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生和皮氏两人恳求说：“老妈妈再忍受一会儿，我们罪名能洗脱，一定会重重地报答你。”柜中的吏员听到这些话，就大声说：“三个人已全部招供了。”官员把吏员放出来作证，三个人全承认了罪名。王生让同乡人假装妓女的兄弟，把她领回原籍，暗中置买别墅安顿玉堂舂，把她作为偏房。
此则掌故描写玉堂春与王生之间曲折的爱情经历，揭露了封建势力对玉堂春的摧残和迫害，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忠于感情的女性形象。这个动人的爱情掌故，经冯梦龙改写为通俗小说《玉堂春落难逢夫》流传得更加广泛，至今戏曲舞台长演不衰。
余杭人为什么到钱塘来做贼
明朝隆庆末年，乡民在夜间抓获一个盗贼，是惯偷。送到里长那儿，里长怕事不肯受理；交给巡捕，巡捕与贼熟悉不抓他。没有办法，送到驿丞那儿。驿丞审问他：“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回答说；“余杭人。”驿丞说：“余杭人为什么到我们钱塘来做贼？”公堂下的衙役听了都遮着嘴笑。这个贼只是不应当越境吗？驿丞又用自己的酒和食品犒劳他，说：“你太受苦了。”并且把他放走了，是在两次向他索取贿赂后才罢手的。有人私下对驿丞说：“抓贼怎么能这样？”驿丞笑着说：“这些人都是供给我衣食的父母。”
当时推行保甲制度，有民谣说：“要民安，先保官；官养贼，贼生翼。”
此掌故讽刺明代吏的腐败，说驿丞格盗贼视作衣食父母，可谓辛辣至极。驿丞视盗贼为父母，殊不知官吏是盗贼的祖宗！
关汉卿《窦娥冤》写张驴儿拖窦娥到官府告状，太守桃抚见了告状的就下跪，说“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可见驿丞所为，自有师承。
罗道宗断诗案
罗道宗，唐朝名儒，高宗时官至太学博士。为人慷慨尚义，处事果断明白。国子祭酒辛弘智曾作诗一首：
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
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
辛弘智的同房学士常定宗，将第四句的“始”字改为“转”字。于是，二人各争此诗为己作，一直闹到太学博士罗道宗那里，请这位名儒予以定夺。罗道宗判的结果是：“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时人皆以为罗道宗对此诗案判断得公平合理。
将“始”字改为“转”字，未尝不好。然而，替别人的诗改动一个字，即以全诗据为已有，这种行为确实恶劣。罗道宗的判决是高明的，即或这个字改得再好，原作者也宁可维持原貌了。
金陵女子王善聪
王善聪是金陵城中的一个女子，12岁时失去了母亲，姐姐也嫁了人。
父亲某人，一向在江北各县做贩卖线香的生意。因为考虑到女儿年纪幼小，又是孤身一人，留在家中不放心，就把她假扮为男孩，带着同行。后来父亲死了改换姓氏，名字叫作张胜。碰见同乡人李英，因而与他合伙，仍然从事贩卖线香的业务。两人同睡同起有一年多，王善聪只说有病，从不脱去衣衫长裤，大小便一定要等到晚上，睡觉也不脱鞋袜。李英起初不知她是女子。
明弘治癸丑年春天，王善聪与李英到金陵，这时善聪已20多岁了。善聪去看姐姐，姐姐不认识她，并且说：“我上面没有哥哥，下面没有弟弟，只有妹妹。我父亲把她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做了几年买卖，消息不通，活着还是死了全不知道。”善聪哭着说：“我就是你妹妹。父亲去世了，我孤苦伶仃又贫困潦倒，不能回家，不得已与同乡李英合伙做生意。如今才回来拜访姐姐。”姐姐说：“男女相处久了，难道没有私情吗？”于是到密室检验，善聪果然还是处女。善聪就仍恢复女儿打扮。过了两天，李英来问候，善聪躲着不肯出来，姐姐硬是叫她出来。李英一见十分惊讶，经过询问才知道事情的原由。当时李英还没有娶亲，就亲自当面求婚，善聪害羞，默默无语地赶紧退出。李英回家后，不停地想念善聪，随即派媒人前去提亲。善聪坚决地拒绝说：“男女相处有嫌疑的时候，不可以不谨慎，今天假若与他结合，当初没有私情也变得有私情了，几年的贞节付之流水，不怕人嘲笑吗？”李英钦佩她有操守，对她的爱慕更加迫切。李英请媒人提亲往复四次，善聪始终不答应。这件事被东西厂和锦衣卫知道了，太监赞赏善聪的节义，下令逼她成婚，并且赠送了资金。善聪不敢违抗。就与李英结为夫妇。
可惜绝好的一件事，却被太监做去了。
王善聪女扮男妆，经商数载，确有其精明过人处。在我国历史传说中，不乏女扮男妆的故事，或求学，或从军，或做官，但以往没有经商者。在古板的道学家看来，女子当家理财，牝鸡司晨是为不祥。经商是贱业，女扮男妆，混淆了阴阳乾坤之道，抛头露面经营商业，更为人所不齿。这则掌故赞美了王善聪女扮男妆经营商业的行为，在肯定妇女的聪明才智同时，表现出对商业的重视。
笼中鹦鹉
有位姓段的富商，得到一只美丽的鹦鹉。这只鹦鹉十分聪慧伶俐，不仅通人语，还能读诗念经。商人分外喜爱，生怕它飞了，剪去双翅，用紫竹雕笼精心关养起来。
有一年，这位富商因事被官府拘捕。半年后，富商被释放回家，他问鹦鹉：“我这半年在监牢里失去自由，吃尽苦头；你在家中，家人喂养还周到吗？”鹦鹉回答：“主人只关了半年，就不堪忍受；我在笼里关了多少年，难道就不会生一点怨恨吗？”富商忽然领悟过来，马上打开笼子，放出鹦鹉远走高飞了。
自由是可贵的；但是把个人的自由建筑在剥夺或侵犯他人的自由上则是可耻的。有些人只知道自己不自由的痛苫，却不去想想别人不自由是什么滋味，甚至还极力放纵和扩大个人自由，而妨碍和束缚了别人的自由。
