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远就看见，焦洪林正打着赤膊，在干打垒外面晾晒洗净的旧棉纱，那都是擦设备用过的。这场面让薛明的心里一热，就情不自禁朝那个让他爱恨不能的人走过去。焦洪林逆光站着，轮廓有些虚边。他是那么枯瘦，瘦得令人揪心，就好像一个自甘受虐的苦行僧。薛明趋步上前，抓住他一只手，那只手粗皴干硬，就像老鸹爪子。
薛明指着那幅标语说：“是你提出来的？”
焦洪林说：“也不能说是我一个人。”
薛明沉吟说：“挺有意思的。”
薛明只说挺有意思，而没说挺有意义。记者们注意着他用词的微妙，但从他的脸上看得出，他完全是站在欣赏的角度。
薛明说：“你是怎么想的？”
焦洪林说：“首长，我就是觉得，窝窝头、杠杠袄，干打垒，这都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无产阶级，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自身的历史使命，都要提倡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本色永远不能丢。”
薛明说：“看来，你是个有思想的人，每到人们困惑的时候，你总要有一些新点子。”
焦洪林说：“有句话，不知道我该说不该说。”
薛明说：“说嘛，有什么可顾忌的？”
焦洪林避开记者说：“其实，刘播当初把马御厨弄到三大队，就是个原则错误。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首先就是从吃上开始的。”
薛明沉默了半天，才说：“有道理。不过，任何事情总得辩证地看，有些时候，吃吃喝喝也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我们还要接待首长和外宾。”
焦洪林说：“要讲私交，我和马本良、刘播都不错，可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
薛明说：“你不要解释了。这么多年，你三起三落的，还能保持这么坚定的革命意志，很不容易。你提出的这个口号，可以让大家研究研究，讨论讨论。”
薛明一直相信他对事物的判断，这种判断来自朴素的直觉和多年的习惯，却源于他老且弥坚的忠诚和正义感。可这段时间里，主席台上通常挂着两帧领袖照片，这让他看着很难理解也很不舒服。他越来越感到心里没底，就好像挑着沉重的担子，却遭遇了云遮雾障的十字路口，左瞧瞧右看看，哪一边都像最终追寻的目的地，不知道这决定的一步应该怎么迈。他还没想明白，《战地报》就把“三个一辈子”捅了出去。记者们认为，领导不反对，那就是认可了，况且还有人引经据典支持这一观点，一贯讲究奉献的石油工人，以天下为己任，这么严格要求自己，有什么不对的？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全油田上上下下众说纷纭，有支持的，有说不清的，也有反对的。薛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许曾打来的，他说：“焦洪林的口号提得很好。既然你不反对，我建议再加上两句：养一辈子‘光荣虫’，打一辈子老光棍，这样就齐了。”
因为有许曾独当一面，油田总指挥部对钻井七纵队的工作最为放心，平时很少一去。薛明也知道许曾对焦洪林久有成见，听到他这种抵触而对立的言论，就特地去了一趟，想和他好好谈谈。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就在钻七的地盘上，一个很有规模的“石油工人乐园”正在偷偷兴建中，而且工程已经接近了尾声——用推土机推成一座逶迤的假山，又把毗邻的大泡子铺了细沙，改造成了人工湖。公园里有曲径长廊、照壁瓮墙、栅条躺椅、电动游乐机……一个硕大的铁笼子里，居然还养着几只猴子，在太湖石粘成的花果山上活泼地蹿跳，甚至还做出了淫荡动作，惹得围观的人们哈哈大笑。还有一位老工人，坐了那种叫做“疯狂老鼠”的游乐机，东一头西一头地疯狂了一气，下来后竟然跌坐在地上，哇哇地呕吐起来。真是瞎胡闹，这岂不是有意捉弄劳动人民么？许曾要把钻七引向何处？
