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的我最终发现了自己的愚蠢。没错，我缺少的不是智力，而是自知之明。命运可没有那么简单！茫茫黑暗之中，它自有神秘的触发点，绝非理性可以确知。而我却忽略了它的存在，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别天真啦，生活是没有理所当然这回事的。一切都有可能，前一秒真实可感的存在亦会在下一秒化为虚无，坠入死亡迷阵边缘一无所有的深渊。
那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
3
几天后我与阿苗一起去学校拿成绩。
由于学校宿位紧张，不少人在附近租房，以免把宝贵的大好青春浪费在一早一晚的交通堵塞之中。这反过来加重了学校周边交通之拥堵、空气之污染、房价之高涨，等等，证实了居住条件愈差而人口愈密的悖论——这学校的魅力可见一斑。我家也概莫能外。我住在学校十五分钟步行路程半径之内的小区，横过两次马路，向南百米不到便是校门。校园里平时曲径通幽、风景旖旎，但到高峰时期人流拥挤，高中教学楼又在校园的最远端。这时候你就得做好百米冲刺的准备：远远听见甜腻刺耳的预备铃声响起，便将书包当盾牌，拨开人群一口气直奔五楼的高三教室。没进教室门口，便能感受到高三与其他年级的强烈对比：那种不同寻常的宁静、肃穆、死气沉沉，铃声听起来也宛如哀乐。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瞟一眼巡逻到后排的班主任和讲台上主持自习的课代表，故作镇定地溜进教室。世界静止了。又是新的一天，毫无察觉的人们生活在静止的时间里，除了计算倒计时牌上的日子和老师力嘱要关心的、可能与考题有关的时事，他们对一切漠然处之。一切没有任何改变。
“所以说嘛，离得越近的人越爱迟到。”阿苗曾若无其事地总结。
“我这是卡点——这叫准时懂不懂！”
“准时……好吧，子渊，我知道你。”她伸出一根手指，使劲点着我的额头。她有一双会画画的手，颀长而有力，指尖在耀眼的阳光下白得透明。“你总能准确把握界限或临界点这一类的东西。你知道底线，从不过度。而我佩服你的正是这一点。”
“而我只是个不成功的理科生。临界点之类，不过是力学、电磁学做多了的条件反射。”
阿苗笑了笑：“我可不这么想。”
正话反说。高三下学期，为避开临街房子一早一晚的噪音，我们搬去了另一处公寓。仍然是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却在学校另一个方向。每到晚饭后，我习惯性地打开窗户，满满的、奇异的安静随着徐徐的夜风涌进来。我甚至有点怀念原来那浑浊的市声，从热得发干的沥青地面蒸上来，一直浮上天空，到达十一层的窗口。母亲说这里很好，闹中取静，可谓高三复习宝地。我却像一只认屋的猫，闻着房间里冷冰冰的气味，对一切只感到陌生。
惟一的好处是与阿苗家顺路。最后那个学期，我们常一起回家，经过两个书报亭、一座天桥、一个小书店。她把我送到门口，再走余下那段路——她家离学校也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作业不太多的时候（“不太多”是个模糊数词，要据实际情况而定），我们会在书报亭的漫画摊前流连半晌，或者在门口的小书店里消磨一阵。那地方相当不错。我在那儿弄到过几本好书——罗念生译的《希腊戏剧集》《人间词话》《达·芬奇画传》和埃舍尔的版画册。后者我基本是站在那里看完的——又贵又沉，弄回家可不容易。后来阿苗跟我凑钱买下了那本书，一直放在她家。其余我买下而又不敢带回家的书（我妈有课外书侦查灵敏计）也依此法办理。除此之外，那家店还卖海报和做工精致的画框，按不同尺寸收钱。我买过一幅小小的《日落大道》，直升机上升的象征性镜头中暗藏着一个女性悲伤的侧面，背后是一抹血红的残阳。我把它摆在窗台上，早晚开窗，很快落了一层细细的灰尘，夕阳的背景也失去了光亮。
“放学路上”这四个字所涵盖的一切，又是何等的奢侈啊——尤其对一个高三学生而言。
如此看来，高三也可称得上有它的快乐之处，只要一切都在正常运转中，整台机器依旧吱嘎作响地转动，我们这些流水线工人就乐得安其本分。我们看书、写字、做习题集、抄笔记、分析试卷、总结题型，用红色水笔订正蓝色水笔批注，每天一小考、每月一大考，写个人总结、写每月期望，按照忽悠人的励志书籍的说法把这些傻乎乎的期望贴在墙上（不知多少人一边看着一边傻笑呢——每当有人慷慨激昂地谈起进步动力之类，我心里总是这么想。然则这些恶毒讽刺什么的，还是收起来为好）。
