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恩对责任、义务、规范、道德等诸如此类的复杂概念一无所知，他还没有学会如何按照他人的要求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中规中矩的社会角色，也永远不打算学。他只崇尚行动，安定不下来，只有在奔波不定的旅途中他的灵魂才能获得安宁。他这种轻率无知使周围那些深受正统社会观念影响的人们大光其火。在这世间狄恩唯一追求的东西就是流动的自由，当他又一次踏上征途，从纽约这个“冰冷的充斥垃圾的城市”的残雪中出发，奔向西部的广阔天地时，所有的不愉快都消失了，心灵温柔敞开，真切地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索尔是小说的叙述人，天性里也潜伏着躁动不安的东西，与狄恩的相遇激发了他流浪者的本质，他们一同上路了。在狄恩时速九十英里的风驰电掣中，喜悦排山倒海地袭来。更多时候，他们身无分文，站在路边，爬上任何肯带他们一段的过路车辆，照样横贯东西、纵横美国。只见不停变换的场景、陌生的姑娘、萍水相逢的路人，世界如此缤纷多彩！
因为是作家，索尔在享受极度自由喜悦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这使得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对他总是迫不及待地逃离居住的城市、踏上流浪之路的动机有所了解。到达西海岸后，有一次索尔爬上了一座山，“山上到处都是茂密、苍茫的加利福尼亚杨树和桉树林，山巅四周树木很少，只有裸露的岩石和青草。越过几座小山麓便是湛蓝湛蓝、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岸边的草地上，成群的奶牛在寻觅着食物。”这美景使他陶醉，可就在他立于山巅俯瞰自然美景的同时，脑海中突然浮现出纽约的身影，“在遥远的东部，疯狂的纽约正向天空喷吐着可怕的烟雾和有毒的棕色气体”。这一天他来到明星汇集、商业繁荣的好莱坞，给他的印象也是“在这一片喧嚣的背后却是荒漠和虚无”。当他旅行结束又回到熟悉的大都市时，“看到光怪陆离的纽约，它那千百万的人流挤挤撞撞着，为了美元而冲杀，他们做着疯狂的梦——紧抓，占有，给予，叹息，死去”；这“就是纸制美国的诞生之地”。
显而易见，索尔对由吐着工业浓烟的城市、庸庸碌碌如虫穿般的现代人、足以主宰一切的金钱及无处不在的赤裸裸的物欲构成的现代文明社会极度厌恶和不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对现代工商文明采取批判否定的立场，无论在过去或现在，常被人视为精神失常者、疯子，不仅因为其举止异于常人，更因为世界在他们视野中呈现出疯狂的一面。这不禁令人想起20世纪初一位印象派画家的遭遇——他画了一批以伦敦为主题的风景画，在伦敦本地展出时引起巨大轰动，因为他画的天空全是红的。人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是标新立异的画家玩弄的又一伎俩，但当他们走出画廊抬头看天时不禁愣住了，原来伦敦的天空果然是红色的——由于污染它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颜色。原来艺术的真实才真正揭示了生活的真实。
金斯伯格的诗歌里同样充斥了这类物质主义的恐怖景象。《美国的没落》写道：
我的亲朋好友都病死在医院里，
埋入铁轨旁边的坟墓，
理在千家万户的屋旁，
那儿有西方电力公司的宇宙电厂匹兹堡烟囱吐出团团烟雾
“飞行服务处”的油箱上面飘满废气超高速公路在蒙桑托铺展
金属桥梁被月光照亮
普拉斯基高架公路悬在天空
一线黑色我的童年
紧靠在海港上巨大的货堆旁，
四处是蒸汽
另一首诗《向日葵颂》展现的画面更可怖：泛着油污的河水里漂浮着“被抛弃的死婴”、“被遗忘的黑色轮胎”、“避孕套和铁锅、钢刀”，河边一株灰色的向日葵以“一种死灰色阴影对着天空”，它“凄楚，污秽，眼中冒出旧时代的机车头吐出的团团烟煤”，它的“穗须委顿的花冠耷拉下来，颓丧如一顶击扁的皇冠，花籽从脸上脱落，载满阳光的空气进出它那即将脱牙的嘴”，枯萎、衰竭，失去了生命力。这仅仅是一株向日葵吗？不，它分明是拥有高度现代化工业的整个美国的写照。
现代化，这个当初无比美好的理想和未来蓝图被人类泛滥决堤的欲望洪水染上了污黑，变得面目全非。在金斯伯格和克鲁亚克这些看似疯癫的诗句和意象背后，隐藏了他们对现代世界以及人类命运深沉的哀叹和严肃的追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70年代以后”或“新新人类”作家也在经历同样性质的问题。虽然今日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因处于全球化资本的世界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许多后现代和后工业社会的印记。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也开始呈现出某些消费社会的特征，比如服装时尚和款式迅速变更，广告、电视和宣传媒介的渗透达到了充斥整个社会的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在沿海发达城市，现代文明的气息越来越浓厚。所以在这一代年轻作家笔下，城市面貌呈现出似曾相识的种种特征——
