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目标：利润最大化与成长最大化
跨国企业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意味着企业价值增值活动的跨国界安排，这是企业成长的一个方面表现。为了对这种跨国界的投资活动作出解释，需要对企业的目标做出必要假设，因为对目标的追求既决定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也决定着企业的长期成长，包括国际化成长。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类企业目标：一是最大化目标，包括利润最大化目标和成长最大化目标；二是满意目标。
利润最大化目标尽管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批评，但一直是经济学中分析企业行为时的一个主导性假设。它以五个互相独立的假设为基础：第一，假设存在一种明确的、潜在可测量的“利润”，可作为最大化的对象；第二，企业的行为方式与单个企业家相同，通常称之为企业“黑箱”假设；第三，企业的效用中只有一个变量，即被明确定义的利润；第四，企业决策者的行为是理性的，即决策者能够对其决策所产生的状态（结果）进行排序，并且能够最大化其决策所带来的效用；第五，信息是完全和确定的。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企业的产量确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
经济学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质疑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使该假设失去基本前提。因为利润最大化意味着企业在不同的利润水平中选择其中一个最大的，这只有在完全确定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而现实生活恰恰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者说经济活动中具有惟一确定性的就是不确定性的存在（G。 Shackle，1955；J。 Robinson，1979）；二是现代企业的典型形式不再是业主型企业，而是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公司制企业，相应地，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自然分离（A。 Berle&；G。 Means，1932），而他们的行为目标是不同的，即所有者的目标通常是利润最大化，经营者追求的则是其他的最大化目标，如销售收益、可支配的支出额、企业增长率等。
成长最大化目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且经理集团掌握了企业实际控制权，以及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目标不一致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假定，现代经理控制型企业的目标通常是追求规模、增长或可支配的支出额最大化，具体包括销售收益最大化，支出最大化和增长最大化三个模型。这三个模型中，企业的实际产量或销售规模均大于利润最大化假定下的规模，因此，可以用追求企业成长最大化目标囊括它们。
鲍莫尔（Baumol，1962）的销售收益最大化模型指出，经理控制型企业的管理者在一个所有者或股东可接受的利润水平约束下，追求销售收益最大化，这会使企业的产量规模大于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规模。威廉姆森（1964）构造了一个管理者效用函数模型，显示经理追求的目标是“可自由决定的”项目经费的最大化，它并不与企业利润水平直接相关，而是更大程度上与企业规模相关，因此，管理者也是追求企业扩大规模和企业成长。马里斯（Marris，1964）把企业的需求增长和供给增长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企业稳定增长模型，反映经理效用的需求增长率与利润率之间存在着反向关系，反映股东效用的资金供给增长率与利润率是正相关关系，由于稳定的最大企业增长率是在企业需求增长率等于供给增长率时达到，而它们均只是与利润率这一个变量相关，因此必然存在一个交点，该点就是企业惟一的均衡成长率。
关于企业成长最大化目标已有相当的经验研究证据（海和莫瑞斯，1991）。罗伯茨在对美国管理报酬的一项大型研究中发现，经理人员工资水平与企业规模（以销售额表示）的关联程度，超过了与利润的关联程度，这意味着对提高工资的追求会使经理更重视扩大企业的规模而不是增加利润。麦克奎尔等人的经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多项实证研究中，销售额与管理者报酬均是显著相关，而利润与管理报酬的相关性很低，甚至不相关。还有其他的许多研究均不同程度地支持上述结果。由于统计分析方法的差异，也有相反的证据，但把管理人员报酬看作两部分组成虽然会产生一些复杂的问题，合理性可能更大些，一部分是规模（销售额）的函数，另一部分是利润的函数。从这个意义上说，鲍莫尔的受最低利润约束的销售额最大化概念既简单又合理。
在企业目标问题上仍然存在争论，但是与弗里德曼（1953）提出该问题，并为之辩护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在那时，从预测的角度而言，利润最大化假设的优越性可能确实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大多数其他的目标假设的研究均属于描述性的案例研究，几乎没有发展出什么可以据以做出可靠预测的替代性理论，更谈不上对这些理论的检验。直到后来，部分归功于弗里德曼的观点，才发展出一些能够明确地进行预测、检验以及与传统方法进行比较的替代性理论。这些理论均产生于对真实世界中企业特征的直接观察，并在最近受到较为正式的检验。尽管争论还会继续，但有理由认为，在利润最大化动机之外的其他动机假设基础上建立模型是有益的，毕竟真实世界中的企业行为是产生假说的丰富源泉。
