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任职期间，正是立国八十余年的北宋朝廷大变革时期。到了仁宗皇帝即位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大辽和西夏又逐渐威胁着北宋的北方和西北边疆。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仁宗皇帝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就在这年年底的时候，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绕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就在庆历新政逐渐进入“高潮”时，包拯却还只是一个刚刚从端州调任入京的官场“小菜鸟”。
在当时，由于范仲淹的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朝廷大臣们对此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使朝廷陷入了“朋党之争”：你究竟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
在包拯从端州升任为监察御史的过程中，保守派的王拱臣是出了大力气的。当然，王拱臣举荐包拯，很可能只是为了给保守派阵营增添一分力量，并没有指望这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官场“新秀”能在挤垮改革派上有何贡献。
在当时，范仲淹等人为革新吏治，便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而当时的按察使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的升降生死，正所谓是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包拯便上疏《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反对按察使的设置。很快，关于“按察使”是否加重了吏治腐败的争论达到白热化。仁宗皇帝也开始意识到，改革派官员并不是一潭清水，同样有人在其间浑水摸鱼。而在中央机关中资历甚浅的包拯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抑制改革派的作用，使保守派大臣们喜出望外。
随着北宋改革的逐渐深入，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还串通宦官不断到仁宗皇帝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
仁宗皇帝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而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则是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互为朋党。仁宗皇帝是很忌讳大臣之间结为朋党的。当时欧阳修曾经上疏《朋党论》，将朋党分为“君子之党”和“小人之朋”，并公然承认自己与范仲淹等人为“君子之党”。这并没有消除仁宗皇帝的戒心，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加猛烈的攻击。
庆历新政失败，保守派们正弹冠相庆的时候。包拯却又上疏了一篇《请依旧考试奏荫子弟》，大谈范仲淹用考试选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应该维持下去。这也让将包拯视为“同道”的保守派们瞠目结舌。
包拯在庆历新政中所表现的态度让当时的朝廷大臣们很是不解。然而，他们不知道，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道人心；没有党争，只有实事求是；没有利益集团，只有社稷江山。
而在庆历朋党之争过后，朝廷大臣们做事都很小心谨慎，害怕与“朋党”扯上关系。
皇祐二年（1050），任职知谏院的包拯就果断上疏《论大臣形迹事》，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风气，并向仁宗皇帝举了唐太宗与魏征、唐高宗与李安时期的所谓“朋党”之争，说明敢为之人常常因损害奸臣的利益而被污为“朋党”，而作为皇帝则要善于辨明，“知人用人”。
包拯的观点其实与改革派当时自辩提出的《朋党论》《近名论》等观点是相近的，然而改革派提出的“君子以同道为朋”，是所谓的“君子之党”，包拯则指出君子之间的相互称誉提携，是不能被称为“朋党”的。这种提法自然避免了保守派的“朋党”指责，使朝臣们敢于做事，勇于改革。
之后，包拯还向仁宗皇帝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向仁宗皇帝进奏要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起用贬逐之臣。而这些观点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
朝廷大臣们这下终于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只为公道、不涉党争的官场异类。
