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时国力强盛，恩威播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北抗匈奴
汉初，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十多年之久。武帝登基后，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前127），汉军将领卫青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秦末陷入匈奴的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为巩固边防，汉朝在此地设置朔方、五原郡，并修缮长城要塞，募民实边。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战术，发动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实力大损，与羌人的联系自此终结，而汉朝与西域的通路由此得以打通。汉、匈力量对比，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又采用快速连续攻击战术，发动漠北之役，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直至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完全被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边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汉与匈奴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向西域地区。
■南定百越
“越人”，又统称“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存在扬越、句吴、闽越、东瓯、南越等支。百越族以越语作为交流语言，小篆已经相当普及。百越人以种植水稻为生，生产方式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有本民族的独特风格。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惶撤退。东瓯害怕闽越再度进攻，请求内迁。汉朝迁东瓯4万余人于江、淮流域（今安徽庐江一带）。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南越。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叛乱，汉朝平定叛乱后，武帝又迁徙其众于江、淮间，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从此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地区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武帝以其地及今海南岛分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9郡。
■通西南夷
秦汉时，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史书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部族。受地理环境阻碍，西南夷与外界几乎隔绝，发展落后，有些部族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建元六年，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于此地设立犍为郡；后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地区有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狩元年（前122）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同西域的交通。当时，滇人势力强大，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各族首领都要向滇王定期朝觐和纳贡。滇王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傲慢自大。他曾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气势之盛、见闻之陋可见一斑。因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劫杀，武帝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在此地区相继设置、越、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封二年（前109），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置益州郡，并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事务。
■东通朝鲜
秦汉之际，很多中国人因躲避战乱移居朝鲜。燕人卫满率亡命之徒千余人，击破朝鲜王箕准，建都王险城（今平壤），自称朝鲜王。其疆域包括今辽宁东南的一部分与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当时，卫氏朝鲜招诱汉地逃亡人，不向汉政府朝贡，甚至隔绝朝鲜半岛其他族属与汉朝通使。元封二年（前109），汉朝派遣涉何诏谕卫氏，无功而返。归途中，涉何擅杀护送自己的朝鲜使者，邀功请赏。朝鲜王卫右渠盛怒，发兵袭杀涉何。同年秋，汉朝发兵，遣楼船将军杨仆统率水师从齐地渡海，左将军荀彘统率步骑出辽东。两路会师朝鲜，围王险城。次年，朝鲜发生内讧，杀其王卫右渠，投降汉军。汉朝于此设立乐浪、临屯、真蕃、玄菟四郡。乐浪，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以南、清川江南北地区；临屯，在乐浪郡以东，统治以貉为主体的部落；真蕃，统治乐浪郡以南的真蕃部落；玄菟，统治东临日本海的沃沮部落。从此，朝鲜全境与汉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强。朝鲜特产檀弓、文豹、班鱼皮等输入中国；中国的铜镜、漆器等工艺品，以及铁制的生产工具等也不断输往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