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昌，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可谓是曹操创业伊始中的得意之作，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可以把献帝当成是自己进行统一的工具，为自己的霸业奠定了政治基础。
从此，他做的一切事情有了正大光明的说辞，无论是征伐还是人事调动都可以说是皇帝的旨意。要知道，在古代，名正言顺很重要。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假借天命一则可以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正义之师，二则可以吸引那些根深蒂固崇拜王权的顺民，三则可以将其他力量划归自己的属下，无怪乎自古以来，拉大旗作虎皮者比比皆是。
所以曹操认为，借地利之便虽然可发挥优势，但终不能压服人心；借人和之便虽然可以共同对敌，但最终还要看实力如何。而假借天命，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制敌的上上之策。这也就是曹操所总结的雄霸天下的奥妙所在。
在封建君主统治的国家里人们对天命存在着绝对的敬畏，所以，假借天命是想得天下者最常用的手法。它既可用来鼓舞士气，又可以号令天下，而当时能用它来成就自己霸业的曹操可谓是天下第一人。
这种狐假虎威的做法的确是很有效果的，即使放在现代也可以偶尔拿来一用。比如说，在职场中，站好队，和有实力的上司站在统一战线上，但要注意分寸，做到被欣赏但不被定性。不得不承认，想要做到这一点很难。
7.拉大旗树权威
没有知名度是很难打开事业新局面的，而树立知名度的最好方式就是找到一个原本就具备知名度的人合作。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愚者自做“皇帝梦”，智者并不一定是想当皇帝，与皇位相比他们更看重的是权力。举起天子的大旗讨伐那些不听话的人。曹操是有谋略的人，他认识到，有了天子这面旗自己就更有号召力，谁把它举起来，谁就能提高自己的权威，占有主动权，就能以天子之名行己之欲，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威势和力量。因此，他占有兖州之后，除了以武力争夺天下外，一直在考虑有关天子的问题。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各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这种群雄并起的形势下，要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曹操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作为自己的政治优势。
据史料记载，曹操刚刚自领兖州牧，他自己任命的治中从事毛玢即对他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又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些话，正合曹操之意。于是曹操立即使从事王必到河内太守张杨处“借路”西去长安，张杨不听。当时正好袁绍任命的魏郡太守董昭因得不到袁绍的信任而刚离开袁绍，意欲经河内去长安，为张杨所留，董昭因说张杨：“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当时，曹操尚倚持于袁绍，而董昭竟能看出将来成功者是曹操而不是袁绍，亦可谓是善断大事而识人者。经董昭一点，张杨豁然明白，于是准许曹操的使者经过他的地盘而到长安进事，并表荐曹操。同时，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诸将李催、郭汜等，并且到处打点送礼。
投石以问路，曹操算是迈开了其雄心大略的第一步。曹操的使者到了长安，李催、郭汜等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现在曹操虽有使者，但也不一定诚实，准备把使者扣留，以示拒绝。黄门侍郎钟繇劝催、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催、郭汜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操“厚加答报”。自此开始，曹操便有使者通皇帝。
所谓“厚加答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献帝“拜操为兖州牧”。曹操得到拜授之命，立即写了一份《领兖州牧表》给献帝。文字内容不长，竟充分表达了三层意思：首先是讲自己不会忘却皇恩，对汉室的忠心绝对不会改变，就算是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其次是说自己一生征伐没有间断过，但没有哪一次不是为了符合皇帝的意愿而进行的，一直都是把皇上的旨意举到头顶的。以此理由把自己的连年用兵的真实企图掩盖过去。结尾还不忘说自己愧对皇家厚待，说自己现在受的礼遇和贡献不相称，恐不敢当之类。怕别人讥笑，有点进退两难。
这样的表章，既接受了授命，又出言得体，理所当然地得到朝廷的赞赏。
为奉迎天子，曹操积极准备，可谓费尽了心机。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曹操积极谋划进驻洛阳以迎天子的时候，时局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本来是董承凭险拒操，但这时曹操突然收到董承“潜召”。史载，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于是“潜召”操，操乃引兵进驻洛阳；进了洛阳，曹操当机立断，趁其他兵众大多在外之机，“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这时张杨、杨奉之兵均在外，韩暹又跑了，洛阳城中兵势最大的就是他。他深知如何利用天子，更知如何对付反对力量，因此当即依靠暴力夺取了权力。
