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变幻无常，机遇也是一闪而过。要想快速适应变化并从中捕捉成功的契机，就要有变通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变而善变就能获得成功。
1.乘势扩势，机不可失
“乘”与“借”不是一种无为的表现，而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以军事见长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勃勃雄心要求他不仅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在学术文化上建立勋名。也可以说，他不仅要做事业的领袖，而且要做精神的领袖，有更加远大的抱负。
早在京宦时期，曾国藩就认为绿营兵惰而骄，腐败已甚，不经过一番大力裁汰和痛加训练，是无法担负起镇压太平军的任务的。但因为汉官对满人的军队指手画脚实在不妥，所以他没有多言。
回到湖南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和体验，曾国藩对绿营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造成绿营兵战斗力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调遣的方法不完善。
他指出，当要调动兵马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几拨士兵分属于不同的将领管辖，组成一支的时候就出现了指挥混乱的局面。兵与将之间不是专属的关系，致使兵与兵没有默契，将与将也不合作。胜了就互相嫉妒，败了也不相互帮忙救济。曾国藩认为，用这种军队对付太平军简直就是笑话。
所以他决心改制。对绿营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一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强化将官对部下的专统权；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士兵要绝对服从军官。另一方面是遵循募兵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
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为了保持从大帅到下级军官的垂直指挥系统畅通，曾国藩规定，只看事职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己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为从九品，士卒也要绝对服从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也是如此。这种军制保障了湘军内部较强的凝聚力，使其战斗力要远过绿营。军权统一又分而有制，使得湘军的纪律和风貌都与众不同。
此外，还要加强湘军平时的军事训练，坚持从严要求，毫不松懈。他经常亲自到营中检查，丝毫不松懈。
曾国藩极为重视湘军的操练，认为这是保障其战斗力的根本。湘军的操练主要分为两项：技艺和阵法。曾国藩要求刀矛枪炮训练有素，各种阵法也进退有道。
为了提高湘军士兵的作战能力，熟悉阵法，曾国藩详细制定了一套系统的课程作为操练规则。拳、棒、刀、矛，钯、叉，一日未有间断，使湘军成为了一支有组织、有思想、有战斗力、有主义的军队，这跟曾国藩长期倡导和灌输有极大的关系。
曾国藩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并且训导劝勉之词甚多。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他认为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他自己既是行政长官，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垫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汀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他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这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他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在他的幕府之中，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方面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佣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以物欲为诱饵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作为团结的基础，这样才能长期奋战，这也是与乌合之众的本质区别之一。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
因此，他很注重军队的思想引导。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墓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除此之外，他还非常重视军官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措施保护和鼓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认为一旦部队有失误，统将、营哨、士兵都有责任，大家应该同舟共济，以平和宽恕的心对待问题。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先从自己的过错开始反省。湘军之所以所向披靡，全是因为大家能彼此帮助。即使平日里有怨气，上了战场也应彼此照顾。上午发生口角，下午仍会兄弟一般相互援助。正是因为这样，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军队内部仍然能互相依赖。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发展要有强而有力的领导人，一个民族的振兴要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推及到一个人，就要明确得失，乘势扩势，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2．办洋务，寻自强
自强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更需要学习对手的优点，因为最终的目的是要对自己有益。
自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是狭义的一个人的强大。自强不排斥借助别人的力量，更允许学习对手的优点，只要最终的目的是对自己有益就可以了。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当仁不让的主要倡导者。在当时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为了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洋务活动必然首先是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因而在咸丰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运米粮问题时，曾国藩就表示目前借助洋人的力量剿匪只是一时之计，将来自己学会造船炮了就是永远的利益了。
咸丰十一年，他就在安庆军营里设立军械所，招募科技人士开始制造洋枪洋炮。第二年，“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在徐寿、华蘅芳等中国科技人员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他计划“以次放大续造多只”。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学生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进行扩充。两年后机器运到，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奏留海关洋税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费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较“黄鹄”号大五六倍的木壳轮船，取名“恬吉”，时速也较前大有进步。此后直到曾国藩去世前，江南制造总局又陆续推出“操江”、“测海”、“威靖”三艘轮船，体积、吃水、马力与载重，一艘超过一艘。同治十二年又造成一艘“海安”轮，马力达1800匹，载重达2800吨。“在外国为二等，在国内为巨擘。”但是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全由李鸿章管辖，改变了自制轮船的方针，而以买船为主，致使江南制造局在培养本国技术力量和技术设备上的发展受到相当的影响。
