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喧哗与骚动》以白痴班吉的叙述为开始，《罂粟之家》故事就从白痴演义因偷吃不知第几次被关起来开场。傍晚时分他在母亲痛苦的呻吟声中挣脱牢房，翠花花即将生下又一个孩子，房间里年老的刘老侠和年轻的长工、新生男婴的实际父亲陈茂在喝酒——原来刘老侠想要一个正常健康的后代，好继承自己的家业，不惜“借种”生子。十几年后这个长大成人的男孩刘沉草完成学校教育回到枫杨树，作为这片土地继承人的他，第一次站在无尽的罂粟田野上就晕倒了。“那次晕厥是一个悲剧萌芽，它奠定刘家历史的走向”。不久刘沉草就在一次突如其来的冲突中意识模糊地杀死了他的同母兄长演义，家乡到处弥漫的罂粟气息令他不知所措。
到了1948年，枫杨树乡村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没人再来收罂粟，一年的劳动毫无收获，罂粟腐烂的气息充斥全村，刘家陷入绝境。当代表新政权的土改工作组来到枫杨树时，沉草已吃起了自家产的白粉，染上了毒瘾，最后被工作组组长击毙在自家的罂粟缸里。无论就形势、就个人而言，刘老侠企图延续家业的梦想均彻底破灭了。
从沉草的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历史因袭的沉重。像昆丁一样，沉草虽接受现代教育，受到现代各种思潮和主义的影响，可精神上却从未割断与他那统治着旧日王国的父亲的联系。一旦回到枫杨树乡村，父亲巨大的阴影立即笼罩了他——
所有的思想和主义离枫杨树都很遥远，沉草迷惘的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怎么回事？沉草走过爹的堂屋，隔着门帘，看见爹正站在凳子上打开一叠红木箱子，白金钥匙的碰撞声在沉草的耳膜上摩擦。沉草的手指伸进耳孔拘着，他记起来那天是月末了，爹照常在堂屋独自清理钱财。沉草想起日后他也会扮演爹的角色，爹将庄严地把那串白金钥匙交给他，那会怎样？他也会像爹一样统治这个家统治所有的枫杨树人吗？他能把爹肩上那座山搬起来吗？
甚至四下弥漫、挥之不去的罂粟气息，都更暗示一种无处不在的父辈的力量和影响，给这个回乡的大学生施加着巨大的压力。小说用以下文字，描写祖祖辈辈的意志，凝聚为一把白金钥匙，经由父亲的手传授到这位现代青年手中的情景：
沉草，你跟我来。爹的声音一直在前面呼唤，每一颗空气也都这样呼唤，爹幽灵般扑进祠堂大门，白衫的后背闪着荧光。神金上点着八支红烛，香烟缭绕。他看见爹跪在祖宗的牌位前，身体绷紧像一块石碑。这是我们的祠堂，这就是我们祖先藏身的地方，他们给予土地和生命，在冥冥中统治着我们的思想。沉草抱紧自己的身体跪在爹的身边，听见某种灾难的声音吱吱叫着往他头顶上坠落。在悸冷中沉草的手摸遍先祖之地，地上冰凉，他又摸到了爹的手，爹的手也冰凉。他看见白金钥匙在神龛上有一圈月晕似的光泽，白金钥匙发出了田野植物的各种气息。它马上要落到你的手里了。
沉草，向祖先起誓。我起誓。你接过刘家的土地和财产，你要用这把钥匙打开土地的大门。你要用这把钥匙打开金仓银库，你起誓刘家产业在你这一代更加兴旺发达。我起誓。白金钥匙天外陨星般落到沉草手心。他奇怪那把钥匙这么沉重，你简直掂不动它。沉草啊你的祖先在哪里？到底是谁给了我这把白金钥匙？
像昆丁一样，沉草也曾经挣扎过，试图从坠落的家运中挣脱出来。他想到在家里打网球，这是代表现代文化的学校生活留给他的最后一点联系。他尽了力，农村没有网球和球拍，就自己动手做。可每次做好一个网球，这个球就神秘地消失了。沉草终于醒悟“在枫杨树的家里你打不成网球，永远打不成。”这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笔，喻示着代表祖先和历史的家庭阴影的沉重，终究无可摆脱。
沉重的过去压垮了年轻一代。那么，简单地斩断过去，是否就能逃脱历史的诅咒呢？昆丁的妹妹凯蒂的遭遇仿佛回答了这个问题。她从小就富有反抗精神，比家里任何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过去已经永远过去了。所以她对母亲灌输的那套“南方淑女”的教育不以为然，宣称贞操不过是“指头上的一个倒刺”，并以实际行动寻求性爱和婚姻的自由。但当她未婚先孕事情败露后，仍不得不在家族名誉的巨大压力下低下头来，同意家人安排嫁给一个并不相爱的人，然后被丈夫遗弃，永远地与女儿隔离，沦为娟妓……最后，在《喧哗与骚动》的结尾，我们看到她的照片印在一本二战期间的画报上，旁边站了一个纳粹将军，她的脸“在华贵头巾和海豹皮大衣之间，没戴帽子，辨不出年纪，美丽非凡，冷静明朗，又印着诅咒的烙印”。
同样提供一份答案的，有苏童小说《南方的堕落》中的主人公金文恺。他是香椿树街上一座几百年历史的老茶楼的拥有者一一梅氏家族的最后传人。但他为什么不姓梅而姓金？原来——
是金文恺自己把梅姓扔掉的，他有一天突然就跪到香椿树街派出所要求更改姓名，宣布他从此姓金。派出所方面提出种种质疑，金文恺只说一句话，你们救救我吧，再不改姓我就要没命了。那是1953年的事，正在搞公私合营，梅家茶馆也在合营之列。金文恺的改姓弄得新茶馆里的茶客啼笑皆非，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改性，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姓金。终于有人一语道破天机，说，梅是霉，金是财，那家伙还在做发财梦。