献帝七月甲子到洛阳，八月癸卯封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大将军、杨奉为骑将军、辛亥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前后不到五十天，汉天子便落到了曹操的控制之中。
天子已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接下来就看如何利用了。
打着天子的旗号，曹操便可以东征西讨，为自己的出兵制造借口，如他讨伐袁术即为一例。
袁术“天性骄肆，尊己陵物，及僭伪号，淫秽兹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梁肉，自下饥困，莫之简恤”。当时，只有陈国(治今淮阳)较富庶，陈属豫州，但与扬州辖境相近。袁术求粮于陈，陈国相骆俊拒绝不给，袁术率兵击陈，杀死陈国王刘宠及相骆俊。袁术杀死陈国王及其国相，朝廷对此等灭国大事不能置之不理。曹操既挟天子，当然有理由立即征讨。
曹操还以天子名义大封百官，培植个人势力，打造私家集团。他把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一些谋士，委以心腹，托以重任。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荀或。
曹操迎帝都许，即以荀或为侍中，守尚书令。每有军国大事，均与荀或商量。
曹操不仅重用旧部，把有功于前的人物也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如：曹操以程昱为尚书，继而拜东中郎将，领济阴太守，都督兖州事。
满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曾做高平县令，曹操领兖州牧，辟其为从事。满宠随军征战，颇多功劳。曹操以满宠署西曹属，并任都城许之令。西曹是主管府吏录用的衙门。这样，毛玢在东曹，满宠在西曹，曹操便通过这两个心腹把所有文武大员的除授权力控制起来了。许令，即京都之长，官秩虽低，但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曹操没有忘掉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掌握权力后把一些有功于己的人安排在重要位置上，如董昭、钟繇等。董昭，字公仁，济阴定陶人，曾为柏人令，袁绍以为魏郡太守，后离开袁绍，在曹操西迎天子与迁帝都许大事中有重大贡献。曹操委以重任，后来迁河南尹，继领冀州牧。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曾为尚书郎廷尉正、黄门侍郎，说服李催、郭汜允许曹操通使天子。曹操拜繇御史中丞，迁中尚书仆射，并封东武亭侯。
有了天子这块招牌，曹操可谓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政治上，他先发制人，挟天子以令诸侯；外交上，他更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奉辞伐罪”，制造声势。
赤壁之战前夕，在是否立即对孙权用兵的问题上，谋士贾诩曾对曹操说：
“明公此前打败了袁氏，现在又夺取了荆州，威名远扬，军势大盛。如果能够利用荆州富饶的条件，奖励吏士，安抚百姓，使之安居乐业，那么不用兴师动众，就可以让孙权前来归服了。”这是一个从长计议的办法，目的是要在荆州站稳脚跟，获取民心，最后再迫使孙权不战而降。但曹操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荆州，眼下兵威正盛，雄心勃勃，恨不得立即就将孙权拿下，哪里听得进贾诩的劝告。再说关中还有马超、韩遂的威胁，后方的巩固还存在问题，他也不能安坐荆州静待孙权前来归附。
因此，在稍事准备之后，曹操就派人给孙权送去了一封信：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实际上是向孙权下的一封战书。
“奉辞伐罪”谓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之人，说得义正言辞、理直气壮。中国人最崇尚师出有名，凡事都要有个借口，否则就是非正义的一方，众人枪口必将一齐瞄准他。曹操借天子名义，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在宣传攻势上也胜了一筹。
这封信送到柴桑后，果然产生了不小的威慑效果。孙权将信拿起众人看，竟然有不少人吓得变了脸色，纷纷劝孙权迎降曹操。长史张昭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说：“曹操就像豺狼猛虎一样，假借丞相的名义，挟天子以征四方，什么事都说成是朝廷的命令，今天如果加以抗拒，对我们将会很不利。而且将军抗拒曹操的条件，只不过是长江天险；而现在曹操占据了荆州，将从刘表那里接收过来的水军和上千艘蒙冲斗舰沿江摆开，兼有步兵，水陆俱下，而兵力的大小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依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前去迎接曹操。”
虽然后来曹操赤壁兵败，但从上述内容看，曹操扛的天子这面大旗还是颇有威慑力的。
没有威信的人做事的效果也会减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