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满足曾被沙皇主义压迫的民族的自治愿望和要求，并从民族问题没有阶级问题重要的观点出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人于1920年取消了省的设立，开始创建民族领土实体。当然，布尔什维克人在取消省行政区划的过程中，考虑到了维护国家完整的困难和复杂性。对过去被沙皇压迫的非俄罗斯族群人民进行了援助，所有这一切得到了其他族群的支持，当时俄罗斯族人被认为是“老大哥”，非俄罗斯族群得到俄罗斯族人的援助，并为此而尊重他。
三、列宁时期以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的变迁
斯大林掌握了最高权力后，列宁的民族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的民族关系出现负面发展趋势，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愈来愈严重。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列宁的民族政策已被斯大林从根本上修改。国家进行了族群合并，在1932—1933年的身份认证过程中，苏联的族群数量缩减了近一半；学习民族语言的学校被大幅缩减。苏联成立了15个联盟和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尽管如此，西方的部分学者当时就推测到，苏联民族融合和繁荣时期迟早会结束，民族地区肯定会提出来民族自决，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要求。虽然这与社会无产阶级同质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民族融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矛盾，但符合民族发展的自然逻辑规律。
斯大林执政期间，1941—1945年对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和其他一些少数族群进行了驱逐，他们被从自己的族群领土上强行放逐到中亚、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等地区，这场声势浩大的族群迁移运动为苏联国家社会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
苏联70年代初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是民族矛盾不断加剧。部分西方学者提出，苏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民族问题。赫鲁晓夫解冻时代和戈尔巴乔夫更激进的变革时期的民族政策一直都在阻碍民族自然需求和政治发展意愿的表达，这种情况导致了原有矛盾的激化和新矛盾的产生、积累和恶化。
必须承认，在苏共的领导下，国家在民族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俄罗斯族人民的帮助下，到1991年之前，苏联非俄罗斯民族和族群在工业生产、经济、科教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居民中工人、知识分子的比重增加，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关系更加平衡。而在联盟成立前，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其他族群的人们在所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苏联时期，苏联的平均工业生产总值上升了152倍，其中白俄罗斯的工业生产总值上升了207倍，哈萨克斯坦上升了232倍，亚美尼亚上升了333倍。国民经济建设中具有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明显提升，整个苏联提升的比例是76．7％，哈萨克斯坦：77％，亚美尼亚：78．6％，乌兹别克斯坦：77．9％。
苏联国家领导人被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所迷惑，完全没有察觉到联盟国家在建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民族关系是国家所有领域关系的集中体现。在庆祝苏联60周年报告中，勃列日涅夫写到：民族间的敌意和不信任已经让步给友谊和相互尊重。在有着几个世纪历史的民族自私心理的地方，已牢固地确立了国际主义精神。
该报告再次强调，过去遗留下来的任何形式的民族问题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包括财产国有制，共和国居民的无产阶级化，俄语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和文化的推广等条件下，都被完全彻底、坚定不移地解决。他指出，国家已经实现了真正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平等，苏联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
在沙皇帝国废墟上建立的苏联，缓和并部分消除了沙皇俄国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沙皇政府和人民之间；人民大众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苏联已获得民族国家地位的民族地区之间的冲突得以调控；在民族共和国生活的俄罗斯族人和非俄罗斯族人的冲突仍然存在，但被弱化；由于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机构的作用降低，缓和了保持着领导角色的俄罗斯族人和其他民族的矛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不同领导人执政时期民族政策中的失误，导致苏联内部旧有矛盾开始逐渐恶化，新的对立和矛盾产生。遗憾的是，共产党领导人长时间内没有发现这些危机的存在。
不少人乐观地认为，苏共的民族政策能够克服和战胜所面临的民族问题的挑战。苏联体现了享有平等权利的人民构成的多民族大家庭向往社会主义，团结起来的人们渴望共同的历史命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经济、苏维埃国家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愿望和意志。
苏维埃政权时期，苏维埃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发生的政治进程和文化主权化趋势没有被共产党人及时发现。民族领域形成了以下的矛盾暗流：1．民族和族群精英，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思想等领域的精英群体，暗地里对苏联中央的蛮横政策产生不满；2．民族知识分子成为民族自我意识的载体；3．以俄语为传播手段的苏联文化和民族文化——两种文化的共存和发展；4．苏联自我意识和自豪感，与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提升。
对于苏联许多非俄罗斯族群和民族而言，民族、族群自我意识要比苏联意识更珍贵，而民族自豪感则接近于苏联自豪感。苏联的领导人、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没有察觉到这些情况的出现，或者说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苏联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曾是神话般的国际主义共同体，尽管也曾有联盟的特点。可以确定，苏联的存在形式开始成为民族和族群发展和自决的阻碍，苏联模式需要民主化，但不是瓦解崩溃。
研究苏联各民族和族群的发展水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评价当代俄罗斯各族群发展状况。民族问题不仅在苏联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存在过，联成立之前就已出现，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只要俄罗斯领土上生活着多族群的居民，它的民族问题就不会消除，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社会的民族问题的表现程度和严重性不同而已。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从80年代下半段开始，苏联的民族和族群关系急剧恶化，部分族群和民族之间产生了对抗和矛盾。许多研究者把这些问题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变革联系起来。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族群和民族关系危机是苏联整个社会系统严重危机表现的结果，动摇和削弱了多民族和多族群超级大国的国家力量，把存在了近70年的苏联推向了解体的道路。与此同时，解体过程也加剧了共和国内部的执政者与族群精英之间的政权之争。
