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当极盏之际，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于至崔，人不能觉。而及其既著，遂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多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原非献庾，然而人君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匪誉则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鼓谀而恶直。
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在臣工以为尽札，然而人君之目，则熟于此矣。
目与媚化，匪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冈U。敬求天下之士，见之事而以为无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办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已而不见其所过。于是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别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井。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于是也。”
大意是说：国家治乱的局面循环往复就好比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日寸‘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但这种潜伏又极难被发觉，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人君喜欢听颂扬的话。对于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会心月艮口服，不免加以颂扬，国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会逐渐习以为常，如果一旦习惯听赞扬之声，就会对实事求是的言辞感到反感，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对不说颂扬话的人十分厌烦。
久而久之，对不擅长颂扬的人也就不满意了。这就是说人君习惯于听赞扬的话，渐渐变得喜欢阿谀的小人而厌恶正直的君子。
第二种习气，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欢柔顺的人而厌恶刚直的人。皇上愈聪明，臣下就显得愈愚蠢，皇上愈能干，臣下就变得愈畏惧，满朝的臣僚争相献媚，人人歌功颂德，在臣工看来这是对皇上应尽的礼节，而人君却习惯于这一呼百应的场景。习惯于臣僚的媚态的皇帝会对不献媚的人产生反感，由开始排斥傲慢的人到开始排斥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时间长了，会把阿谀奉承不够的人看成对自己不恭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喜柔而恶刚”。
第三种习气，自以为是，喜欢顺从而厌烦拂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的贤才多了也就以为平常，于是自视很高，而将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经常处理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以为自己雄才大略，凡事都认为不难区处，于是和别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也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就是说人君逐渐习惯自以为是。这三种习惯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喜小人而恶君子的弊端。
早在曾国藩在京师学习时，常常学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但曾国藩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这时，他要求部下也学习《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三种不良习气。
他说：做官实属不易。一方面，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
人臣一至中位，就容易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
由此可知，多检点自己的行为就等于为自己的安全多上了一道保险。规律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多多借鉴必有好处。
8.人和为心规，以规成方圆
行军之道贵在人和不在争功，贵在实际效果不在虚名。凡想成大事的人就不应计较小节，要善于发再别人的优点并加以学习。
俗话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难成方圆。规矩是为了让人变得更好而存在的。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但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亡民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所以他无论在京做官，还是在兵营之中，总是百忙中抽空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他说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也许是受了哥哥的影响，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而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荃既勇敢又轻狂，所以曾国藩既为他高兴又为他担心。为了避免猜忌，他教导弟弟，想下塘就要先懂得如何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从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曾氏亲人之间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产肃，常给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问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
曾国藩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居家持勤持俭戒奢戒傲。
曾国藩“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
曾国藩说过：“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而曾家却成为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常盛的百年家族。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因为集体一旦形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
其实，不光是治家，在治军创业方面，和睦的心规也很重要。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人，一直不肯替代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而是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李鸿章可以说是曾国藩的首席大弟子。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召李入幕。
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准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惟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丰满，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但是两人始终以“和”字为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小的不快便渐渐褪去。李鸿章推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
曾国藩最重人和。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不在争功，贵在实际效果不在虚名。凡想成大事的人就不应计较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并加以学习。古代有所成就的人无一不是这样。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碹。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必定兵力分散，给人可乘之机。因而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以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串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此时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样，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曾国藩所带领的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一带地广人稀，当时曾国藩部下7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5万两。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这样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算不上十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记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当即拿出干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即未伤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称为“为和而和”。
“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既然选择了“和”就要放下心结，心口一致才行，否则不会成事。所以说：万事以和为贵。生气之前应该多想一想这句话。
9.保身有方，参与有则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谋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
生存、竞争，什么都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做指导。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谋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
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也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保全自已。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昏庸之辈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节外生枝。加上清王室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作为汉官里职位最高的人，他不得不更加小心，不得不比别人想得多想得远。在他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他都恪守此法，终有善终。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恳”，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时，还是举足轻重时，甚至在他最可怜、最不得志的时候，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他的态度对当时朝廷决策有一定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诉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的官职却是一路高升，有惊无险。这全都是因为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办法处理敌视自己的人和自己的关系。比如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联手干预政事，军机处的大臣们都俯首听命。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做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
肃顾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在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斤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所以他当然会把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看在眼里。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要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
军队是国家机构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所以曾国藩和肃顺都分外地注意，巧妙地回避嫌疑。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荸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
而肃顺与他们均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这样曾国藩既避免了与肃顺的直接往来，但同时也能参与一些重要的决策。
这种交流虽然间接，但却能够应对时局，各自也能心知肚明，一目了然。
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荸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
而肃顺与他们均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这样曾国藩既避免了与肃顺的直接往来，但同时也能参与一些重要的决策。
这种交流虽然间接，但却能够应对时局，各自也能心知肚明，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