如指掌，他既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陷入不必要的势力之争中。
由于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深思远虑，以免出现差锚。这点从他的日常公务中就可见一二。
左光八是湖南的反清义军，后来被地方官府捕押，当地很多乡绅纷纷出面保举。曾国荃致信曾国藩论及此事。曾国藩同意按乡绅们意见办理，他认为左光八不过是散兵游勇，成不了大气候，也可能与外边义军没有什么过密的联系，但他还是很小心，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告诫弟弟，断然不可激化官兵与群众的矛盾，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陷入僵局。
曾国藩认为，身居官场，势力甚多，为官时执行公事、处理公务更需慎重，因为政务之中的牵扯更多，后果难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