苏联作为一个独特的多民族和多族群联邦制国家存在的70年间，共建立了53个民族国家实体，100多个民族和族群人们居住和生活在此。在数百年的俄罗斯沙皇帝国形成过程中，有自愿加入俄罗斯的族群，也有被占领强迫并入俄罗斯的族群。其中许多族群拥有悠久独特的历史，族群成员为自己的族群历史和文化而骄傲。尽管生活在俄罗斯和苏联的不同族群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族群、经济、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差异，但他们被诸多因素团结联合起来：如经济互惠；抗击侵略者斗争中的共同利益；没有明确的领土边界的整体疆域空间；以及数百年的不同族群文化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丰富。
四、苏联后期的民族冲突
苏维埃政权时期，在高度中央集权制度下，建立了统一的工业、交通、能源和信息体系，军事工业综合体，密切的经济联系巩固了民族和族群团结。这种结构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证明了其有效性和生命力。然而，随着经济困难日趋严重，族群离心倾向随之加剧，越来越多的族群差异被放大，民族矛盾加深。当旧的政治体制系统被打破时，族群离心进程显现出更强烈的破坏性，在某些因素的诱发下，民族矛盾演变为武装冲突，民族冲突和纠纷开始在前苏联版图上涌动。
1988—1989年纳卡地区领土归属之争引发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冲突，并演变为两个共和国的战争；1989年6月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发生了当地土著族群与麦斯赫基土耳其族居民的冲突，造成动乱；同月，哈萨克共和国西部新乌泽市的哈萨克人同高加索人相互殴斗；7月中旬，中亚塔吉克族居民同吉尔吉斯族居民展开夺地之争；同月，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也发生民族纠纷，造成人员伤亡。此起彼伏的民族纠纷和冲突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牺牲，也加快了苏联走向解体的进程。
德涅斯特沿岸共和国的讲俄语的斯拉夫人和摩尔多瓦人之间的对抗造成了血腥屠杀。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土著和讲俄语居民之间形成了严峻形势，并持续紧张。1990年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难民人数超过60万人，难民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民族主义在大量政治党派的发动下已经迸发，打开了民族灾难之门。这时的苏联联盟领导们，已经没有了执政党的强大支柱，保证民族间沟通和联系，以及维护国家政权的垂直领导和管理结构已被破坏，被迫采取了直接调动武装部队讨伐镇压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的军事行动。
1989年4月，政府军队在第比利斯镇压了未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的示威活动，造成18人丧生，这个事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90年1月，为防止骚乱，当部队进驻巴库时，造成约100人丧生。1991年1月，在维尔纽斯和里加也发生了示威群众与军队的冲突，并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些事态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中央与各共和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发和增强了它们争取主权的愿望。随着执政党的崩溃，并从政权中脱离，开始了民族共和国从全联盟中央分离的进程。1988年11月，第十九届党代表会议的几个月之后，爱沙尼亚最高委员会通过了主权宣言。1990年3月，立陶宛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立陶宛恢复独立”的决定。
时至1990年，联盟共和国争取主权的愿望更为广泛。在民族主义运动前线的影响下，更多的联盟共和国的代表机构开始发出退出苏联的声音。为了试图控制这个进程，1990年4月苏联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苏联、联盟和自治共和国经济关系基础的法律”和“联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相关问题的解决程序的法律”。
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支柱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样也表达出民族独立的愿望。俄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中一直大力强调所有共和国的政治平等，并在政治体制中得到巩固。比如，爱沙尼亚拥有150万人口，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民族委员会中有32个民族代表，俄罗斯联邦曾有1．4亿人口，但代表人数却与爱沙尼亚共和国的相同。这种代表人数不对应等类似问题在俄罗斯人看来是对他们的不公平，越来越多反映相关情况的文章开始刊登在不同出版物上，文章表达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被剥夺者，是其他共和国的长期“供血者和支援者”的看法。因此，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的第一届人民大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这一天被宣布为国庆节。一年后，1991年6月12日由通过全民投票，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这时，苏联解体已经是不可避免和无法逆转的了。
试图挽救该联盟的另一个尝试是1991年春推出的。根据3月17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在全国进行了是否保存苏联问题的首次全联盟的全民公决。尽管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拒绝参加投票，但仍有76．4％的参加表决的人同意保留联盟。全民投票的结果给准备新的“联盟条约”提供了根据，该条约定于1991年8月下旬签署，但没有得以执行。1991年年底，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同白俄罗斯总统、乌克兰总统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签约，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脱离了苏联，此时的苏联已经名存实亡。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从此，苏联正式解体。
当然，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复杂，客观和主观原因并存。但应该指出的是，推行俄罗斯化的民族政策所引发的民族、族群矛盾和冲突，加快了苏联的解体进程，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变迁——1992—2008年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最大的支柱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成为原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的民族问题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只是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俄罗斯联邦内部发生了巨变，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新的国家认可的民族国家体制和民族政策。它的任务在于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的统一和稳定，保证不同族群的利益协调，为俄罗斯各族群的发展与合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特别指出的是，本节内容是对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最初几年的俄罗斯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的历史回顾，当时法律条款和文献中，很少使用族群（этнос）概念，为了与国内民族概念的翻译传统保持一致，本节内容在介绍俄罗斯族群问题的相关法律和官方正式文件时，使用了“民族”一词，但它所指的是现代族群概念的含义。
一、制定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的提出
制定科学合理的民族政策构想，有助于揭示民族关系中的消极负面因素，把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民族复兴巨大的潜在力量转化为争取国家统一和团结的动力，从而推动族群关系的和谐发展。首要目标是保证居住在不同族群地区居民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确立族群尊严，克服少数族群成员疏远本族群的文化、语言和传统的趋势。政府的执行和立法机构的任务是保障不同族群、语言和信仰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