看起来，改姓此举只是暴露了金文恺爱财如命。但这只是一方面，在这荒唐事件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是想改变命运。金文恺在内心里清楚地知道“他的梅氏家族遗传的命脉对新社会的气候没有任何适应能力”，自我保存的本能促使他必须做点什么。可是无济于事，“从1953年起，金文恺一直是香椿树街每次革命运动的靶子，粗略地估计一下，金文恺被游街、批斗大概有80余次。这个数字超过了他的寿数，也超过了他储藏的黄金盎司量”。
像凯蒂一样，金文恺的额头上也印着诅咒的烙印。但不同的是，在中国对这些叛逆者的诅咒是双重的，一方面隐藏在他们身上流动的祖先血液的罪恶里，另一方面却包含着对他们背弃家族和传统的许逆行为的惩罚。金文恺天真地以为，只要改掉祖姓就能摆脱过去的阴影，可他忘了，“对于南方人来说，任何一个宗族都不可能改姓，这种罪过无异于挖自己的祖坟，永远不可饶恕。”当他后来孤独地病死时，香椿树街的人普遍认为他该死，而且断言即使死后，梅氏家族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也会对金文恺这个不肖孽子进行批斗，“像在香椿树街一样让他继续游街”。
在以上这些分别于不同年代、在中国和美国出演的有关人和历史的动人悲剧中，如果认为宣扬冷酷无情的历史决定论就是作家们的本意，显然是错误的。福克纳的浓厚兴趣，归根结底在于人的命运。他在194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答辞中说过，一个作家的真正主题是“人的自我矛盾的心灵”。苏童正确地领会了这一点，意识到“福克纳一直在用人类写作历史上最极致的智慧和手段为人类本身树碑立传”。历史，是现代转型中不可或缺的人文背景，是现代生存的参照系数和对比模式，也是现代表述的话语资源。历史的存在乃是一种最典型的现代性，对生活在停滞状态的人们来说不会有历史。在福克纳和苏童的艺术世界中，历史就这样获取了和人同在的位置。
从这个角度看，贾平凹小说创作中的某些不足就显现出来了。他的商州系列小说，虽不能说作品的时间背景就没有现在和过去的区别，但最重要的一点——现在与过去的联系——是缺席的。时间表现为被割裂的一个个点，彼此孤立，现在与过去之间是一片空白，少了表现历史所应有的那种纵深绵延感。相应地，在人物身上也缺少一种流动的历史感，缺少一种时间与传统的碰撞所引发的过渡时期的焦灼与自我斗争。他们仿佛不是从过去走向现在，而是生来就属于过去或现在，冲突常常表现为外在的、人际的，而不是人类心灵与自身的斗争，这多少减弱了作品的艺术力量。
如同所有作家一样，福克纳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写作。不过体现在他作品中的“经验”，是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1884）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经验从无界限，也从不完结；它是无穷的感性，一种悬挂在意识的居室的用最精美的丝线编织的巨大蛛网，以它的织成物捕捉每一个凭空而生的东西。它就是心智的本身的氛围；一旦心智开始想象——有天才的人常常会有这情况——它就让自己把握到了人生的最模糊的暗示。”福克纳并不是自传型的作家，他不喜欢把自己有过的感受一股脑儿塞到小说人物的身上。他更像是超越在人和历史上的观察者或描述者。这一点苏童和他更接近。而贾平凹，太过自觉地希望读者意识到他的小说所蕴藏的意义，太过明确地企图把这种意义导向对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省悟和理解，反而损伤了他所经验到的商州大地的变革所蕴含的丰富层面。
福克纳没有到过中国，也没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什么兴趣，他更多是扎根在密西西比州的黑土地里。但就像批评家指出的，与其用美国南方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来为福克纳的小说定位，不如用人性洞察的精确程度来定位。正是这一点，为他以后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苏童、贾平凹等作家的遥相呼应和共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只要进人类似的发展阶段，人们遭遇的机会和问题是彼此共同的。当这个时候，走在前头的有可能为后来者提供一面镜子，让他容易看清楚问题之所在。这也是异质的文化从对立转而产生亲和现象的最典型例子。当然，镜子里出现的仍是后来者自己的身影。不过无论怎么看，人类的处境虽有时间和空间的间隔，但基本的困惑或焦虑，就是那么一些。
5.向主流挑战：垮掉的一代和新新人类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活跃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一代年轻人。提到他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成员放荡不羁的言行和传奇色彩的人生。他们基本上二十岁出头，虽然大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却不约而同背离了生活的正轨。吸毒、暴力、同性恋、流浪，所有为正统人士所不屑不齿的东西，到了他们这儿，俨然成为人生的主题。但他们这些举止并非随心所欲的胡闹，相反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鲜明地标志着向主流文化的有意挑战。