本书中我们把成长最大化作为企业目标，不仅是考虑到上述的理论和经验结论，更主要是从分析对象作出的考虑。第一，跨国企业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是本国某个产业内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其行为目标相对而言更符合成长最大化假设。当然，这里的成长目标并不是只适用于大规模企业或跨国企业，而是所有企业的一般性假定，大规模企业总是从小规模起步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跨国企业也同样是由追求成长目标的国内企业逐步发展而来的。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除了规模相对较大之外，通常还具有以下的特征。一是多元化经营，即经营产品的多元化，这是企业跨部门扩张的结果。二是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即普遍建立了组织、交流和责任的正式结构，并规定了各部门的任务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三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是企业规模扩张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和管理过程复杂化的结果。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由于抽象掉了企业的上述所有内部特征和多样性，企业就是一个生产单一产品、只有一个目标的实体，企业之间的差异只是反映其运行环境的不同，与企业的自主行为完全无关，即使企业的内在能力差别也是市场不完全的结果（Hymer，1960；Kindleberger，1969），也同样与企业的主动性行为（见下文）完全无关。这种假设对分析跨国企业的形成并不恰当。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可能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环境中进行的，企业成长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目标有可能比在发达的成熟经济中更容易统一，追求企业成长目标假设可能更适合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投资决策范围，而投资决策通常总是长期性决策，其目标和结果较大程度上均是企业的成长，不管这种成长是以销售额增加还是以资产额增加表现出来。
二、企业行为：主动性行为与被动性行为
企业行为是与一定目标相联系的企业决策过程，主要涉及企业的产量、价格、投资等方面的业务决策，企业长期经营方面的战略决策，以及企业内部组织设置等方面的管理决策（Ansoff，1965）。关于企业行为的性质在理论上有两种观点，一是被动性观点；二是主动性观点。
被动性观点认为，企业只是市场中的一个原子单位，它面临的成本条件是由技术和生产要素市场外生决定，市场结构是既定的，并且随之需求曲线的形状和位置也就给定，企业便在接受成本和需求的约束下，被动地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被动地接受这一行为的后果：包括不变的或恶化的利润水平，甚至是从产业中退出。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行为的基本观点，由于企业理论在新古典理论中只是分析整个市场行为的一个构件，这里的“企业模型不是为了解释和预测真正的企业行为而设计的，相反，它是为了把观察到的价格变化当作特定条件变化的结果来解释和预测而设计的，在这个因果链条中，企业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环节，一个思维上的构造，用来帮助解释从原因到结果的过程，这与解释企业的实际行为是非常不同的”。因此新古典理论的企业行为假设就是，在外在条件给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决策总能预见到它的后果，企业家总是理智地行动，而且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在企业均是小型业主企业，而且价格竞争十分激烈的条件下，这种假设能够较大程度上满足预测企业行为的要求，但如果实际情况偏离上述条件，对企业结构和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就至关重要了。很明显，跨国企业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的业主式企业相比，具有许多方面的不同，最重要的就是跨国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市场力量，总是力图采取一定程度的主动性行为来改变所面临的约束。
主动性行为观点认为，现实中的企业特别是大规模企业，并不只是消极地对其所面临的环境作出反应，而是具有一定的自由处置权，即使没有任何形式的共谋，或其他形式的寡头相互依赖性，这种自由处置权也会存在。例如，某些市场结构中，企业可能暂时或持久地获得高于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利润，在此情况下，企业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主动的行动主体，它可以尝试调整市场结构，减小竞争压力，扩大可获得的商业机会。所有这些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结果，某种程度上都是企业获利能力决定的内生因素，而不单纯是市场条件决定的。更一般地说，出现在不同市场结构中的获利能力，决定着该企业的可得资金，这些资金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被用来改变市场结构背后的成本和需求状况。对工厂设备的投资和工艺过程方面的研发投资决定了成本结构随时间的变化，市场投资（如广告）和产品方面的研发投资会影响消费者偏好，从而影响市场需求。企业在一定时期进行的各种努力，如工厂设备投资、广告、研究和开发、产品多元化、合谋、兼并以及企业接管等活动，均是为追求成长目标所采取的主动性行为。
上述关于企业行为性质的不同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分析企业两种方法的分野。一是把企业作为市场资源配置理论中代表性单元进行分析的推理方法；二是研究企业本身经济行为的实证方法。前者更为直接地关注市场结构的作用，强调市场特征的首要地位，并且暗示单个企业的自由处置权不可能以不同于市场调节的方式被使用很长时间；后者则注重单个企业的特征，如规模、成长和战略等，认为企业具有相当大的力量和自由处置权，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规避市场的压力，甚至操纵企业运行的环境。理论上一般把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或支配市场的能力称为市场力量（market power），并且这种市场力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和产品差异，这样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就由既定的市场结构来推断企业的行为，即只有处于某个行业中的支配性大企业才具有主动性行为。实际上这是有问题的，所有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都必须在不同程度上力图通过不同手段扩大企业规模和形成差异化的能力，这两方面通常构成企业成长的过程，市场结构也是过去企业（成长）行为积累的结果，因此，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之间是双向的、动态的关系。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主动性行为是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假设，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主流经济学规范分析中企业成长与市场竞争性均衡条件之间的两难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鲍莫尔等人（1982）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大致可看做解决这个难题的一种努力，因为可以把潜在进入的竞争看成是其他企业的成长过程。