看两边蜂窝栉比的建筑群巍然耸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激烈闪光让你睁不开眼，这些现代建筑是人类追求工业文明最疯狂的产物。它们干扰光线辐射，影响空气流速，压迫着城市地表的密度，使城市以每秒0.0001微米的速度下陷入海，同时它们还挑衅着城市人日益荒芜的视野和渐增渐高的智商。
——卫慧：《越夜越美丽》
街上，太阳像百万个水银灯在腐蚀着行人、车辆、店铺的招牌。白晃晃的光是薄如弹翼的刀，切断了我们的视野和我们的意志。你不得不像条狗一样吐着舌头来抵御这座大城市的盛夏。远处高架公路桥墩上坡道被众多车辆堵得滴水不漏，那些车像僵死的百脚虫在太阳底下等待腐烂发臭，令人敬而远之。
——卫慧：《欲望手枪》
丑恶、冷酷、非人性，繁华背后的荒芜……现代城市物质主义盛行的表征以一种类似克鲁亚克式的不动声色被勾勒和刻画，其中蕴含的批判之意不言而喻。
但是，在“新新人类”这里，问题要更微妙。与“垮掉的一代”对物质主义始终如一的坚决抵抗态度不同的是，很多时候，卫慧的更像是这种疯狂的现代文明的受益者和享用者。她们的主人公出人豪华饭店、高级娱乐场所，在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特色餐馆的烛光、垂幔和优雅的音乐中呢喃低语，在弥漫着贵族情调的精致的美容院里边做脸边睡觉，甚至连谈判和吵架也只肯在摆放着古董、飘散着咖啡香的商业环境里进行……故事总是发生在这种提醒人们与金钱、物质挂钩的场所，使读者不禁怀疑其真正用心何在。
关键不在于小说中该不该出现这样的环境，而在于作者那种津津乐道、不厌其烦的铺陈背后的意识形态。显而易见，物质享受的乐趣（并非满足生存需要的正常的物质消费，而是一种奢华享受）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卫慧尤为明显，上海在她的笔下就是一座供有钱人寻欢作乐的秘密花园，商人阔佬、父母在国外的留守子女、富孀、洋人、高级白领，总是这些人在活动。每当她把笔触伸向价格不菲的消费场所时，就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这种优越心态来：
棉花餐馆位于淮海路复兴路口，这个地段相当于纽约第五大道或者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远远望去，那幢法式的两层建筑散发着不张扬的优越感，进进出出的都是长着下流眼珠的老外和单薄而闪光的亚裔美女。我和天天经常光顾此地。
出现上引这段文字的小说《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由欲望编织的故事。不妨简要概述一下它的情节：年轻漂亮的都市女孩倪可大学毕业后辞掉了杂志社“前途无量”的工作，怀着探索人生秘密的愿望，一头扎人生活的漩涡。在咖啡馆做侍应生期间，她结识了文静秀美的男孩天天，两人真诚相爱。不幸的是，天天的生理缺陷使两人无法达到真正的灵与肉的融合。倪可对此尤感痛苦，纯洁的爱情并不能满足她，因为“从大学开始我就被一种‘性本论’影响了人生观”。正在此时，德国人马克出现了。第一次见面马克就以“混杂着CK香水的体味”以及“脸上那种心不在焉但性感无比的神情”俘获了倪可的心。几天以后她接到马克试探性的电话时“跳进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一个高个子的洋男人来了！”’，于是她不顾天天的反对，接受马克的邀请去看画展，再次被对方身上强烈的性特征搅得心神荡漾，感受到猎物在猎人面前的无力自持。由此“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犯错”的倪可失去最后一丝控制力。欲海沉浮的时刻，天天被遗忘到九霄云外，纯洁的爱情败给了强大的欲望。尽管事后倪可安慰自己“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可心底里连她自己都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马克像赘生物一样从我们感情生活最薄弱的一环生长出来，不能轻易摘除，它存在的理由即是我身体某个地方有病毒发作，这种病毒就叫‘情欲’。”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移情别恋的故事，爱情从始至终都在天天一边，而马克只是欲望的符号。这欲望不单单是情欲，它也掺杂了物欲。和马克的交往虽然并非金钱交易，但不可否认的是，倪可从中也获得了充分的物质享受，这个富有的德国人不是把她带到金碧辉煌、“漂亮得令人无所适从”的私人公寓，就是价格昂贵的大饭店。一次约会后，倪可从马克遗落的钱包里顺手抽出几张大面额的人民币，毫无障碍地上演了一出偷窃行为。而马克即将回国前夕，倪可的告别就是趁他不注意偷走了他手上的蓝宝石钻戒。虽然倪可认为这是一种恶作剧式的纪念，但我们仍然要忍不住怀疑其动机。事实上，吸引倪可的不仅是生理的满足，还有马克带来的优裕的生活质量。作为一个欲望的符号，马克是情欲与物欲的结合——他的名字就是德国的货币单位，这恐怕不仅是个巧合吧。
卫慧的另一部小说《欲望手枪》（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也很能说明问题。主人公米妮是一个辞了职正在写小说的年轻女孩。一天她走在街上正幻想着自己能得到一张百万支票，突然神奇地出现了一个百万富翁。得知真相的米妮毫不犹豫地跟他回家，满足了富翁变态的性要求，事后接受了一个装有五张银行存款单的信封。