一桩错综复杂的版权争讼案
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和开明，是民国时期的五大民营书店，相互之间倾轧排挤，竞争激烈。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周越然编的《模范英文读本》，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竟相采用，销路越来越红。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为之心动，请来精通英文的林语堂博士编写《开明英文读本》，又请丰子恺配画插图，使人耳目一新。加上开明出版物素重装帧，该书一出版，各中学纷纷抢购，不到几年，几乎把商务的周编《模范英文读本》的市场挤掉。不料，1930年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请林汉达编写出《标准英语读本》。林语堂见了，大为惊诧，认为《标准英语读本》是抄袭《开明英文读本》，要求章锡琛向世界书局进行交涉，从而拉开了争讼的序幕。
世界书局要抢开明书店的饭碗，章锡琛当然不敢怠慢，要求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停止出版该书，实行改编。沈当然不买账，章就请其律师袁希濂致书沈，以“世界”侵犯“开明”著作权相告，要求停止发行，并赔偿损失。沈知方将信交给《标准英语读本》编者林汉达，要他个人去负责解决。无奈，林乃一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毫无社会阅历，对此束手无策。
这时，“世界”一名编辑范云六，自恃与“开明”老板章锡琛有旧，亲撰介绍信，建议林去找章。章见信中有“敝局出版之《标准英语读本》，与贵店《开明英文读本》有雷同之处”的话，如获至宝，因“雷同”一语给他抓住了把柄。章不露声色，对林表示，这封律师信本来出自林语堂的主张，只要林语堂愿意和解，他自己没有什么意见。并写了张条子，请林汉达去找林语堂。林汉达接连两次拜访林语堂，林语堂都闭门不出，林汉达只好留下一张名片，并附上短言，大意云：两次拜访，均未亲晤，那个课本认为哪处应当修改，请予明告，鄙人愿意接受。不料这些信和名片，被章、林制成照相锌板，以“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作标题，在上海各大报遍登广告。世界书局见到广告，也不甘示弱，先下手为强，以诽谤罪向租界法院起诉开明书店，同时请律师驳复“开明”的广告。
此时的上海司法界可谓黑暗一片，法官任免权由南京司法部一手掌握，王宠惠部长跟上海女律师郑毓秀关系密切，凡郑经办之案，只许胜诉不许败诉，否则法官难保饭碗。世界书局势在必胜，出3000两银子请郑起诉。法庭一审，法官一味偏袒“世界”，使得“开明”的律师袁希濂气得发抖，回来把皮包往桌上一扔，说：“毫无把握，敬谢不敏！”章锡琛见此情形，心急如焚，一面在报上继续登广告，跟“世界”往复辩驳，一面把两个读本形式、内容有类似之处撕下贴在一起，加以说明，请求南京教育部鉴定抄袭真伪。南京教育部内部意见不一，大多数认为《标准英语读本》有其独特之处，某些地方更胜《开明英文读本》一筹，甚至有一位编审还写了一篇称赞《标准英语读本》的文章，见诸报端。但毕竟林语堂高山打虎，名声在外，在教育部颇有人望。当时教育部长蒋梦麟，亲发批词，断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处，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教育部次长朱经农，还奚落林汉达说：“人家是博士，你是什么？一个大学毕业生竟敢顶撞林（语堂）博士！”林汉达受此刺激，一怒之下跑到美国刻苦攻读，终于获得博士头衔，不过此是后话。
教育部的批词，使得案情审理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可谓有人欢喜有人忧。在上海租界法院最后开庭的前几天，这个批词寄到了“开明”，章锡琛乐不可支，当晚把公文制成照相锌版，在各大报遍登广告。租界法官早已拟好判决书。判定“开明”为诬枉，待见到广告之后，大吃一惊，手忙脚乱地改写判决书，仅判决“开明”刊登的广告有侮辱林汉达之处，按照诽谤罪罚金30元了事。
然而，此时的“开明”，有恃无恐，非将“世界”斗垮不成。“开明”声明对法院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一面抓住教育部的“护身符”不放，在全国各地报纸刊登“开明英文读本何故被人抄袭冒效”的广告，大肆渲染。
这样一来，原已采用《标准英语读本》的学校，纷纷向“世界”退书索款，给了“世界”致命的一击。“世界”走投无路，只好请教育部常务次长刘大白出面，代为调解。刘大白和章锡琛是同乡，加以次长的职位，“开明”当然得买他的面子。调解结果，由“世界”赔偿“开明”损失，并将其课本的纸型送交“开明”销毁，“开明”则不再登报攻讦。一桩版权纠纷案，就此了结。
抢饭碗是商业间常有的事。“开明”和“世界”都想抢饭碗各登广告，旷日持久，相互驳难，结果开明获胜，这无形中将《开明英文读本》广而告之，为其作了义务宣传。从此，该教材销路看长，持续发行20余年，经久不衰。“世界”算是走了霉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