薛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气急败坏，站在那儿，两眼直冒金星，身子都抖了。车开到了钻七办公室，薛明一脚踢开许曾的房门，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
薛明说：“许曾，你个无法无天的家伙，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谁批准你花钱干这个？”
许曾站起身来说：“薛副总，你别生气……”
薛明怎么可能不生气？他头晕目眩，脑袋里嗡嗡直响，习惯地摸了摸腰间，那里曾经是挎枪的地方，现在却只能摸到一串钥匙。情急之中，他抓起了许曾面前的茶杯，连同半杯残茶，就像投弹一样，用力摔到了水泥地上。茶杯碎得干脆而彻底，满地都是玻璃碴子，薛明就在上面走来走去的，脚下发出了残忍的咯吱声。
薛明说：“想不到你一个堂堂的标杆队长，竟然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人家那边提倡‘三个一辈子’，可你呢，却顶风上，对着干，唱反调。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国家还这么穷，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阶级弟兄没解放，你倒讲起享受来了。你咋不修一个大观园呢？咋不修一个肉林酒池呢？你还讲不讲艰苦奋斗？还讲不讲无私奉献？你自己看看，还像工人阶级吗？”
昔日的炮兵团长铺天盖地射出了一顿排炮。许曾挺立在密集的炮火里，在头五分钟里一声没吭；等到薛明发泄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始了棉里藏针的反击。
许曾说：“薛副总，你说咱们石油工人辛辛苦苦为的什么？”
薛明按照习惯的说法回答：“为人民服务呗。”
许曾说：“人民又是为了什么？”
薛明说：“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呗。”
许曾说：“更广大的人民呢？”
薛明眨眨眼睛，才发现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许曾的圈套。这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要想破解，几乎是徒劳的。他悲哀地咆哮着：“你少跟我扯这个，你就是把大天说破，也休想说服我！”
许曾说：“薛副总，你好好想想，从创业初期到现在，工人们吃的苦还少吗？为国家做的贡献还小吗？别人我不知道，换了我，想让我吃一辈子窝窝头，穿一辈子杠杠袄，住一辈子干打垒，我宁可扔下二十多年的工龄和一大堆高帽子，到别处去当盲流！”
薛明说：“那只能说明你的意志薄弱，能善始而不能善终。我们提倡改善生活，可总得有个尺度啊。你说，为什么非要建公园？没有公园，难道就打不出油井来？”
许曾说：“没有公园，当然也能打出油井来。不过，打井的人都希望能有个公园，劳累之余，到公园里散散步养养神，这个要求不为过吧？我就是代表了这些人的真实意愿。其实，我们欠工人们的太多了。是对是错，让历史来评判吧。”
薛明说：“没有什么历史了，你这个胡来乱来的官官，已经当到头了！”
许曾说：“你可以把我撤了，不过，你总不能把已经建好了的公园毁了吧？要是那样，你可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薛明说：“不用你嘴硬。我问你，建公园的资金，是从哪弄来的？”
许曾说：“挪用了一部分基建资金，还通过职工家属义务劳动解决了一部分。”
