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女，高家唯一的女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5月，经中共贵州工委成员高言志介绍，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工作，把“筑光音乐会”转变成一个进步的青年组织，开展歌唱抗日救亡活动，震动山城。1938年2月，组织营救“学生联合会”被捕同学，积极在中青年中扩大党的影响，介绍进步青年多人人党。1949年，贵阳于极度中，高旭被迫出走，定居香港。大陆开放后，积极参与为祖国办好事的活动。几次回乡，关心支持贵州党史研究工作，前几年病故于香港。
在一代廉吏高廷瑶先生廉洁、开明、进步思想与人格魅力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以高昌适为代表的高廷瑶后裔们的先进事迹，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真可谓是一门忠义，光照千秋。
六、我的“九爷爷”
冯飞
2007年初夏时节我因病住院医生虽对我进行了必要的手术治疗，但是此后，疾病依旧纠缠不休、迁延反复，为此我很苦恼。恰好这时，一位很有个性的文化老人出现在我命运之中——他就是《新编贵阳高氏渤海堂族谱》的主编高铭琦老人
（1）
高铭琦老人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同时，他也是高氏家族中不可多得的文化传承人与他结识，源于我与其侄孙高言义的交往。
大约在1992年夏天，我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当时新天寨镇的副镇长高言义先生。那时，高先生年纪约在四十七八岁左右，而我刚从拉萨戒严部队退役不久，年龄不过二十出头，血气方刚。高先生为人大度，性格豪爽，十分令我钦佩。随着交往的加深，我们相互引为知己。
贵阳高氏的字辈，是“大廷以培铭，昌言师汝锡，怀德乃龄修”十五个字，供后嗣子孙起名。据高言义介绍，他是高廷瑶老人第六代孙。“我们家族很注重家规族训，教育子女推崇忠孝、悌信、仁爱、谦让、厚朴、长幼有序等传统美德。”高言义说，“自青书老人（高廷瑶）以来，我们后辈子孙遵照祖训，延续了耕读传家的思想，以读书为荣。子孙不分男女，由自家私塾启蒙，陆续读四书五经。因此，家们族中读书风气历久不衰。”
高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向我介绍了高家近现代中，比较有社会影响的著名人物——
高昌炯（字士光），工业教育家，1940年创办贵阳高级工业学校，该校后来并人贵州工学院。高昌适（字可亭），乡绅，文笔街家长。高昌隆（字自约），诗人，书法家金石家，着有《耻躬堂残稿》，该书现为贵州省图书馆收藏。高昌国（字晓霖），其早年在上海加人共产党，后人左联，是高家最早的共产党员。高迪（字启吾），女诗人。高旭，高家唯一的女地下党员。高昌华，左翼积极分子、教授。高昌谋，烈士。高言志，曾参与筹建贵州地下党，1935年正式加人中国共产党。高言善，贵阳“双十一惨案”烈士……
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然而，中华民族在“十年浩劫”里遭受的创伤尚未完全治愈，惠泽华夏儿女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此时正濒临崩溃的边缘。金钱至上，无视民生，贪腐不耻，奢侈享乐的风气，似乎成了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流。可是在高言义先生那里，我们谈论的话题总离不开家族、传统文化、地方历史等内容。十余年间，我们彼此交换着冯氏、高氏两个家族的文化信息，例如修纂族谱、培修祖墓等等，从中我获益颇深。在高先生那里，我生平第一次听到其先祖“高廷瑶”的名讳和事迹，第一次听说有个叫“高铭琦”的老人不顾年迈，正组织了族中的有识之士四处奔走，共同修纂《高氏族谱》。
同时，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贵州有一本古籍叫《宦游纪略》。那时我正在自学法律，当我读完有关教程，这才了解到高廷瑶老人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而在此之前，我们只知包公而不知贵阳的“高公），只知“铡美案”、“双钉案”而不知高公办理的“范寿子失踪案”、“狱卒教唆诬陷案”、“判处葡萄牙官员绞刑案”、“黎家窝藏盗匪案”等著名案例。为此我颇觉愧疚，觉得自己不但灵魂里俗气过重，而且读书太少孤陋寡闻，怠慢了高廷瑶这样的清官廉吏、文化先贤！
五年前的一天，高先生乔迁新居，亲朋好友前往祝贺。于是，我在这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高铭琦老人。高铭琦老人是高廷瑶的第四代嗣孙，同时，他还是近年来家族里公认的族长。高铭琦老人生于民国八年（1919年在高家“铭”字辈中排行老九，与高言义的爷爷属同一个辈份。为头方便，我也随着高言义称呼他“九爷爷）。
九爷爷那时年近九十，他虽面容清瘦但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只是背部微现弓屈。当时，九爷爷听了高言义的介绍后，兴冲冲地拉住我的手，赞赏道：“你不错啊，年纪轻轻就把我们贵阳的故事写成了历史小说，而且是长篇的，不容易咧！”这时我才感觉到，九爷爷的手。
我说，“九爷爷，你年轻时候向往自由，追求民主，很早就参加，生为。了少的，我，这个家族。”九爷爷谦逊地摆摆手说：“吃苦是事实。但人生就应该奋斗，不要耽于幻想，坐享其成。”高言义说：“九爷爷，小冯是《冯氏族谱》的总纂，他还带头捐资，组织族人整修了几十座祖墓！”“是吗？！”九爷爷似乎有点惊讶。他站起来重新拉住我的手，高兴地说：
“不简单不简单，少年有成！你修冯家的族谱，我修高家的族谱，我们这还真是志同道合呢！”
（2）
