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敲门声响起时，我正在阳台上。天幕是一块巨大的烟水晶，黯淡而透明，像旧式写字台上厚重的茶色玻璃板。下面是层层叠叠的剪报：琐碎的铅字，黑白相间的图片，陈旧泛黄的光色是沉沉压在天边的雨云。远远传来冗长的蝉声，沉闷的雷鸣，人们的阵阵絮语和叹息。天像有流苏的波斯挂毯一样低垂下来，现出四角的弧度。绰约的紫色水雾从每一个角落升起，阴魂不散地逡巡在城市上空，模糊了水晶的澄澈和人们的视线。风从天际降下，酝酿声势，集结能量，仿佛要与静止的时间决一死战。
“暴雨一场。”我想，“这才是北方的夏天！”
然而我来不及关窗便去开门。以高中生的眼光评判，来者一身行头颇为古怪：皱巴巴的衬衫，破了几个洞的牛仔裤，脏到发灰的旧球鞋，脖子上挂着骷髅和望远镜。凭这副德行我一眼认出，此君正是老友米开。
“喏，让我进去吧。”见我盯住他红蜻蜓一样的眼镜不放，他夸张地摘下镜架，作了个挥帽送别的四不像手势。
倒像是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我耸耸肩，侧身让他进来，一边把满沙发的书扔到床上——全是些复习资料，试卷啦、题型整理啦、笔记啦，昔日无限重要的黄金资本，如今花谢花飞满天地散落一地，成为一个过去时态的象征。
“怎样，考完了有啥感想？”
我使劲咽下“你来找碴儿是不是”这句硬邦邦的回应，低下头，余光扫向房间的另一端。沙发上一片空白，与余下空间的混乱感形成荒谬的对照。老米大咧咧地跨过我的视线，一屁股坐进那片空白，那德行简直让我想把他扔出去。
“没感想。——要不要咖啡？”
这问题十足可笑，显然是为了转移话题而存在。但我只是立在茶几前，像个提前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只待来人按下“Yes”的按钮。
我走进厨房，从塞满器皿的储物柜中翻出一罐磨好的咖啡粉。将粉末倒入咖啡机，加适量的水，按下按钮，等待深褐色的液体缓缓流出。一切按照程序进行，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机器嗡嗡地运转期间，我支起耳朵，听见风从窗外源源涌入。单薄的窗帘像肥皂泡一样鼓胀起来，任何一刻都可能是危险的，让它在阳光下碎裂，粉身碎骨。
“看这风……”老米自言自语。
“嗯？”
“风啊。”他的语调在我听来夸张得过分，“它是力量的产物。”
“一切都是力量的产物，”我将两杯咖啡推到茶几上，直起身来，“来自大自然的一切。我们除外。”
“那么人类的进步呢？”
“进步？这种事可没发生在我身上。”
“你简直像个反人类者。”老米哂笑道。
“是啊，以一己之私否定整个人类，简直罪大恶极了呢。”
其实我是在说气话。在老米眼中，大自然的一切都具备不可言说的神圣属性，使他不得不为之倾倒。这种时候他像个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者，赞美起宇宙的和谐来，那是好话说尽，毋庸置疑。而作为一介摄影狂人，他还强调“用最客观的眼睛看世界”，以达致最纯粹的美感。一朵花就是一朵花，不是水鸟、沙漠或者星星。我承认，这一点我做不到。主观情感在人们心中所引起的激荡，之于我，我是不可能与之分离的。但我并不反对他的视角，甚至有些羡慕：剥去人类强行附加的感性成分，想必能看见最纯粹、恬淡而优美的自然。
而那样的自然，大概是我无法认识的吧。
置身事外时，人人都是出色的理论家，但卷入漩涡中心又是另一回事了。保持理性多么艰难！口头上冷嘲热讽、不以为意、镇定自若，轮到自己时还是要惊慌失措，像门前的一条老狗，流露出哀怨的、随时可能被命运抛弃的眼神——想到这里我简直要狠狠地鄙视自己。明智、冷静，摈弃一切不必要的情感——这样的话，人们可以免去多少不必要的痛苦，只是生产抗抑郁药的厂家不免要嘀咕一番了。
遗憾的是，绝对理性大概是上帝的视角。人仍在他内心的十字架上受着永恒孤寂的折磨。
以整个人类的困境作为借口，“不止我一个”，对不对？
够了，又一个逃避的理由而已。