薛明说：“好啊好啊，你许曾山高皇帝远，要搞独立王国了。你胆大妄为，瞒天过海，追求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公然违反财经纪律，这么多条，哪一条不够撤的？别以为自己是人民的功臣，就可以为所欲为！”
许曾说：“那就撤了吧，我早就做好准备了，大不了还当我的司钻，扶刹把打大钳去！”
许曾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已写好的检查和请求处分材料，郑重地放在了桌子上。可是薛明没拿，他用手在那份检查上重重一拍，桌子上的墨水瓶跳了起来，溅出来的墨水把那张纸染得花花达达的。
薛明说：“别以为我舍不得处分你！既然你非要往枪口上撞，那就对不起了。上一次迁就了你，这一次再迁就，那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了。现在我宣布，停止你钻井七纵队纵队长的职务，听候审查处理！”
薛明转身走了出去，出了门，看看天上的太阳都是黑的。“反了反了，”他兀自嘟囔说，“刚吃了几天的饱饭，人就变了，看来，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真是百发百中啊……”
钻七瞒着藏着大兴土木修公园的事被披露出来，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有说对的，有说不对的。很多单位借口批判反面教材，专程跑到钻七去参观，看完玩完之后，竟然面露羡慕之色，有的还悄悄伸大拇指。许曾收到了不少匿名的支持信，而焦洪林就惨了，很少有人说好听的，甚至引起了民愤。有一封信只有简单的四个字：我×你妈！
六叔知道了许曾被停职，就打电话安慰他。许曾说：“你过来给我做一顿饭吧，我中资产阶级的毒太深了，不但张罗建公园，闲着没事，还想享受一下皇帝的待遇呢！”
六叔就利用一个休班，到街面上去采买好吃的。转来转去，就越过了梯形跨线桥，来到了铁路西侧。
这片被人习惯称做铁西的地方，麇集着从各处跑来的盲流、手艺人、临时工、小商小贩、江湖游医……他们就像是附着在大舰船上的海蛎子一样，靠挣石油工人的钱为生，难免被人付以白眼，清理了多次都清理不净。由于油田上的几个“不花钱”没法继续坚持，这些人又对社会分工起到了补缺拾遗的作用，就任其存留下来，并派人严加管理。枝杈纷杂的街巷人头攒动，五行八作应有尽有。
六叔就反射地想起，自己的翻毛皮鞋鞋底已经开线，如果不及时修理，过些日子成了两张皮，就没法再穿了。令人惊奇的是，整个油田到处都有掌鞋的，就像是随风飘落的蒲公英种子，而且大半都是浙江温州人。他们扛着脏兮兮的绱鞋机，穿着油唧唧的大围裙，不管雨雪风霜，随便找个地方就坐下，坐下就极具耐心地等着，就像垂钓的渔人一样，一毛一元地挣着小钱。他们的眼睛从不高瞻远瞩，只盯着过往行人脚上的鞋，皴裂的双手让人怜悯和同情。尽管六叔也是普通意义上的劳动人民，他还是觉得，这些掌鞋的真不容易，比他辛苦多了。
六叔坐在一只小马扎上，把脚伸出去说：“师傅，修修鞋！”
那人戴着一副墨镜，竟然还低着头，朝他摆着手，意思是不想接活儿。
六叔说：“我都坐下了，你还能让我起来？”
那人仍然摆手，还指了指旁边的修鞋摊。
六叔笑了，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修鞋匠，放着送上来的生意不做，还跟我打哑巴禅，你可真逗！我的鞋比别人的臭是怎么着？”
那人不吭声，两行泪水从墨镜下面流出来。一刹那，六叔怔住了，他发现，这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张家生。六叔呼唤了一声，一把将他抱住，就当着众人的面，两个人呜呜地哭出声来。
实际上，张老板早已返回了这片土地，只是一直蛰伏在这些散乱杂人中间，没跟熟人见面。他本来可以回到采油三大队去，接着干他的掌鞋行当，可他没有，就靠自己的一针一线，在背人的角落里生活下来。这一点六叔他们根本就想不到。
六叔说：“你这么做是啥意思？”