同九爷爷见面之前，我曾对贵州地方史作了些初步研究，并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总嫌片面粗略。更为糟糕的是从2005年开始，一场大病对我的健康构成了严重危害。长达数年中，我为无休无止的疼痛所苦，暗无天日。输液、打针、熬中药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根本无法静心读书，更谈不上写作。九爷爷为此劝慰我道：“世间这些凡人，都难免要生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病魔对抗，你要有耐心，还要有信心。”听说我对高家历史感兴趣，九爷爷鼓励我说：“现在你好好养病，等身体痊愈了，你就以高家花园为题材，再写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至于资料，我负责提供你看行不行？”听了这话我感动得眼眶模糊，喉头哽咽。虽然我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但我似乎觉得自己的疾患轻松了许多！
高言义乔迁新居的宴席，主人特意安排我和九爷爷同桌。席间，晚辈们纷纷起立，情真意切地双手捧杯，给九爷爷敬酒。老人一边频频颔首致谢，一边浅饮回礼。
我记得当时，九爷爷还就祖宗崇拜和孝文化有过一段评述。他说：“家族是构成国家的主要元素，家族文化也是民族文化。对一个国家来，这不的。如有一，要我族，它一定会首先颠覆我们的祖宗崇拜。孝文化、祖宗崇拜，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内涵。民族文化要是被颠覆，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了，人心，也就散了！当亡国奴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啦！”
语重心长一番话，显示出九爷爷率真、坦诚、倔强的个性。使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思想深邃、值得信赖的老人。《增广》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忧国。五年前的那个夏夜，当九爷爷在蚊虫飞扑的路灯下和我挥手道别，我突然对“相见恨晚”和“依依不舍”两个词有了别样的体会！
要了解高铭琦老人，就必须知道贵阳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秦天真与“高家花园”的渊源。贵阳省府路尽头文笔街的高家花园又称“怡园”、“怡怡楼”。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中共贵州地下党将此作为秘密联络点，地下党领导人林青、秦天真、缪正元等多次在“怡园”隐蔽。1935年，中共贵州省地下工作委员会在此成立。此后，高家花园为共贵州委要的动点点。的后人高言志、高言善、高铭琦等，有的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有的正式加人了中共地下党。省地下工委书记林青牺牲后，高言志按照上级党组织的部署安排，在白色恐怖下完成了安葬林青遗体的任务“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高家花园作为贵州省工委旧址，被列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省委、省人民政府又将高家花园改建为“中共贵州省工委旧址纪念馆）。
199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这天，中共贵阳市委在高家花园旧址举行纪念大会。除贵阳市现任领导外，原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秦天真也应邀出席大会并致词，秦天真在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三十年代，得到高可亭高昌适）乡绅的默许和支持，高家还有七位有识之士投身革命，岁高昌谋、高旭、高言志、高言诗、高言书、高言善、高铭琦等……”
“高家对贵州地下党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和忽视。”
这是秦天真对高氏家族最中肯的评价，也是对高可亭、高昌、高人的和。：人，报。惭愧的是现实并非如此，长期以来我辈许多人对歌星的名字、年龄、个人爱好、风流轶事等趋之若鹜，如数家珍，对高廷瑶这样一位文化先贤却知之甚少或冷眼相待。虽然我们或多或少听到过“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华家的银子”之类贵阳老话，但有心对其探究者微乎其微。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不幸，也是一座省城的悲哀！
欣慰的是近年来，通过学者刘学洙、王尧礼和高言经、高言常网名“丁年”等高家后人撰写的《高家花园春秋》、《高家花园》、《折狱能手高廷瑶》等文章，世人逐渐对高廷瑶有所了解，并对“高家谷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人文学者，正把他们关注的目光，转向贵阳文笔街那座身世不凡而又历经沧桑的“高家花园）。
一个魅力恒久、令人怀念的长者，他（或她）可能首先是一个有故事、有阅历、有教养的人。刻骨铭心的人生磨难甚至屈辱，使他们往往具备了宽广豁达的心胸，无论什么境况都能从容应对，并最大限度地包容一切。他们的魅力，其实就是善良、公平和宽恕的力量。坦诚、体贴、与人为善，思维方式不拘一格，几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同理，但凡名重一方的大家族，必然是一个有文化张力的家族，一个精英荟萃、人才辈出的家族，一个注重传统美德和家规族训的家族。它所具备的人文积淀、道德素养和与人为善的家教内涵，足以接纳、吸收并滋养任何外来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从而以忠厚待人、诗礼传家的门风庇荫后嗣、泽被千秋。贵阳高氏，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魅力无穷而值得敬重景仰的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