我一面胡思乱想，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天边的云被翻卷涌动的强大气流一片片扯碎，像小孩子粗暴对待即将凋谢的花朵。每一片被抛入死亡深渊的花瓣都是即将消逝的时间。我们无法将它留住，你或我。
还要等待多久呢？
寒凉的气流骤然冲入室内，从后脑一掠而过，冷冷地刺痛人的神经。我站起身，一瞬间与窗外暴烈的风拉近了距离。窗帘挑衅似的在我们眼前高高扬起。
“关上窗吧。”老米放下杯子，懒洋洋地站起身来。
对自然界的狂暴力量，只能如此抵挡。所谓人类文明，不过是掩藏在一幕玻璃后的脆弱灵魂。
窗闩上那一刻，一道狭长的闪电横过天际，像是愤怒地抗议着什么。这微不足道的举动，终究斩断了人与外部空间的联系。云层破开，水晶帘的伪装被恶意的目光撕裂，远行的大船劈波斩浪划开平静的海。暴雨随即从昏黄的天幕后倾泻下来。
我坐下来，老米从对面投来关切的目光。那目光的重量沉沉地压迫着我，让我抬不起头，喘不过气。
“你来找我，想必不是只为了躲雨的吧。”
“你猜得太对了！”
这算哪门子冷笑话。我想做一个应景的笑容，却笑不出来，机械地搅动着已经冷掉的咖啡。老米沉吟了一会儿：
“或许你不爱听。”
“这话怎讲？”
“劝说，或者游说，才是此行的正题。”
雨一直下。大滴的雨水猛烈敲打窗沿，发出空洞的回响，像落在某条中世纪的青石小巷上一刻不停的脚步声。在雨声里我的意识穿过时间，回溯到自身存在之前的许多年：那里有人声，有世界最初的光芒，有浩瀚无际的大海与漫山遍野的花香。但那里没有我。我是隔离在世界之外的。
雨水沿着玻璃汹涌而下，留下曲折的纹路，像受过鞭刑的背脊上触目惊心的伤痕。天空转为不透明的灰白色，像大理石密不透光的波纹，水晶般的色调不复存在。从最远的天际到茶几一角，我收回了视线。发出的似乎不是自己的声音：
“好吧，可以进入正题了。”
2
三天前一早，蒙头大睡的我被我妈叫醒。她举着话筒，要我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现在。立刻。马上！尚在蒙眬之中，我凭着本能按下一串数字，随即在对面传来的机械女声中猛醒过来。字字甜美、冰冷、咬珠断玉，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魔镜魔镜，请你告诉我，什么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数字？”
“我的高考分数。”
它属于我。多么恶俗老套的笑话。
后来的日子里，我反复问自己：这有什么不正常吗？考砸了这回事，并非概率低于千分之三的不可能事件，甚至有时候相当普遍。那么，为什么那个倒霉蛋只能是别人，不能是我？这其中依据何在？来自平时成绩吗？小到每一场鸡毛蒜皮的测试大到全区排名的统考？可是，就算你都表现得很好——十之八九那种水平的好——也不能说明什么。高考只有一次呀。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萨特老人家说了，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我的高考成绩已经存在，它与我的“本质”——平时成绩所反映出的水平——的确未见得有什么关系。是的，就是这么回事：愤怒也好，不可置信也好，它确实发生了，落在我的头上，使得一切额外反应成为多余。
是嘛，其实你早有预感，对不对？其实你知道你发挥得不好。其实你看过标准答案就知道得差不多了，但还抱着那么一点影影绰绰的希望的裙角不放，以为自己估分过严，实际成绩还有向上浮动的可能。实际如何？比你的估计还要差劲吧。感觉终究被证实了。承认事实吧，考砸了就是考砸了，没什么道理可言。你不必这会儿才装出呆若木鸡的样子；不必抱任何自我欺骗的幻想，你早就明白。
我当然明白。
这便是事实：我考得不好——尽管大家都在说“考得不好”，那不过是过度谦虚的产物而已。更可悲的是，我居然还在一往如前地自我欺骗，直到成绩下达，才大梦初醒，在众人面前一副茫然无知的模样。这感觉简直糟糕透顶。
一场无可挽回的全局性灾难。骰子不在手中，滴溜溜地，我的命运不知在谁的手心滚动。
