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的纪念日，中共贵委高家花园开纪，出的有秦天真、吴实、惠世如、金风等省、市老同志，及李万禄、赵西林、廖海波、刘也强等当时的市领导。秦天真在致词中说：“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三十年代，得到高可亭（高昌适）乡绅的默许和支持，高家还有七位有识之士，投身革命，如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琦等。”
为了宣传高家对中共贵州省地下党组织、对解放贵阳作出的历史贡献，著名学者刘学洙先生撰写了《“高家花园”春秋》等文章公开发表于报刊及网络。乌当区地方志主编邵德龙老师深人调查采访高言志高言善的亲属及知情人，调查采访中，邵德龙老师还从知情人手中获得珍藏几十年的高言善烈士庆祝抗战胜利的遗书。他根据调查采访获得的材料，查阅历史资料，撰写了《早期中共地下党员高言志》《贵阳“双十一”惨案烈士高言善》等文史稿件，先后在《贵阳文史》《贵阳乌当》《新天通讯》等报刊杂志公开发表，对高言志、高言善的革命事迹进行广泛的宣传，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笔者怀着对积极支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廷瑶后裔无比崇敬与缅怀之情，根据《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历史》、《贵阳市革命烈士传略》、《中国共产党乌当区历史》、《贵阳市乌当区革命烈士简传》、《贵阳市乌当区志》等相关史料整理，对高廷瑶后裔中分部代表人物的先进事迹作一个简单的介绍，旨在进一步学习和宣传以高昌适等为代表的高氏后裔的先进事迹，鞭策激励后人
高昌适老成持重，社会经验丰富，因此在贵州军阀轮番争权、抢劫洗城时期，应付得当，使高家幸免于难，屹立不倒。他身处上层社会，对当时社会之黑暗险恶心知肚明。又由于他自有操守，所以对年轻子弟追求光明进步，深怀同情，暗中支持庇护。更凭高府有利的社会地位，成功地使高家花园成为中共贵州地下党长期进行秘密活动的场所。他是旧社会乡绅中颇有正义感与是非感的贤达之士。不仅支持地下党活动，而且还出面两次营救其堂弟、地下党员高昌谋出狱。对其子高言善及侄儿高言志等参加贵州地下党组织，他不仅不加干涉，采取默认与支持的态度，而且明知共产党人秦天真、徐健生等常住高家，并带着一些进步青年出人高家开展活动，他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暗中庇护。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上层人士，他明知自身的阶级利益与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水火不兼容，然而，他深明事理，认清时代潮流，不仅希望自己的子弟有光明的未来，而且希望黑暗腐败的社会能够早日结束。所以，他以宽厚开放的心态，默视着旧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动，暗中给予积极的支持“像高昌适这样的人物对进步事业的支持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平民百姓所无法替代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决不能忘记像高昌适这样的旧营垒中的大好人。
高昌隆，字自约，他是高昌适的同胞兄弟，是国民党要员吴铁城的亲信。1932年吴铁城任上海市长时，高自约任市政府秘书。抗战期间，吴铁城坐镇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他为机要秘书。高自约虽身为高官，而个人操守极严，生活异常俭朴。对友侠义厚道，凡是别人有所求，他总是尽力相助。他曾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身份，长期掩护员。
1945年，郭沫若日籍夫人在东京，高昌隆与同僚黄苗子，通过吴铁城给国民党驻日军代表团发电报，设法保送她回国。解放后，高自约任贵州文史馆馆员，负责调查编写贵阳地区文物史稿。1958年，负责撰写贵州沿革建制，日夜操劳，在初稿完成之日去世。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对高自约历史调查结论是：“高自约先生，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做事时，曾多次利用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从事革命活动。表现进步，对革命有贡献，系爱国进步人士。”
2003年，高自约之子高言经先生编印了他父亲遗诗耻躬堂残稿》一册。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在序言中写道：“自约先生在波谲云诡的二十世纪上半期，读书于贵阳、上海）南洋各地；在宁、沪、穗、渝的民国政府作过官；经历过国内战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岁月。先生见识高远……留下的诗稿400余首，起自1928年，止于1943年。15年间国家多故，政坛复杂，人事沧桑，自约先生诗中依稀可见斑斑史迹，读来令人深思。”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旧式知识分子，高自约有着自己的为人准则，他不因职业的政治分野，忘却友谊与人性；不因个人利害得失，而泯灭良知。因此，在白色恐怖时期，他写诗悼念他的亡友、中共党员、1927年“四·一二”就义于南京雨花台的文雨农烈士。他的长诗《哀亡友雨农君》始作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月，民国十七年（1928年）元月十六日中宵危坐续成”，情真意切有句如：“嗟嗟若人纷长往，苍茫四顾增凄惘。叹逝诚抑良友怀，窥国难遣真才想。潢池窃弄滋漭沧，万骨云枯毋乃狂。”读之令人感慨。