而放学路上是另一个天地，一个短暂而美好的间歇。我们听音乐看野猫吃路边的烤串看新到的漫画和书嘲笑路人和呆傻的广告牌。生活的妙处储存在一点一滴的细节里，像岁月在皮肤上刻下的皱褶，像光碟上一圈圈的波纹。十分钟的路拉长到半个小时，半小时里，可以把那些“正事”一脚踹开无所顾及。我们讨论漫展，新出的碟子，华星的半价电影票，地坛书市，紫竹院的樱花。那一天路边开了一株艳红的梅花，在灰暗的街道上煞是醒目。阿苗拿了我的手机拍下来。那可怜的手机存了不少零碎照片，却被我丢了USB线，没有一张照片被存进电脑。照片们便一直安静地躺在那里，像穿越了时空的木乃伊。然后我们分别回家，重复一模一样的循环：看书，写字，做习题集，抄笔记，分析试卷，总结题型……十二点前我关掉灯，月光照在整理好的书包上，书包里安静地躺着做过的卷子、整理好的笔记、白纸上红与黑的批注。我对笔的颜色、笔芯的粗细、纸的质量这一类事情一直很挑剔。既然已经对生活的重大使命心安理得，我们能作的选择，不过是细微的调整而已。这样严密的审视之下，每一笔一画的书写都显得意义非常。
“瞧，槐花都开了呢！”
被阿苗的感叹拉回现实，我抬起头，视线略微迟疑地扫过一树米白色的花朵，随即融入人群，随波逐流。无数熟悉或不熟悉的身影从面前闪过，线条简洁明晰，人物表情模糊，好像一台木偶剧。然而有一样是不用辨识的，那就是人们的兴奋：那玩意儿不仅写在他们脸上，简直灌满了他们全身，像融化了一半的冰淇淋从蛋卷边缘满溢出来。浮动的槐花香提示着六月的降临，校园里充满了饱满的、狂喜的、丰收麦田一样的气息。这种味道原来的确存在的啊！风的味道如此甜美，而我心里盛满哀伤。我不能说话，空气割裂我的嗓子，我的声音。这是胜利者的狂欢，不属于我。
阿苗不再说话，默默走在我的身边。教学楼前碰见两个同班女生，停下来寒暄了几句，我夸奖了她们一模一样的（一起在西单买的）衬衫。在去教室的路上，我遇见许多人，个个喜形于色，笑逐颜开，桃花回暖，春意盎然。我机械地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说话时大脑处于休眠状态，完全忘了自己说了什么。可以预见的是，他们能够分辨这种异样——不，不用他们分辨，也不必你亲自站出来，分数这种事情早就该传得满大街都是了。现实总是这样残酷。你忘了吗？每一次期中期末大考，考场座位都是按照年级名次排的。人们个个聪明绝顶，对客观事件的进展一目了然，只不过刻意回避这些话题罢了。
走到办公室门口时我朝里望了一眼。许多人都在那里，一面等待，一面若无其事地说笑或沉默。但无论从总体，还是从班主任的表情看来，都是喜多于忧。我安静地排到队尾。阿苗看了我一眼。
“拿你那份去吧，”我清了清嗓子，对她说，“一会儿老地方见。”
她离开了，我再次独自一人。在此期间我保持微笑，挂出一副不可侵犯的和谐表情，跟每个见到的人点头问好。但我心底清楚，这次拿到的结果可不是电波里那一串语焉不详的符号。它是白纸黑字的官方纪录，不可更改的威严，每一个人命运的最终判决。是的，你早已知道结果，却仍要面不改色地伸出手去，接住命运。
班主任是个娇小圆润、永远笑眯眯的女人，嗓音像笑容一样甜美，讲起化学题都有诗朗诵一般的声音。跟很多同学一样，我对她的声音异常崇拜。上次新年联欢会，她还唱过一首李叔同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股浊酒须尽欢今宵别梦寒
恍惚间耳边响起纯净的音乐。班主任的笑脸慢慢放大，我愣了一下才猛醒过来。她用亲切甜美的声音叫了我的名字，一切并无异样。
“子渊啊，这一份是你的。”她把印有我名字的信封递过来，我便低下头去，伸手拿着，不敢看信封上油印的自己的名字。旁边一开始就盘算着打球游泳逛街打游戏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办公室里人烟寥落，我站在那里，像一具专门供人研究的标本，空气中浮满意味不明的抽象符号。外面隐隐传来嬉闹声。班主任当然知道我的成绩——她早就知道。真像是拍电影，that’stypical，我心想。
“你的事我知道了。”班主任起身，温柔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温柔地说：“一定是意外吧，发挥失常。我理解你。”
家长也是这么说的。瞧，这种时候所有人都理解我。但我宁可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对于其他人，我可不敢作类似的保证。
“这种事情偶尔也会发生，即使对最优秀的学生而言……”她温柔地继续。
偶尔。统计范围是整个人群，我未能幸免。
“别太伤心，先冷静下来，观察下其他学校的分数线再作打算。”
我想我是冷静过头了。这一刻的置身事外之感使我甚至忽略了羞耻的存在。半小时里我一句话也没说，安静地聆听安静地点头微笑安静地接过她递给我的本校复读班广告（上书“专收高分落榜生”，传说中师资一流，名满天下，考回名校率百分之百），然后安静地离开。我一手拿信封，一手插在口袋里，走到楼梯口，见四下无人，才把那张纸狠狠捏成一团弹进垃圾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