原因？
我对此一无所知。非辩解不可的话，只能说，高考时我不在状态。多么万能的借口。
“我上班时不在状态”，于是我丢了工作；“我上战场时不在状态”，于是我丢了命。是的，借口多么简单，后果却很严重：三年以来，我为选择大学作的一切努力都被抹杀了。十八年来，我第一次在重大考试中翻船，却栽在了最关键最顶用最牛×的高考上。
去你的吧。
我翻身坐起来，看着桌上的书本，还是有理有序的。笔记上、卷子上抄写的字迹，还是有模有样、清秀齐整的。考前统一发的“官方”意味颇浓的透明塑胶文具袋，还在桌上纹丝未动，内有考试时用的黑色水笔三支、涂机读卡的2B铅笔两支、橙色乳胶橡皮一块、钢尺一条、塑料三角尺两把、不锈钢圆规一把。准考证皱巴巴地躺在袋底。我将它翻过来，看见自己初三毕业时照的证件照，尺寸扭曲变形，模样却基本没变：那时候我短发，不戴眼镜，眼睛锐利有神。现在的我架着三百五十度的眼镜，黑眼圈，满眼血丝，老相横生。这便是高考与中考的不同之处，代价不同，结果更是不同。
遗憾的是，我甚至找不到什么好理由为自己辩解。考试本身是公平的。既然把自己的位置放在这个公平的战场上，就要遵守它的规则，包括一切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结果。何况，我曾是这个制度的受惠者之一——一个一帆风顺的好学生，仅有的叛逆举动不过是坐在前排堂而皇之地看小说，在与语文老师达成默契的前提下。这一套到高中当然早就不玩了，是初中时代的勾当。如此这般我的中考语文也还是拿了115分（满分120）。有什么值得骄傲呢？毕竟是在既定体制的条条框框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真要挣脱这些束缚，就像鱼离了水，反将无法生存。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一样吧。
教室之于学生，办公室之于白领，车间之于工人，讲坛之于教师，舞台之于演员……人们务必在其所属的社会单位里扮演各自的角色，谨小慎微，不得逾矩。如今的孩子怕是看课外书的自由都没有了；社会潮流把他们一股脑儿地倒进了名叫“竞争”的机器，从摇篮到坟墓，从幼儿园语言班、数学班开始。更要命的是，这劳什子才被叫做正常。生活有它的流水线，一板一眼，枯燥乏味，却不无理据。十八年来我在这样的流水线上生活，一面维持与体制的和解，一面保留健全的人性，我容易吗？任何一个这样做的人容易吗？
高三是这种生活的顶点。
“它没有权利。”老米曾提出异议，“生活没有权利，让我们成为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失去个性、面目模糊的自我，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形象。”
我作出一副无奈的样子：“但我们别无选择。”
“不，选择总是有的，只要我们付出代价。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害怕的。”
“可是你凭什么要求别人这样牺牲呢？”
“这——”
“你知道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任何一种生活都要付出代价，这不过是一场代价的博弈罢了：人们在既有的选择中挑出他们眼中性价比最高或‘最值得’的生活模式，选定它，并把自身纳入它的轨道。有所选择，必然会有所放弃。毕竟，人类不是生活在真空中！”
老米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写满诧异。我无谓地耸耸肩。
“我一直以为你是体制的反叛者，子渊。然而你不是。”
“不错。但你记住，我也不是体制的捍卫者。”
这是真的。