跨国企业一般均是本国所属行业内规模较大、业务高度多元化、并且组织结构复杂的企业，通常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来控制其所处的环境，因此，其行为具有更大程度的主动性。但这里的主动性行为假定，并不是只适合于跨国企业，而是作为企业行为的一般性假定，不同规模企业只是在于主动性程度的差别。当然，这里区分主动性行为和被动性行为，只是为了从理论上更全面地把握企业行为及其后果，实践中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在追求企业成长过程中是互补的，均是企业全部行为的不同方面，任何企业总是在一定环境中经营和发展，“被动性”行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采取“主动性”行为的能力，而“主动性”行为则决定了企业做出“被动性”反应的背景条件。把主动性行为和被动性行为结合起来，更适合这里的分析对象。
三、企业成长最大化目标、主动性行为和外部环境
大致可以说，与利润最大化目标假设相联系的是企业被动性行为，与成长最大化目标假设相联系的是企业主动性行为和被动性行为的某种结合。前者自始至终将企业看成生产单一产品的实体，在给定的当前和未来经济环境下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被认为只是消极地对其所面临的结构环境做出反应。后者则更多地考虑了传统理论中忽略的现实企业的许多特征，包括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及相应的企业经理控制，多产品经营企业的支配地位，兼并可能性给企业创造的机会和形成的约束，等等，这些现实因素使企业的目标不再是惟一地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有条件追求其他的目标，最有可能的就是企业成长最大化目标。这种条件下，从市场结构到赢利能力这一单向关系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利润的存在给企业的主动性行为提供了基础，企业可以在工厂设备投资、研发投资、市场投资和企业购并等一系列决策上具有一定的自由处置权，这种自由处置权的使用可以显著地改变企业的成本状况以及所处的市场结构，换句话说，企业行为也会影响和决定市场结构。
与成长最大化目标相联系的企业主动性行为包含以下几点含义。第一，除了考虑企业的产量、价格决策之外，还要考虑企业的投资决策和财务决策；第二，考虑企业行为与外部市场条件的互相影响关系，如需求和供给条件通过价格、成本和产出决定利润水平，而利润的运用又反过来影响需求和供给条件；第三，把企业看做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其赖以生存的竞争环境的组织，而不是仅仅当作一个绩效依赖于不同市场结构特征的被动经济单位。这样就可以形成完整的企业行为模型。
左上角是传统企业理论中的企业市场行为，即通过需求和供给确定市场中的价格和产出，它们决定了总收益，从总收益中扣除现期成本，便得到利润。而当前成本取决于实际的产出水平和企业面临的供给条件，后者又依赖于通过连续投资支出而形成的企业资本存量。企业行为的性质与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关系密切。右边反映了企业的财务活动，其着眼点是考虑企业对资金需求及其对自身股票价值的关心来分析企业的红利政策，从利润中支付的红利是评定企业股票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也是从现有股东或新股东手中吸引更多资金的必备条件，因此，来自企业利润的内部资金和来自外部的资金都将取决于企业采取的财务政策。左边中下部是企业的支出方面的行为，包括市场投资、研发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购并方面的投资。用于研发的投资支出可以是改进生产工艺的过程型研发投资，也可以是改变企业所售产品或服务性质的产品型研发投资。市场投资和产品型研发投资影响企业面临的需求条件；物质资本投资和过程型研发投资会影响企业面临的成本与供给条件；购并投资会直接改变企业面对的市场条件的性质。
企业的主动性行为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不受经营环境的影响和约束，这里需要对企业经营环境做出具体区分。马里斯把企业面临的环境分为即时环境（inmmediate environment）和超级环境（su-per-environment），前者是企业能够通过市场投资、研发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购并投资等支出不同程度加以影响和控制的，包括需求、偏好等，后者是同企业具有松散联系的普通环境，它们对企业改变其即时环境的能力形成限制。这样企业虽然在短期内由于即时环境而受到特定需求曲线的限制，但可以通过新产品设计、新的广告宣传等方法来改变市场环境，不过这种改变的速度和程度又受到超级环境的限制，对企业而言超级环境是外生的，但超级环境本身也会变化，不过这种变化不是企业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其他更大范围和更长期因素所决定的。
从分析企业国际化成长的角度，可以按不同标准对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行划分。从企业可控程度分为即时环境和超级环境，前者是企业经营直接面对的，通过其活动能施加影响，甚至能加以改变的市场条件总和，包括企业投入的供给方、企业产品的需求方、已有和潜在的竞争者，这些条件是企业通过主动性行为可以影响或改变的。后者是在长期和短期内均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同程度影响的，但企业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市场条件的总和，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因素。从企业经营市场区位可分为母国环境、东道国环境和国际环境，其中母国和东道国环境均可以分为即时环境和超级环境，我们把国际环境和本国长期性的发展方面特征作为企业的超级环境。
以成长最大化作为企业目标，并结合企业经营环境的分类，综合考虑企业的主动性行为环境和被动性性行为环境，就可以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形成看做是企业在超级环境制约下，为追求企业成长目标，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企业经营活动向国外扩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