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董仲舒论名，有时又近于“名在于实”一派。如下文所引：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深察名号篇》）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实性篇》）又如：《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
（《深察名号篇》）
大概董仲舒论名，以为一物有一物的“真”性。这种真性即含在那物的“名”里。物的“真”性，生于自然，故又说名是表示“天意”的。（古音天、真音相近，“真”读如“填”、“滇”。故真属天然而伪训人为。）因为名是表示物之“真”，天之意的，故深察名号，可以得知物理天意。得知物理天意，便可以审是非、定曲直。故说：
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於非也，犹绳之审於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矣。
（《深察名号篇》）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的正式解说。孔子的“政者正也”，儒家的“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乐者乐也”，都只是用这个方法。独有董仲舒把这种名学说得明白清楚。他说：
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同上）这两个例，都是用声音相近的字来说明字义。有时他也从形体一方面着想。如《王道通篇》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许慎《说文解字》即引这话说“王”字。可见董仲舒一派的正名论无论如何荒诞，在当时颇能引起学者对于文字训诂上的兴趣。无论他是从声音假借下手，还是从形体构造下手，总而言之，董仲舒的正名论只是教人深察名号，要从名号里而寻出所名的事物的真意义，寻出了这个真意义，然后拿这真意义去审定那事物的是非得失。这是公羊、榖梁两家《春秋》学的根本学说，这是孔门正名主义最明白的解说。
四、董仲舒《春秋》
董仲舒的《春秋》学，最得力于正名主义。故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鹢之辞是也。凡是偏重名的名学，其结果一定是一种尊上抑下，尊君抑民，尊全体抑个人的伦理政治学说。这是百试不爽的定理。董仲舒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又说“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篇》）。名是全称，故尊名的人自然趋向最高最大的全称。
欧洲中古时代，最大的全称，在天上是“上帝”，在人世是“教会”。中国中古时代，最大的全称，在天上是“天”，在地上是“天子”。故董仲舒《对策》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此指《春秋》书春王正月）。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又说：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又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志也。（《玉杯篇》）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的大纲。他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又要“屈君而伸天”。总而言之，只是要求一个最大的全称，“辞之所谓大”。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切要的。汉初兴时，那许多功臣都是高帝从前的平辈，没有什么君臣名分可言。所以有的“沙中聚语”想谋反，有的在朝廷上“拔剑砍柱，争功妄呼”。
后来虽然杀了韩信、彭越，虽然定了朝仪，终不能使人不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所以汉兴百年之内，有陈豨之反，英布之反，济北王之反，淮南王长之反，吴楚七国之反，淮南衡山王之反。
所以当时的要务在于提倡一种“辨上下，定民志”的学说。叔孙通、董仲舒一般人“屈民而伸君”的学说正是当时所需要。这是尊君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恰与此相反。汉代的专制制度当时虽不曾十分完备，却是非常严酷。如《汉书·刑法志》说汉初夷三族之令道：
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孝文二年，……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后元元年）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法律如此惨酷无人理，君主的威权遂没有限制。所以那时的儒者又不能不想出一个可以限制君主威权的物事。那时的君主又都是迷信鬼神、信方士，妄想长生不死的人。
于是那时的儒者自然想到“天”的观念，要想请出“天”来压倒君主的威权。所以董仲舒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又要“屈君而伸天”。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苦心。
我们虽不能说那些人先存一个限制君权的观念，但是那些人生在那时代，看着那时势的情形，有意无意之中，遂不能不有这种双方的主张。我们生在二千年后，先怀了二十世纪的成见，对于这种尊君信天的主张，自然不能满意。
但是读史的人，须要有历史的观念，须要能替古人设心处地，方才可以懂得古人学说的真意义。
例如读董仲舒的《对策》，须先看汉武帝策问的题目是什么。武帝问的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
董仲舒借着这个机会便发挥他的《春秋》之学，说“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的道理。一个“畏”字，很写得出他捧出“天”来吓倒那迷信的皇帝的心理。
所以我说这种学说的发生，依历史的眼光看来，是很可原谅的。至于这种学说内容的价值，那另是一个问题，又当别论了。
五、六科十指
董仲舒研究《春秋》，归纳得“六科十指”的义例。“六科”见于《繁露》的《正贯篇》（第十一），但原文的文字太糊涂了，旧注家如凌曙、苏舆都不敢指定六科是些什么。我也分不出来，所以也不敢胡说。“十指”见于《十指篇》（第十二），原文如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
（一）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
（二）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
（三）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四）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
（五）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
（六）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
（七）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
（八）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
（九）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
（十）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
他自己又申说一遍：
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著矣。