张老板说：“没啥意思，不过就是重操旧业嘛。在哪都是一个掌鞋，在监狱里我也掌鞋来着，何必非要回采油队去？”
六叔说：“你是怕自己面子上过不去？事情都平反了，属于冤假错案，责任根本不在你。”
张老板说：“染黑的白布还能变白么？要想不花达，只能随弯就弯，染成更黑的了。”
六叔说：“你伤心啦？”
张老板说：“有一点儿。”
六叔说：“你记仇啦？”
张老板说：“我记谁的仇？我就是想试试，换一种方式还能不能活下去。”
六叔说：“难道你不想当工人阶级啦？”
张老板说：“都靠劳动吃饭，什么阶级，还不都是一样嘛。再说，我喜欢自由自在，干这个，天老大我老二，不用听别人吆喝。”
六叔说：“你就不想工友们？”
张老板说：“我哪能不想。我是想，混出个人样来再和大家见面。”
六叔不大相信。他说：“就凭你一双手？就凭你干这个？”
张老板说：“论起来，我是泥饭碗，许曾是铁饭碗，你是不锈钢饭碗。可你能挣多少钱？不就是446大毛嘛。你猜猜我一个月能挣多少？大概有四五个446大毛。我为油田职工免费修了十来年的鞋，又进监狱修了好几年，这就是说，公家欠我的太多了。”
六叔说：“你……咋能这么说话？公家并没对不起你呀，再说当时你也开着工资啊。”
张老板说：“过去咱肩膀上扛着的是别人的脑袋，现在，总该为自己想想了。”
六叔不说话了。他觉得张老板变了，时间和空间，使他变得陌生而隔膜了。他不再是那个吃一把料豆还想着别人的张老板，他现在满脑子除了挣钱还是挣钱，跟工友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六叔静静地坐着，看着他把那只鞋掌完，然后掏出五角钱来放到张老板面前。
六叔说：“够不够？”
张老板说：“你免费，因为咱们是朋友。”
然而六叔装做没听见，站起身来，决然地心酸地走开了。
来到钻七，下了公交车，六叔正在打听许曾的家，就碰见韩桂花从一幢干打垒里钻出来，手持一根木棍，追打剃着秃头的冯地火。那次流产之后，她再也没能怀孕，身边未免寂寞冷清，两口子就把全部心思都用到了冯地火身上。冯地火十五六岁了，在学校总跟同学打架，那颗秃头上疤痕累累的，好像几经粘补的球胆，却仍然具有无以伦比的威慑力，哪个敢招惹他，就出其不意，咚地一声撞过去，对方便会闷过一口气去，扪着胸口跌坐在地上，一迭声地表示臣服。事情过后，又无不找上家门来，把许曾夫妇愁得要命。
冯地火看见了六叔，就以他为屏障，跟妈妈兜起了圈子。韩桂花打了几下，都被六叔的肩膀搪过去，便扔了棍子，呜呜地哭起来。
六叔说：“嫂子，有话好好说，靠打是不行的。”
韩桂花说：“马老弟，合该我的命不好，摊上了这么个逆子，老天爷让我现世报！”
冯地火看见妈哭了，又拱到他怀里，哄着说：“妈，你还真生气呀？你想打就使劲打，甭管脑袋屁股，随便管够！”
这么说着，就拿起韩桂花的手，往他的秃头上猛打，打得韩桂花手疼，他便拿起妈的手，一边揉搓一边吹气，直问疼不疼，疼了你戴上手套打。韩桂花就破涕为笑，骂一声滚，撇下儿子，拉着六叔回家去了。
许曾正躺在炕上看闲书，见了六叔，呀了一声，穿着大裤衩子，就跳下地来。他从小柜子里摸出一瓶泸州老窖，砰地往桌子上一墩，就一个字：“整！”
六叔做好了饭菜，就和许曾涩涩地喝着酒，两个人相视苦笑。
六叔说：“你和刘播不一样。”
许曾说：“刘播比我成熟。”
六叔说：“你是不是非得这么干？”
许曾说：“只要我认准的事，就非干不可。”
六叔说：“这就叫炒豆大家吃，炸锅一个人的事。”
许曾说：“悲壮一次，要比苟且十次有意义。”
六叔说：“要讲悲壮，薛明比你还悲壮呢。要苦大家都苦，你非要做出头鸟，值吗？”
许曾说：“想想你老爹吧，他为了村里人，把命都搭上了，我这么个小官官，算得了什么？”
六叔好半天没说话。他细细地咀嚼着一颗花生米，好像在品咂人生的滋味，叹息一声，才说：“都说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现在，红太阳陨落了，我两眼一抹黑，咋越来越看不透形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