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以满洲贵族起家，联合蒙古贵族，对人数众多的汉人实行统治，鉴于唐末藩镇割据和历代权臣篡位的教训，自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权力，防止地方大吏拥兵自立，对抗中央。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代政权，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吸收一部分汉族士绅参加满洲贵族为主的各级政权，如实行中央六部堂官旗员与汉员缺额对等，地方官旗员与汉员参用，但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满清统治者高高在上，指挥一切，而汉人自己面对一些民族问的不平等、不公平只能服从，只能忍耐。这无疑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又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绝对不可能改变。因为满洲贵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它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达到既能保持其特权地位、又能模糊汉人民族意识的目的，从而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在采用哪一学派的思想作为本王朝的统治思想方面做了认真的选择。
由于程朱理学特别注重伦理道德，将三纲五常强调到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中作为纲中之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尤为适合满洲贵族的口味，所以几经审慎地考虑，决定采用程朱理学作为他们对全国官绅民众实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推崇和倡导程朱理学，尤其大讲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以保证汉族地主阶级对清王朝的忠心不二。
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种种原因，对地方大吏尤为加以防范。他们把各省的兵、政、财、人及司法各权分开，地方官员各负专责，相互牵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
就兵权而论，清朝的主要武装是八旗与绿营，无论驻扎京师抑或分驻各地，兵权实际上都掌握在皇帝手里。他们在内心对汉族总是有一种戒备心理、猜忌心理，是从来都不信任的。所以尽管曾国藩对清政府卖力甚大，但清政府在起初并未给他以实权，曾国藩还得不到粮饷供应，地位十分不利。后来迫于形势，清廷不得已才将四省军务交其节制。曾国藩势力的壮大，正是犯了此种大忌。
曾国藩是深明此道的，在攻克太平天国天京之后，曾国藩势力如曰中天，广收利权，遍保部下，一时朝野之官多出其门。之前成丰皇帝对于曾国藩是一面高兴，一面忧虑。据说曾国藩光复武汉以后，咸丰帝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成一番大事。”当时成丰帝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之职开缺，丁忧在籍，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阊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
“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曾国藩的灾难是很难避免的。
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统军队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了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还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沼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憎，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汀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汀巡抚之职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这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但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
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问，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干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意思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历经宦海沉浮，曾国藩对于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有四计：逆来顺受，以死效忠，缓施以时，委婉言求。总之避免正面冲突，而是旁敲侧击，以柔克刚，曲意示忠。这几招使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住脚，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做人难，做有成之人更难。成大事者要有站在海边静看千层浪的胸怀，也萼有无论荣辱沉浮都能坦然接受的气度。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
8.委蛇多势之中也能生存
人生就像一座迷宫，聪明的人走一步就预测下一步，走过的路也能记住，这样才能进退有道。
当自己身处迷宫、不知所措的时候要先学会思考和假设，走一步预测一步，走过的路就记住，这样才能进退有道。曾国藩的一生就像是一座迷宫，只不过他怎么走都走不出清政府的地盘。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民族关系上是十分敏感的，作为汉族地主的一员，既要讨得满族主子的喜欢，也要在汉人大臣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
从清朝开国之初起，满汉不和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矛盾。
清朝皇帝既要利用汉族地主分子为其服务，又要加以严密防范。所以在处理这类关系上面，汉族地主官僚往往十分为难。而曾国藩对此则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他对于满人的皇亲贵戚采取敬而不阿、以诚相待的态度，所以得到大多数满清贵族的支持与尊敬。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也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
早在曾国藩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的时候，道光皇帝便派当时任大内侍卫的肃顺和台庄作为他的随行护卫，曾国藩知道肃顺是郑亲王的亲弟弟，台庄的祖上是得过“威猛巴图鲁”，的满族皇亲，这两人虽是曾国藩的下属，但曾国藩从其出身、门第和相貌上判断出这两人日后不是等贤之辈。他看到肃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子，却偏偏戴着顶大沿帽子，虽是短打扮下人模样，腰间竟吊了块价值连城的玉佩。手上的玉石扳指也纹路细密，图画也特别清晰耀眼，决非市面之物。青衣皂裤，里面都露出雪白的衬子，若是侍候他的人少，决不会有这么干净利落。台庄也是贵族人家出身，两人对曾国藩不亢不卑，尤其是看人的眼睛，似看非看，全不管面前人的反应。曾国藩明白为什么道光皇帝派这两人来给他伴差保护，这明显的带有随行监督之意，所以他便明白这两人在道光帝眼中的位置，也可见他们日后的前途非同寻常。
所以曾国藩虽然身为上司，但对这两人也是倾心结纳，还和他们结成了好朋友。
在赴四川主考的路途中，在经过直隶地面时，他深知直隶有拱卫京都之责，总督一职多由满族大臣担任，道光以前很少有汉人担任直隶总督的。所以直隶的事情，几乎都是皇上亲自过问。尽管曾国藩在汉人大臣中以敢于任事而著名，也以曾剃头的铁腕手段闻名后世，但他也知晓各种利害，所以在直隶除了晚上歇息几乎没有停留，只管一路往前赶。十天后，总算出了直隶，进入山东地面，这才放慢脚程，一路走一路观光。
在这次主考四川途中，曾国藩处理了许多不法的满清亲贵，而且每有大事必和肃顺等商议，曾国藩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肃顺，感觉此人有位登宰辅之份，也有横尸街头之祸，属大福大贵大权大祸之相。所以每次和肃顺谈话曾国藩都很小心应付，以防埋下对以后不利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