除了制枪炮、造船，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还设置了翻译机构，“另立学馆，以习翻译”。他对于主持编辑翻译的徐寿大加赞许，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为尤要”，强调“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并聘请英、美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事翻译制造的科技书籍多种。此外，他还接受容闳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厂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机械制造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
除此之外，曾国藩奏请的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计划也按部就班地进行。
1871年8月18日，他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委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选带聪颖子弟赴美国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具体办法为：“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份起，挨次回国。”120名青少年后来虽因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破坏，未能按预定15年的期限学完，而于光绪七年(1881年)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过这6_9年的学习，还是培养出了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路矿、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科技工程人员，并且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曾国藩办理“洋务”的时间不长，但他起到了创始者与带头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强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长远目光下的积极进取；是不落人后的自尊心；是每一个渴望成功的人都应该拥有的精神。
3.机会手中握，实力心自知
在艰苦卓绝的奋斗过后，往往会出现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抓住机会来发展自己，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权势鼎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多掌实权，出任督抚等职。有的是曾国藩保奏的，有的虽未经他直接保奏，但他造成一种形势使清廷非委任湘军头目不可。与曾国藩一向不睦的人，曾国藩借助朝廷的力量去除之，在经济情况好的省安排集团内部人员去任职，以保障集团的最大利益。
当时比较有名的湘军代表如：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都不止一个人保荐。湘军势力庞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战功赫赫确实让人佩服。他们有的出任总督，有的出任巡抚，并多次受到委任，实力越来越大。
正因如此，全国的势力分布形势也变得一目了然。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珠江流域，都为湘军集团势力所控。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也为湘军集团所控制。相形之下，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刮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战争时期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若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朝廷内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金字塔，顶上是曾国藩为统帅，下面是各督抚依次排开，他们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朝廷一旦有大的兴革和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他们中的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至他自己也说：
长江三千里江面，船只都得张挂他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沿用广纳贤士的办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时，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记述说：“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
1852年，曾国藩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只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毁弃前疏，出面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未，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传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欣然应允，其中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守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
可见，在艰苦卓绝的奋斗过后，往往会出现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抓住机会来发展自己，一则为今后更大的发展打下基础，二则也能在混乱复杂的局势中，提高自己的安全程度。聪明人对自己的实力要有客观的估计，面对机会不要轻易错过，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
4.“糊涂”应世，不失良机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不拔不祥。”——曾国藩人生就是一场冒险，越计较反而失去的越多。适当的时候犯点小糊涂，反而能有所收获。而一个人要获得成功，就要有斗争精神，这里面除了靠一个人的机遇、运气之外，更主要的是靠一个人的谋略和眼光。观察得仔细、深远，就多一份成功的可能。
有大谋略的人都懂得以聪明装糊涂。俗话说：“人生在世，难得糊涂。”
说明“糊涂”二字并不是只有贬义，而是有更深的内涵。曾国藩就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对有些事情就能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惟忘机可以消众讥，惟懵懂可以不拔不祥。”这句话在曾国藩写给胡林翼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也是他经过了一番磨难之后的感悟。中国有旬成语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件事情办不办得成，既需要人的精细谋划，也需要有能够成事的条件，需要某种成事的情势或者说机缘、机会。事事明白，事事计较，机会就会从身边溜走，适度的容让别人，是在给自己创造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