不能简单地认定是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导致了对金钱的狂热追求。倪可相当清醒，也相当睿智，她自我总结道：“工业时代的文明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上感染了点点锈斑，身体生锈了，精神也没得救。”这意味着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都市年轻女性对于自身行为有着明确的自我认知。明知其中利害，却仍然身不由己被潜移默化，成为金钱物欲的奴隶，这是更加令人悚然心惊的。面对此种情形，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物质的进步必然以道德水准的下降为代价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物质与精神的发展失衡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衡量现代化的标准，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人的思想、道德、情感和观念的水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使人的精神同样得到提升，实在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严肃问题。
对物质的追逐决定了“新新人类”不可能像“垮掉的一代”那样彻底抛弃文明繁荣的一切，理直气壮地针砭物质化的现代社会。或许他们原本就意不在此，揭露和批判不是目的，就像作家陈染所说的，锋芒毕露并非来自想“打碎什么”或“触碰什么”的冲动，其实“她们对这种体制中的不和谐根本就视而不见”，“张扬自己的那一套生活方式”才是其唯一想要的。在这一点上，“新新人类”只拾得了垮掉派作家的皮毛而已。
失落的自我之歌
人在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台巨大的工业机器的同时，虽然获得了物质上的补偿，但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使自己也变成了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其结果，就如卡尔·雅斯贝斯指出的，“个人被融入了功能之中，存在被客观化了……个人意识融化到了社会意识之中……他只是作为‘我们’而生存着。”强大的体制化力量加倍映衬出个人的渺小，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随时准备将个体吞并，使个体生活在丧失自我的恐惧中。这种不安和惶恐，即使迷恋城市文明的人也不能避免。卫慧的《上海宝贝》毫无忌讳地宣泄着：
我们在尚未开始的地方就失去了所有可能的可能。而时代高速列车也正在城市史诗般的现代建筑中呼啸着渐行渐远了。
我的眼泪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悲喜是渺小的，因为那列车从来就不会为任何人而止住那飞奔的钢铁巨轮。这就是他妈的工业时代城市文明所有令人恐惧的秘密所在。在这个由科学技术主宰生活的时代，实证主义代表了统治世界的精神态度，技术领域的实际原则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要求‘旧常事务的处理与安排遵循着固定的规则”，并“导致了典型行为的建立，这种典型行为在一种新的层面重建了类似于原始时代禁忌规则的东西”。在固定了的、禁忌化的典型行为的规范下，生活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和平庸——
窗外的行人带着陌生的表情来来往往像一群没有感觉的卡通人。生活的主流正是由这些卡通人来创造，这念头一冒出来你就会觉得失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止、琐碎、平庸像一个大磁场悬挂在日常生活的顶部，地球像蓝色的草莓一样旋转，我们像空心草一样在这个该死的城市自生自灭，我们17岁，我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就退休了，在这个工业社会我们日夜游荡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外无事可做。
以上卫慧在《硬汉不跳舞》中的描写，和雅斯贝斯的理论一样，业已为“新新人类”、包括其先驱“垮掉的一代”反文化的生活方式作出了极好的解释。高呼“不要上学不要工作是我们对生活的理想”，四处流浪不务正业，无非是想从千篇一律的社会生活模式中挣脱，确立自我的独特存在。抛弃正常人的生活投身于无规律和紊乱，意在使自己保持一种独立的活力与朝气。周洁茹的小说《出手》对此有一段颇具黑色幽默的表述，任机关公务员的女主人公为了搞创作向领导提出辞职（这其实就是周洁茹本人的经历），她陈述了如下理由：“再现现实生活为文学原则的私小说家为防止自己文学的呆滞化，最终不得不使生活本身危机化。”领导不接受该理由，于是女主人公不得不说得更透彻一些：“为了作一些紊乱的艺术，我不得不让合理的生活紊乱化”，她在暗示，“合理的生活”已经构成了对个性化文学乃至自我的最大威胁。
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新新人类”和“垮掉的一代”笔下的人物（包括他们本人）总是一些没有体面庄重的正当职业、居无定所的流浪者，为什么他们都迷恋于激情狂欢的聚会不愿醒来，为什么他们对传统、规范深恶痛绝，欲破之而后快，为什么他们都选择了在社会看来毫无价值的地方寻找自身的价值……一言以蔽之：他们想用文学和人生的双重合奏，重新为失落的自我谱写一曲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