垮掉的一代也写作，记录下了年轻的人们不羁的反叛、叛逆的思索和刺耳的嘶吼，并产生了克鲁亚克的《在路上》（1957）、金斯伯格的《嚎叫》（1956）等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在路上》今天已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虽然垮掉的一代到60年代初就渐渐销声匿迹，但这种“反文化”的精神直接为60年代末的嬉皮士运动所继承，成为美国另一种文化传统。它意味着对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唾弃，对工业文明体制化社会的逃避和对因战后麦卡锡主义的横行而萎缩的个人心灵自由的舒展和开拓。
克鲁亚克的另一部小说《残缺的真理》（1958）描写了以年轻诗人加里·史奈德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亚菲·略德尔钻研和掌握禅宗的情况。我们已经提到金斯伯格和史奈德都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诗人。拿金斯伯格来说，他读过《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孟子，欣赏李白、王维、白居易、苏轼等古代诗人，还帮助别人翻译过苏轼的诗词作品。当时“垮掉的一代”确实是如此认真地对待东方文化的。为了替僵化的主流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他们相当关心文化问题，除了西方文化固有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传统外，注意学习和吸收禅宗、道、达摩经、书法等东方文化，由此中国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也落在他们的视野里。
文化交流的双向逆转运动再一次表现出来。到了20世纪末，垮掉的一代在美国本土早已波澜不兴。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却有一个作家群横空出世，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又重温了垮掉派的名句，又重见到了那些一度闪光的名字，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年轻和与主流社会背道而驰的言论思想及生活方式。种种都似曾相识。
卫慧、棉棉、周洁茹、朱文颖……这些因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被概括为“70年代以后”，又因标新立异带上了后现代色彩而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年轻作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社会争论。他们放浪形骸，对传统习俗视若无睹，追求极端个性化的自由，作品触及毒品、同性恋等当前中国社会极为敏感的话题。他们使社会深感不安，同时又促使人们对一些原本被忽视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像当年的垮掉派作家，他们引发的思考将是多方面和深远的。
逃离物质主义
如果要对“垮掉的一代”的反叛性格获得一个印象，也许没有比就近打量一下《在路上》更合适的了。小说的题目本身就极富深意，它预示一种没有终点的流浪，永不停顿，这实际上暗示了对稳妥而乏味的“正常生活”的回绝与否定。
小说中的主人公狄恩生来注定是个流浪者，他出生在颠簸的路上，从小就习惯了居无定所的漂泊。即使在屈指可数的几次停泊期间，他的箱子也总放在床下，随时准备要远走高飞。在工业社会，狄恩是一个奇迹，一个从层层束缚中逃脱出来的自然生命，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欢快、生机勃勃，使另一人物索尔第一次见到他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并很自然地将他与周围缺乏生命热情的朋友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做了对比：
那件肮脏的工作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潇洒得体，就像狄恩自己常说的那样，他如此合身的衣服在普通的裁缝那儿是无法买到的、那是充满欢乐的自然之神对他的恩赐。听着他那激动人心的谈话，我仿佛又听到了我童年时期的那些朋友和伙伴们的声音……我现在的这些朋友都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但是狄恩的智慧既丰富又完美，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学究气，甚至他的那些“犯罪行为”说起来也并不令人气愤和嗤之以鼻，那是狂放的西部人性格中“美国式欢乐”的爆发，他只是为了寻开心而偷别人的车。然而，我的那些纽约朋友们却总是站在否定的立场上诅咒社会的腐朽，并给它找出书卷气十足的政治或心理学上的原因。狄恩只是切切实实地在社会中拼搏，为了爱和面包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