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上，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
■董仲舒与新儒学
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随着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各学派都为建立和巩固统一政权出谋献策。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为思想主导，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会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通过理论修补，儒学与传统的宗法关系更为密切，使传统的宗法制度更为完备；而儒学所提倡的“和”的精神与“中庸”学说，也较贴近“人情”，适应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大一统”理论的阐发，适应了当时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天人感应”理论，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神化王权，粉饰弊政；更为主要的是它利用“仁政”理想，来改良现实政治，也在无形中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约束。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定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学，起用文学儒术之士。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封侯拜相，成为天子信用的重臣，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身份，就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根基。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
■兴立太学
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前136），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独占官学权威。武帝又接受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这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此确立。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推动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也推动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同时，高门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得到改变，中下层家庭的子弟的入仕门径拓宽，而少数寒贱出身的人也得以跻身官场。武帝时，还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控制教育和选士，是儒学得以长期维持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对儒学经典的尊崇，是独尊儒术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反映；平帝时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则开历代王朝尊孔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