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木生火，火为夏，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则天所欲为行矣。这十指的条理不很清楚，文字也太简略，故意义不容易确定。所以后人大概都不用董氏六科十指之说，而自定义例。如何休（东汉人，死于一八二，作《春秋公羊解诂》）便有“三科九旨”之说：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引见《公羊注疏》）后来又有宋氏（不知何名，也不知何时人，引见同书）的三科九旨。
三科是：“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九旨是：“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清朝公羊家的说法又不同了，如魏源的《春秋公羊通义》的自序说三科是：“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九旨是：
天道者：一曰时（四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
这些说法都可以表示越到后来，条理越分明，越好像《春秋》真有这些义法条例似的。其实都只是说经的人自己读出来或读进去的义例。作俑的人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的十指，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稍加解释，使我们明白他的意思。
1.举事变，见有重焉。
2.见事变之所至者。
3.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这三指是相连的。《春秋》是一部史书，故所重在于记事变。但董仲舒说，事变必有一个“所至”，那是“果”；又必有一个“所以至”，那是“因”。他说：
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以贵微重始也。（《二端篇》）这是用灾异来说小大微著之理。小者微者是“所以至”，大者著者是“所至”。谨小而慎微，使“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便是“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竹林》篇说此点更明白：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案《春秋》而適（同“谪”，责也）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苏舆说，故疑作效）。
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成公二年）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
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鞍，护齐顷公，斮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慑鲁胜卫，得志而骄慢，是“所以至”。辱身辱国，是“所至”。恐惧修省而终身国家安宁，便是“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4.“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他说：“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这一条的用意只在明君臣之分。鲁国公子友酖杀同母兄公子牙，《春秋》书法是“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传》说：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公于友）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然则善之欤？曰，然。……季子杀兄，何善尔？诛不得避兄，君臣之义也。（庄三二年）为了“君臣之义”，弟可以杀兄，而《春秋》以为善。这是公羊家的立论。“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即是此意，国家是干，是本；私家是枝，是末。
后来封建变为一统的帝国，春秋家又创为“大一统”之说。《公羊传》开卷便说：“何言乎‘壬正月’丰丁举也。”董仲舒在他的《对策》里也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他在《繁露》里说：
《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適（同“敵”，比也）天子之贵。
君亲无将，将而诛。（“将”是起意谋反。此语始见于《公羊》庄三十二年传，文理不甚通，意谓对于君亲不得起逆意。汉人引此文往往改作“人臣无将”，文理稍通。）大夫不得世。（世是世袭）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王道篇》）这便是“大一统”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5.“别嫌疑，异同类。”
这一指是辨别是非的方法，本来只是正名主义的名学的一部分，却被春秋家加上了许多很微细的分析，遂成为后世史家所谓“书法”。董仲舒说：
《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玉英篇》）他又说：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公羊传》，成二年，鞍之战，齐侯被获。逢丑父为齐侯的车右，面目衣服与齐侯相似，他代齐侯居左，故意叫他去取饮水，齐侯遂得逃去。晋军主将遂斩逢丑父。）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相祭仲，要他“出忽而立突”。祭仲遂纳突于郑。过了四年，忽始复国。《公羊传》以为祭仲“知权”。）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
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郑忽出奔以避弟突）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子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逢丑父是也。（《竹林篇》）这样“别嫌疑，异同类”，便是后世的做史论。
6.“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春秋家多尚贤之论。贤者之行，有善则特别褒许，有过则曲为隐讳，故有“为贤者讳”之义法。董仲舒屡论及这一点，文多不便引用。（如《王道篇》论司马子反一长段，最可读。）他的《对策》第二篇全是说贤才之重要，归到兴学养士，量材授官，正是春秋家讥世卿而重贤才之义。
7.“亲近来远，同民所欲。”
旧注家多不明这一条的意义，故凌曙无注，而苏舆注云.“近远虽殊，民情则一。”其实董仲舒自己说的很明白：
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兵）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甚疾已。皆非义也。（《竹林篇》）春秋家以为“春秋重民”（见《竹林篇》），又说“《春秋》重人”
（见《俞序篇》）。重民故要“同民所欲”，故主张以文德亲近来远，而反对战争。董仲舒说《春秋》记事：
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所重是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竹林篇》）8.“承周文而反之质”。
这是当时学者的一种历史哲学，可以说是当时儒家的一种循环的历史观。董仲舒承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又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楚庄王篇》）
这两个明明相反的观念——法占和改制——怎样可以并存不悖呢？他说：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