反叛也好，捍卫也好，并不是自我标榜的方式。我厌倦了拿这一类旗号作为噱头。生活的力量过于强大，与之相比，个人脆弱得不堪一击。鄙视体制？很好，你要有鄙视的资本，某种体制内的资本。作为高考体制内生存的一员，只有遵守规则的人，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毕竟，它是我为未来争取多种可能性最有效的——或许也是最公平的——方法之一。没法子啊，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起码我知道，未来的一切要靠自己。吃老本的人多没意思。
这是之前的想法了。那时的我，当然不懂自由与公正的真正含义，只是凭借一份简单的直觉，我以为这是最接近正确的：竞争依靠实力，实力又是天分和努力的综合。现实一点的老师（实际上人人如此）会告诉你考试的技巧，例如顺应出题人的心思是如何重要。但他们都不会谈及最重要的一点：运气。
而眼下就是命运给予我的回报。
我居然错了吗？错在哪里？多年来的流水线生存经验告诉我，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努力一定会有回报。好啊，我遵守了你们说的规则，三年来保持着有望进入一流大学的成绩。稳定，除了稳定还是稳定。从学校到家庭到社会，人人都在谈论它，把它视为头等大事。我这样一颗微小的原子自不能外。稳定地学了两年稳定地复习一年稳定地考了两次模拟稳定地报了志愿并期待着一个稳定的高考成绩。填的是一流学校不错，专业中等，并未奢望超常发挥。所有人都说，只要稳定，就没有问题。
结果是一脚踩不到底的虚空。虚空背后，再没有可以任我选择的将来。
是承认失败的时候了。无论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代表日本在“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协议的重光葵外相有多不情愿，太平洋战局已经到了非如此不可的境地。历史之于国家、偶然性事件之于个人，大概并没有什么分别。
不必排列高中历次大考的名次了。我已心知肚明，高考果然是最差的一次。就像一出舞剧，每一次彩排都气势高昂、雄浑壮美，到正式演出的一日，领衔的女主角却在彩色的灯光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因一个高难度的旋转摔断了腿。这一悲剧原本无关世人；观众们尽可嚷着退票，而跳舞的女伶，却得舔着伤口，退缩到世情冷落的墙角里去。她做了手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也最为珍视的一面从此破碎了。
真是史无前例的讽刺。
作为失败者的我，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中央，黑暗的大背景下，感觉自己就像那条被抛弃的狗，那个艺术生命被宣判死刑的女人，那个与我遭受同样不公正的、被弃置的陌生个体。精美的瓷器碎落一地，即将实现的梦成了被嘲笑、被扫地出门的垃圾。我不知该向何处乞求怜悯。口口声声说着“公正”和“稳定”的上帝哪里去了？它拯救不了我。当我呼唤着它，企求从过往的荣耀中寻求平衡时，它却狠狠地将我的自尊践踏在地。羞辱的痛楚使人清醒。睁开眼睛看看吧，是的，我顺服于规则，却被规则所背叛。铁的规则面前，我似乎已没有了尊严。
我那可怜的尊严哟！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会为它不惜一切。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强烈地感到世界上存在一种称之为命运的东西。一如绵绵不尽地消逝在我们身后的光阴。注定的结局，一如时光流逝，无可挽回。
三年之前，我被一所著名的重点高中录取，开始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体制内生涯。那时我不以为我失去了自由。我遵守规则，顺理成章地付出和收获，满足于所取得的一切琐碎的成就。同时，我晓得如何在体制外寻找乐趣，将个人自由与枯燥的学习达成平衡。我以为这就是生活，底线之内，天空之下，简单而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