高昌纬，1927年赴上海，就读于大同大学，因经济中断而缀学。考上无线电报务人员养成所，毕业后先后任招商局、轮船公司、欧亚航空公司报务员。曾掩护救助几位同事地下党员，如：董必武的交通员、成都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汪声和，以及吴志恒、罗若遐等。解放前，任中央、中国航空公司成都电台台长，拒绝去台湾，保护好电台的财产，完整交给解放军军代表，从此服务人民航空事业，为中国民航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
高昌华，左翼积极分子、教授。1935年去广西梧州大学读书，曾作为贵州地下党的联络员，先后帮助贵州地下党负责人秦天真、徐健生等安全转移。解放后任昆明工学院教授、省人大代表，参加民盟。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被迫自戕，终年五十五岁。
高昌谋，中共地下党员，烈士。1934年前后秘密加人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怕时期，不顾个人安危，投身革命工作，两次被捕，经多方营救出狱。1950年5月13日，被国民党残余武装残杀，时年36岁。高昌谋与徐健生是同学，徐健生常出人高家花园，与高家有50年交情。李骥（原中联部办公厅主任）当年由思南逃出时，在贵阳也全靠高昌谋接待安排。
高昌国，1927年在上海就读于南洋中学时就加人中共南洋支部，由于几次学生运动，给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于是，南京政府下令解散学校，高昌国北上，考人北平大学医学院，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毕业后一直服务于军界，官至上校，解放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主任。文革中被赶下乡劳动，受尽折磨，坏了一条腿。
高言善，他是高家花园当家人高昌适的儿子，贵阳解放前夕“双十一”惨案烈士。生于1928年，高中时秘密加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担任学生刊物《学声》主编时，揭露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进人贵州大学后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7月19日被捕。解放前夕，于1949年11月11日“遭反动派集体屠杀于贵阳北郊沙河桥”年仅21岁。
高言诗，三十年代服务于贵州汽车运输公司“1939年调花溪站长。为帮助筑光社地下党员逃离花溪而遭撤职。并多次为帮助地下党员逃离贵阳而努力。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帮助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潘汉年秘密逃离贵阳。
高言志（1911-1986），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时期，毅然投身革命，于1934年5月参加贵州地下党九人会议，积极从事创建贵州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并于1935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34年到1941年初，高言志在党的领导下，先后以“高家大少爷”的有利身份，以及教师、银行职员的职业为掩护，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把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党活动的机关，并充分利用其的社，命，集命经，命的职业和生活，以及担任联络、交通等工作。
1941年1月，按党组织的指示，执行“隐蔽骨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疏散到重庆，随后又辗转于四川重庆、湖南常德、新疆迪化等地，一方面克服许多困难，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继续寻找党组织。1949年初，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参加了革命进步组织“先锋队”。在该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活动，了解到当时新疆敌特方面的重要情报，并及时向该组织作了汇报。在新疆起义时，高言志又妥善地保存了国民党中央银行迪化分行的大量资财和重要档案，完好地移交给人民政府。1954年，高言志因所谓的“政治问题”
蒙受不白之冤，先后两次人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逮捕审查。在长期受到审查的情况下，高言志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1979年7月27日，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正式批复了贵州省财政厅党组、省财办党组《关于高言志同志政治历史的复查结论报告充分肯定了高言志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落实政策后，高言志继续怀着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从事党的政协工作，直到逝世前都还在关心贵州革命史、党史的编写工作，为革命奉献了他的毕生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