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很是密切，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因此担心他会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到自身利益，便群起鼓动、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
曾国藩在回信中指出，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言辞，不过是想名利双收，一旦付诸实践，出钱财的事还是要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如果此事一旦实施，就出现了恶劣的行例，以后官府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这种措施，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然为之。亏空补缺也无助于官吏的去留，公捐粮饷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的虚招而已，曾国藩对此看得通透。因此，他让自己的家人持一种旁观的中立态度，静等事变，随机而行。曾国藩考虑问题的全面与周密，行事的严谨与条理由此可见一斑。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日：“功成身退，天子道。”
同治三年三月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其实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自己兵霸一方，水陆两部均在旗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金陵指日可待；三则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曾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与照应。
然而，曾国藩仍然“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音”。一是因为军饷拮据，怕因此而功败垂成；二是户部奏折似乎有意在他与皇上之间设置障碍；三是担心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制，兵权太重，这是让他最忧虑的事情。
曾国藩想，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江西争厘的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会饷缺兵溃，当然可忧；即使争厘成功，但名声更为显著，也是可惧。反复权衡再三，曾国藩做出决定，解除兵权，称病引退。这样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可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兵权，无任何图谋；三来对自己还能避其重取其轻。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就毫无“自由”。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因此，对官场是进是退，难以决断。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忌之君，脑袋不搬家就算最好的结局。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立下遗训：
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曾国藩对自己进退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到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届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又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所谓：“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
曾国藩曾作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幅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这表明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
人都是矛盾的综合体，世界也是纷繁复杂的，所以自身过于棱棱角角就常会与人发生摩擦，于人于己都不利，不如以变化应对变化，自得其乐。
5.动静之变，理性为先
个人的为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恩怨是人生的羁绊，处理不慎就会损失惨重。成功者应该在动静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变化中懂得坚守的意义。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汇的历史剧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军事——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
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
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
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但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主力时，曾国藩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裁撤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怀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成功的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20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入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但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掉。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在修身应世方面也是明清两朝中儒家学者的佼佼者。曾国藩作为儒臣、大臣的双重身份是其内圣外王文化人格的写照。他以儒学治政、治军，并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普及儒学，在“立身”与“辅世”，“守道”与“救时”，即内圣外王的结合方面成效卓著。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这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记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而且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的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他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待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战胜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6.软硬兼施，恩威并重
让人佩服的方法有很多，但训斥要放在最后，软硬兼的策略放在最前。待人接物的时候要是能遵照这样的愿则，就不怕无可成之事。
无论是与人相处还是自己做事，方法都是多科哆样的。但是要想心想事成，有所作为，就要总结最好的方法。一般而言，性格过硬会固执己见，不得人心。性格过软又会软弱无能，被人轻视。两者相结合才能无往不利，无坚不摧。这点在选才用人上也是一样的。
发现有能耐的人不难，但要想用好有能耐的人，却需要一定的本领。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要想用好一个人，首先应对其特点有足够的认识，然后利用其缺点来征服他，同时充分挖掘他的能力，为己所用。
曾国藩在用人的时候，将刚柔之道运用得恰到好处。他的软硬兼施、恩威并重使得效力之人尽职尽忠，让人佩服。
刘铭传是淮军中有名的将领，身上带有一股粗野豪迈的味道。在他18岁那年，他不在家，家人遭到土豪的勒索，父亲和哥哥被吓得跪地求饶，并将家里财物交给了土豪。刘铭传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要为家人雪耻。后来，他找到了那位勒索父亲的土豪。这位土豪见到刘铭传后，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并当着手下的面侮辱他。刘铭传抓住机会，上前一步，ttT--~d，顺势砍下了这位土豪的脑袋。从此，刘铭传在当地出了名，他招兵买马，组织T一支队伍，自成一势。
成丰十一年(1861年)，李鸿章开始招募淮勇，并且立即将刘铭传的队伍扩充到淮军中，并起名为“铭军”，由刘铭传指挥。李鸿章看好“铭军”，花了不少财力来改进该军装备。刘铭传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带领“铭军”
立下了不少军功。但最让李鸿章心烦的也是刘铭传，因为他的性子太野，不好指挥。
剿捻的时候，曾国藩要借用淮军，李鸿章索性将“铭军”调给他，由他指挥。但曾国藩手下的陈国瑞也属于性情豪爽之人，因两名猛将都没有读过书，有才无德，难免发生矛盾。二人所带军队在军营里发生过两次械斗，令曾国藩头疼。
刘铭传有勇有谋，所率“铭军”装备先进，战斗力强。为了让刘铭传听从指挥，曾国藩用了独特的办法。每当刘铭传有过，曾国藩总是对他进行严厉批评，但对其过失并不追究。刘铭传也因此对曾国藩有了敬畏之心，不再狂妄。后来在曾国藩的调遣下，他率领“铭军”北上剿捻。
曾国藩知道陈国瑞因为佩服僧王才为他效力的，要想使这个桀骜不驯的人为自己效力，自然应该让他对自己心服口服。陈国瑞违反军纪后，曾国藩先是义正辞严，尽数落之能事，灭掉他的嚣张气焰，然后转移话题，夸赞他的优点，称赞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将陈国瑞治得服服帖帖。然此人本性难改，一旦回到营中，便将曾国藩的命令抛诸脑后。曾国藩见软方法不行，立即向清廷请旨，要求撤去其职位。陈国瑞知道后，顿感惊慌，向曾国藩求饶。
也正是因为曾国藩会用人，才会有很多出色将领敬畏他，愿意为他出生入死，创下盖世功绩。
鲍超是曾国藩旗下的一员猛将。在他任浙江提督之时，一次，他在家中学写字，提笔良久，却无从下笔，最后仅在纸上写了一个“门”字，落笔处没有带钩。府中一幕僚告诉他说，“门”字的右边有一小钩，鲍超心情不佳，闻言大怒，直指客厅正中大门说：“门的两边不都是直的吗，哪里有钩!”这位幕僚见墙上有副曾国藩赠联，上有一“门”字，便急中生智告诉鲍超，曾大帅写“门”的时候也带有钩。鲍超抬头一看，果然如此。当即便跪地，对着曾国藩的赠联连磕三头。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手下人影响之深!
由此可知，成功的定义因人不同。曾国藩的成功就因为他外在有功绩，内在有修为，双管齐下还能不忘惠及他人，实在可贵。让人佩服的方法有很多，训斥要放在最后，软硬兼施的策略放在最前。待人接物的时候要是能遵照这样的原则，不怕无可成之事。
7.静观沉浮，洞察风云
做人难，做有成之人更难。成大事者要有站在海边静看千层浪的胸怀，也要有无论荣辱沉浮都能坦然接受的气度。
每个人都不免有私心，这是不分地位、不分对象的。但是面对权势和利益的诱惑，在自己没有考虑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果一味的前进，就有可能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
中国历史上因功高震主而惹上杀身之祸的事件屡见不鲜，没有帝王不在乎自己的皇位，因为在乎所以忌讳，所以一些功臣总是想方设法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